公元前203年，垓下之战失败后的项羽逃至乌江，乌江亭长泊船而待，劝项羽急渡，然后称王于江东，待时再起。项羽却把失败归于天意，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将战马送给乌江亭长，手持短兵，独自搏杀汉兵数百人，最后自刎而死。楚汉战争以刘邦全胜而告终。次年二月，刘邦称帝，建立汉朝，中国重归一统。
大业未成，又损兵折将，固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然而，面对乌江对岸的故乡会稽，面对生的希望，项羽却不听手下的忠言，一意了结性命。殊不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应时势的变化而能重新崛起者方为英豪。
晋公子重耳在国家****、奸人诬陷的情况下，他不是以死殉国，也不是死拼到底，他选择一条路——逃。也许有人会说他贪生怕死，但这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重耳在外流亡19年，直到公元前637年，才在秦国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登上君位，是为晋文公。而多年的流亡，也锻炼了重耳，使他懂得尊贤重能、体恤百姓，又坚忍不拔，上任后励精图治，两年以后，就使晋国富强起来了。在打败楚国后，终于称霸于诸侯，号令于天下。
越王勾践在战争失利，甚至可以说是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被吴国俘虏，但他卧薪尝胆，忍受各种屈辱近三年，最后终于雪洗前耻，灭了吴国。试想，如果勾践当时也意气用事、了结性命的话，哪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想当初红军万里长征之后，仅剩3万兵马，如果******也像项羽一样，解散红军回湖南，哪还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哪还有新中国的今天？
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现在失败了就等待来时，顺应现在的时势积蓄力量。只有你有恒心、有毅力，认清时势，顺应时势，总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作为一位有着丰富统治经验的帝王，乾隆皇帝在清朝的对外贸易中，总体上采取保守策略，但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却不乏灵活机动，正所谓“识时务”。
乾隆二十四年(1759)闰六月，乾隆皇帝接江西道御史李兆鹏奏折，建议严禁生丝出口外洋，以此来平抑生丝价格。乾隆皇帝将这一问题交给大学士会部议，结果同意禁止生丝出口，于是乾隆皇帝允准。这时两广总督李侍尧上报，称本年外商已经采购的生丝，有的已搬运上海船，是否可以出口。乾隆帝闻奏，破例允准。
然而，禁止生丝出口并没有使生丝的价格降下来，相反使清朝每年损失了100万两的白银收入。因为清朝每年对外出口生丝，收入都在百万两白银以上。于是，乾隆帝在五年之后，又重开禁令，允许生丝出口。
乾隆帝在谕旨中称：“禁生丝出口行之日久，而内地丝价仍未见减，而且更贵者有之……徒立出洋之禁，则江浙所产粗丝转不得利，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
从这道自纠过错的谕旨中，我们不难看出乾隆皇帝顺应时势、随时应变的实用主义思想。这也正是他得以统治清朝60余年而不乱的原因。
不要让私欲迷惑了心智
人是欲望的动物，所以永远得不到满足，永远在为自己攫取着，所以最容易沦为私欲的奴隶，把自己的心灵变成地狱。做人要方，要坚持心灵的原则，不要让私欲迷惑了心智。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所谓人各有志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人生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还是要谨记：做人要少一点欲念，多一点超脱，到了你出名的那一刻，你定会成功。做人要实际些，莫为名利遮住眼。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个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个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希夷写了一首诗，曰《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读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情不自禁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
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将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求名并无过错，关键是不要死死盯住不放，盯花了眼。那样，必然走到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
人是欲望的动物，实现自我，是每个人的追求，这没有什么不合理，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就像三毛所说：“在我的生活里，我就是主角。”除非他是精神病，没有人不关心自己，不希望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追求。这一切可谓人之私欲使然。没有私欲是不正常的。然而私欲无度则更是不正常的，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这是最基本、最道德的私欲标准。
深谙方圆之道的人，懂得抑制自己的私欲，能遵循为人之本，正常地关心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人人都自珍自爱自重。如此，社会才能充满勃勃生机，充满欢歌笑语。
然而，当那些被私欲冲得丧失理智的人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来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进行辩护的时候，人性便变得极其荒谬了。他的所谓“为己”是指为了自己而不顾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
