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所含儒、法、阴阳五行三家思想的成熟程度表明，它不可能成书于西周、春秋时期。那么，它是否成书于战国1为了弄清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从《周礼》主体思想的构成来研究。
《周礼》主体思想多元而一体，“合”是其显著特征。说得更准 确一些，是各家思想在自身成熟的基础上合为一体，这是我们研究《周礼》成书年代时必须紧紧扣住的一个特征。
纵观先秦思想史，诸子百家的思想呈现出从独立走向融合的态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初，各家为了创学派，树门户，极力宣扬其理论中的主要方面，不遗余力地攻击对方的思想，不恰当地拔高各自学说的价值。彼此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分野比较清楚，各自的特色也十分鲜明，如，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不相为杂。这种做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各家都走入了极端，派别越分越细，越来越琐屑，如孔子死后，儒家又分为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派；墨家亦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家。各家各派往往死死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将自己手中的那一，点”当做真理的全部来排斥别家的学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从而把自己推到了孤陋、可笑的境地。这种以偏赅全的现象曾经很普遍，以至于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繁荣，因而引起各家的警觉和反省。庄子说：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他，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王先谦云：“一察，犹言一隙之明。”天下之士多以一孔之见自好，虽“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终究不是真理的全部。因此，他们都只能算是“一曲之士”。荀子有感于此，也激烈地批评道。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
为一孔之见所蔽，而不知道有数具者，就是曲知之人。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偏”，都只是掌握了道的一隅。各家在争鸣中看到了对方的弊端，终于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因此，必须从对方的学说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不少有识之士站到时代高度来批判、融合各家各派的学说。牟钟鉴先生说，，文化上的融合大致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固守本学派的门户色调和学术传统，在自己旗帜下容纳诸家异说”；“另一种方式是跳出学派圈子，对各家学说进行综合整理和发挥”。如韩非对申不害的“术”、公孙鞅的“法”和慎到的“势”，详为剖析，比较利弊，然后兼综三家之说，建立了法、术、势兼容的新的法家思想体系。荀况在批判战国所有学派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儒家“礼”的理论，并吸收法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使儒家思想的面貌为之一新。邹衍将阴阳与五行糅为一体，又间采儒、老之说。后期墨家则对惠施、公孙龙的辨学做了批判性的吸收。
荀况、韩非是战国末期集大成的学者，是综合其他学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与秦汉以后的情况相比，他们综合的范围还不够广阔，如周秦之际最流行的五行思想就没有为他们所吸收。《管子》、《吕氏春秋》两书，是兼收并蓄、杂采众家的代表，然而，如前所述，各家思想在书中并行不悖，尚未融为一炉。
荀况、韩非以及《管子》、《吕氏春秋》对各家的综合，可以看做战国末期诸子合流的最高水平。以此为标尺来衡量《周礼》，则《周礼》的综合水平显然又在它们之上。《周礼》不仅阴阳与五行相结合，儒与法相结合，而且儒法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浑然一体，几乎看不出糅合的痕迹。其整体性、条理性、成熟性，远非《管子》、《吕氏春秋》所能匹比，也是战国末期任何一位学者或著作都未能企及的，因此，《周礼》的成书年代必然晚于战国。
此外，《周礼》主体思想中的若干部分，也比战国时代的有关思想更为成熟，如：《周礼》设官分职的总框架，即六官之制，是按照阴阳五行说的理论构建的，它在全书中具有确定总格局的作用。战国时列国官制各不相同，，大体上三晋是一个系统，齐国是另一个系统，秦、楚又各自有其系统”。《周礼》六官是综合列国官制而成。天地四时六官的官名在《管子·五行》中就已出现，论者往往引以为《周礼》作于战国之证。但是，《管子》的六官并没有与五行相配，因而确实没有中央土的位置，也就是说，它的地官只与天相对而不兼有五行之土的位置。而《周礼》六官兼包阴阳与五行，地官既是与天(阳)对立的地(阴)，又兼为五行的中央土，可以说阴阳五行是《周礼》六官的灵魂，这正是它区别于《管子》六官的关键所在。它在体系上要比《管子》六官成熟得多，这种“以人法天”的官制，战国时代何曾有过？