前者的关心自己、发展自己和实现自我，绝不是以损害他人为前提；相反，前者的最终目的和实际的人生效果应该是为人、为大众的，他们所追求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模式。而内心充满私欲则会损公损人，奉行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教条。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从政治高度谈到了私欲的危害性：
蚂蚁是一种为自己打算起来很聪明的动物，但是在一座果园或花园里，它就是一种有害的动物了。对自己忠实，要做到无欺于人的地步，尤其是对他的君主与国家应该这样。把一个人的私利作为他的行动的中心，是很不好的，对一切事物都拿自己做标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任何事若经手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会因为自己的私利而把那些事扭曲的，而这种行为往往是与他的主上或国家的利益相违背的……先顾臣仆之利，后及主上之利，这已经是很不合适了，然而有时竟以臣之小利而不顾主上之大利，这就为害最烈了。这种情形即是不良的官员、财吏、使节与将帅以及其他的奸臣污吏之所为；顺循自己的小利与私怨，而破坏君主的重大事业。然而就大多数言之，这般臣仆所得到的好处不过是与他们个人的幸运相当，但是他们为那点好处付出代价的弊害就与他们的君主的祸福相当了。因为他们揣摩的动机就在如何逢迎主人而肥己身。为了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项，他们都会弃主人的事务之利益而不顾的。但是尤可注意者，是那些“爱自己甚于任何旁人的人”(如西塞罗论庞培之言)往往是不幸的。结局是他们变为祸福之神的变化无常的牺牲品，而他们从前还一直以为自己的善于谋身已经把祸福之神的翅翼缚住了。
私欲过盛之人，没人愿与之共事，因而永远难成大器。世间小人，个个蝇营狗苟，皆为私欲所惑也；而方正之人，皆坦坦荡荡，能克己私欲而走向成功。
绕弯可以避开正面碰撞
世上之事，有时乱如麻，而且绝大多数时候让你理不出头绪。因此“直来直去”的方法是万万不行的。你必须开动脑筋，学会多绕几个弯，用“迂回曲折”之法通向你的目的地。
1998年，在******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的前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告诉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明天，总理来视察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得到朱总理的题词。敬一丹听了既感到欣喜，又感到多少有些为难：我怎么向总理提出这个请求呢？
第二天，朱总理在******部长******的陪同下，来到中央电视台。他走进《焦点访谈》节目组演播室，在场的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朱总理跟大家相互问好之后，坐到主持人常坐的位置上，大家簇拥在他的周围，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与总理交谈。
一位编导说：“在有魅力的人身上，总有一个场，以前我听别人这样说过。我看您身上就有这样一个场。”朱总理不置可否地笑了。演播室里的气氛更加活跃、和谐，敬一丹感觉这是一个好时机，一个很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时机。于是，她走到朱总理面前说：“总理，今天演播室里聚集在您身边的这二十几个人只是《焦点访谈》节目组的十分之一。”总理听了这话，说：“你们这么多人啊！”敬一丹接着说：“是的，他们大多数都在外地为采访而奔波，非常辛苦。他们也非常想到这里来，想跟您有一个直接的交流。但他们以工作为重，今天没能到这里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敬一丹说得非常诚恳，而且非常婉转，然后把纸和笔恭恭敬敬地递到朱总理面前。总理看一下敬一丹，笑了，接过纸和笔，欣然提笔，写下“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16个字。总理写完，全场响起一片掌声，热烈的气氛进入了高潮。
敬一丹的绕圈子的确运用恰当，可圈可点。请求题词，先把在外“四处奔波”、“非常辛苦”的记者抬出来，在感情、道义上绕了一圈，让人不宜也不忍拒绝。另外，语气曲折委婉，表述又贴切诚恳，终于如愿以偿。
有些话不能直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底细；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轻敌意，放松警惕，我们便绕弯子、兜圈子，甚至用“顾左右而言它”的迂回战术，将其套牢。
太刚的东西容易断，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点韧性，碰到南墙也不回头的话，往往是要受挫的。必要的时候，人应该弯一弯、转一转，在迂回中寻求前进，学会圆融处世这才是做人做事取胜的老经验。
做人不能成为一个“直竿子”，尤其在与人交谈中，慷慨激昂、锋芒外露固然是一种本事，但细语声声、委婉相处也是必不可缺的一种本事。要学会“绕”，正所谓“曲径通幽”，轮船正是善于“绕”，才能避开险滩暗礁，一帆风顺。
要能做到宠辱不惊
方圆之人懂得把握方圆的分寸，该方时方，该圆时圆，即使是在逆境中也能做到宠辱不惊。
公元979年初，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投降。面对这巨大的胜利，宋太宗心花怒放，难以自持，他不顾兵疲财缺的现状，主张乘胜伐辽，收回被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
宋朝大将潘美反对此议，他对宋太宗恳切地说：“我军大胜，此刻也不能志得意满，轻敌冒进。眼下尚需稳定形势，巩固胜果，士卒也需休整。”
宋太宗不待出语，总侍卫崔翰却越众而出，大声说：“此乃天赐良机，岂可轻易放弃呢？陛下进兵之举甚合民心，必群起响应。我军又是得胜之师，其势难当，当无坚不摧，伐辽必有胜算。”
宋太宗本求胜心切，又听崔翰这样讲，便不再犹豫了，宋军遂大举北进。宋军快到高粱河时，遭到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宋太宗也不知去向。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也随宋太宗亲征。他手下的将领猜测宋太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于是私下商议立赵德昭为帝。众将讨论过后，齐聚赵德昭的帐中，为首者当面劝赵德昭说：“皇上失踪，想必已经蒙难。如今军心不稳，大敌当前，大王如不当机立断，承继大统，恐怕变乱不止。恭请大王迅速登上帝位，号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