《周礼》的五行思想表述得比较隐晦，但通过前面的钩稽，证明它确实很系统地存在着。《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见五行分类，如五帝、五虫、五味、五车、五旗、五畜、五玉、五谷、五音等，《周礼》几乎应有尽有。中医的五行理论为《吕氏春秋》所无，《周礼》则有之。而且《周礼》的五行名物往往比《吕氏春秋》更完善，如《吕氏春秋》的五玉，只有五方色而不及五玉形制，《周礼》则变化为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等，多出一套与五行相配的器形。《吕氏春秋》的五旗只及旗色，《周礼》则于五色旗上再配以四象、日月之类，显得更为精致。《吕氏春秋》关于天帝与五帝的理论，也为《周礼》所吸收和发展。因此，如果将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作为一个年代标尺，那么《周礼》的成书年代应当在它之后。
《周礼》的建国之制，是建立在阴阳五行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所注目的是天地、阴阳、四时、风雨的和合，而不顾及山川泽沮等自然形势，这是悖于史实的。古人建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周公营洛，亦在瀍洛之间，列国都邑亦多在滨河之地。《逸周书》说，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均不及于阴阳。所谓，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之制，也是用阴阳五行思想整齐制度之作，古代之市不必在城北，《韩非子》有“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语可证。市或设于干路之侧，楚子元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逵即大路之谓。因此，面朝后市之说尤不可信。它只能是秦汉之际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世之后的产物。
《周礼》的国家政权模式，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传统思想为外表的，因此，《周礼》中的王是位势最高的国家元首，握有任免权、立法权、主祭权、统军权、终审权等最高统治权，具有中央集权君主的形象。但是，《周礼》中又贯串着贤人政治的思想，王是贤人政治格局中的王，“天下之命，县于天子”，，天子必须是大贤之人，因而王必须接受师保等的教育和规谏，在重大问题上还必须听取百官和万民的意见，所以，《周礼》设计的是以国为本位的国家政体形式，王没有绝对君权。《周礼》中王的形象不同于荀子的设想。荀子主张将王作为百官之一加以考核，王的权威小得多；它也不同于韩非的主张，韩非主张王有绝对君权，王的权威比《周礼》之王大得多。吕不韦是君主论者，主张王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但他又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之天下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为了天下的利益，君主必须修身：“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这种认识与《周礼》是一致的，前者是对可能出现的独裁统治提出的警告，后者则是从政治制度上加以防范。
《周礼》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朝廷与畿内六乡、六遂、三等采地、四等公邑的关系，以及王国与畿外九服的关系。在形式上，《周礼》保留了西周封诸侯、建采邑的制度。但是，又通过大宰“九则”和大司马“九伐之法”加强中央对都鄙、侯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的控制和干涉，把它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受中央领导的地方行政机构，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管理思想。对诸侯、采邑主，虽假以威福之柄，而权操之于王，他们不过是事实上的地方行政长官。我们认为，这是将秦中央集权管理方法与分封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周礼》教育思想强调“中和”，如《大司徒》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云“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叶时曾正确地指出，此语出自《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做，有人疑其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所做，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篇内既有子思所做，又有后儒所加。总之，其年代不会早于战国以前，《周礼》之文采自《中庸》，其年代当然更晚。
《周礼》治官思想处处以法为准绳，事事皆有法式，这正是秦始皇统治时期的特色之一，在他巡游时所勒石碣之中，屡屡以此为业绩加以颂扬，如：
《泰山刻石》：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琅邪刻石》：
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体，莫不如画。···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之罘刻石》：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
其东观曰：
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会稽刻石》：
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
显然，秦始皇是把别职任、立常职、定法式等视为政绩之一。秦国以法治官，始自商鞅，荀子入秦考察后曾大加赞扬：“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但是我们从《商君书》看，商鞅的治官理论还不够完善，较成熟的治官理论形成于韩非之手，而秦始皇则把它运用于实践之中。《周礼》对韩非的理论和秦始皇的实践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提出了“八法”的治官原则，应该说它比韩非的理论更完善、更成熟。
《周礼》已有类似后世国家银行、合资经营等商业现象，货币已成为市场流通之物。可见作者处在一个商品经济很发达的时代。作者一方面看到工商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所谓“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没有工商，则很多物品不能交流，生活必需品无从取得。因此，《周礼》给工商以一席之地，而没有像商鞅那样极端地“除末”。但是，作者又看到，在一个一切都成为僵化状态的经济结构中，唯一能引起变化的是商业”，只有商人有能力与国家争财、争劳力，这就会影响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作者把工商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之内，对商品种类、价格、质量等严格检查，并课以多种税收，万斯大曾批评说：“一商也，市征之，关征之，门复征之；一门也，出征之，入又征之，商苦于频征”，“或有不出于关者即举其货，罚其人，是不以商视商，而以盗贼视商；以盗贼视商而已，即以盗贼之行待商也。”因此，在《周礼》中看不到，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繁荣景象，而只有军营般的市场管理，交易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低层次需要。
这种抑商的态度与秦及汉初统治阶级的政策是一致的。秦琅邪刻石云“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曾以贾人充役卒“略取陆梁地”；到汉初，“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犹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操兵，乘骑马”。秦汉帝国建立了庞大的中央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行政开支，必然要尽可能地把社会财富集中到中央，为此，就必须把商人的活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不许他们发展，从而使他们无力与中央争财。这一思想正是《周礼》所吸取了的。
老一辈学者曾正确地指出，《周礼》与东方的齐国以及《管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周礼》与西土的秦国以及《商君书》、《吕氏春秋》也有密切关系，五帝祀、阴阳祭、以法治官、限制王权、敛财于国的富国思想等等，都取自秦，有些则站得更高。
总之，笔者认为《周礼》的成书年代也不是在战国。
（第五节 《周礼》成书于汉初
笔者认为，《周礼》当成书于汉初。
秦王朝的建立，使中国第一次出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的局面，秦始皇的功烈“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因此他认定其政权将“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但是，仅仅过了十五年，农民战争的风暴便骤然而至，显赫一时的秦王朝顷刻瓦解，一朝覆亡。严峻的现实，不能不使秦汉之际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感到震惊，历史要求他们反思和总结秦王朝的功过得失。
在秦末的战乱中，刘邦“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他们虽不乏在马背上征战的勇力和韬略，但终究缺乏下马平治天下的理论和纲领。刘邦初定天下之时，庶事草创，百废待兴，但是统治阶级却拿不出完善的政令、礼仪，只能由叔孙通以亡秦礼仪为本，“增益减损”，“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正朔、服色、郊望、宗庙之事，还无从谈起。至于如何达到千秋万岁的长治久安，既是他们最关心，也是最苦恼的问题。这一局面，无疑给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阶级巨大的压力，使之萌生了探究“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的要求，他们迫切需要一套崭新而完美的治国方略。因此，历史在呼唤具有时代特色的治国思想模式诞生。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战国后期出现的百家交融的趋势一度中断。汉兴以后，政治气氛日益宽松，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公元前191年），又“除三族罪、妖言令”，于是，蛰伏一时的学者纷纷抬头，他们或者以其学说干禄，或者希冀淑世救国，都想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王者之器。但是，此时的学者已不再像百家争鸣之初那样以排斥异说为能事。长期的学术发展，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要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兼容异说之长。因此，汉初学者的作品普遍带有，战国之遗响，大汉之新声”的特点，在思想上呈现出兼收并蓄，融百家于一炉的时代特色。他们都以系统总结先秦思想文化为己任，努力为大一统的汉王朝提供尽善尽美的治国方案。这实际上是战国末期百家交融趋势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