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对的，不能因为那孩子长得像孙悟空的师傅，就顾名思义叫他龟仙；倒是黄教授对自己的职称没什么好埋怨的，从认识他开始不管对男生还是女生，除了聊性以外，真是很难听到他再说点别的话题。
并不是故意把小武弄醒的，但是他坚持自己要睡觉硬是把我们赶到了水房。十二月的北京并不比珠穆朗玛的峰顶暖和多少，水在角落里已结成了冰。
“发神经啊，”李佳毅看到满地的冰霜叫道，“干脆跑雪里玩得了。”
“那叫堆雪人，不叫打牌。”黄教授应道。
“我去穿件大衣。”龟仙一蹦一跳地出了水房。
“你今晚等谁电话呢？”李佳毅拿出一副新牌放在椅子上，“男的女的？”
“是美女，比你四个老婆都漂亮。”
“我说你把你四个女人匀一下，正好咱一人一个，还能交换着用。”黄教授提议。
“我要小天鹅，”龟仙跑回来了，“这么冷的天我可不想洗衣服了。”
“哪都有你。”李佳毅白了他一眼，“站起来都没女人高，不自卑呀？”
“我看她也没我高呀。”龟仙一脸委屈地抓起牌。
那天手气持不顺，不到一小时就丢进去三十块钱。几个围观的同学冻得跑回去了。
“不对吧？”我问李佳毅，“怎么都我一人掏钱？”
“咱不是输他俩了吗？”
“佳毅，今晚宿舍又看猩猩来着吧？”黄教授出张牌问。
“是呀。你早跑哪去了？黄教授不来指导一下，大家都觉得没看透彻。”
“这小儿科还用指导？看都看腻了，跟你说，我六级英语都从这学的。”
“你不是教授吗？”我说，“拿着教授职称回科防院补本科来了。”
“Fuck Shit Come on是不是？”龟仙说。
“那都是英美的，没意思，”黄教授倾吐了个烟圈，“印度的你看过吗？”
“我看过非洲的。”龟仙说。
“得了，你妈是非洲人，你成天看。”
“你给我滚！”
“小龟今儿又输二百，都输缩脖子了。”黄教授说。
“你又去玩啦？”我问，“你丫总输那机器，有毛病啊？有钱就给我点。”
“我中过四个大奖，输我也爽。”
“靠！”我将椅子上的牌扔回李佳毅，“人家出6你出哪门子5？”
“啊？不好意思，快睡着了。”
“神啊，你留点心行不？你可在输我钱了呢，”我恳求道，“不是，你没钱哪？”
“我不是说我没钱了，你来当队长吗？”
“想玩我也别玩得这么明显啊，六十大洋进去了。”我伸出小拇指比划着。
“那你赢不也能赢两份的吗？”
“别逗，”黄教授喷出大口烟，“你梦游打牌再赢，我俩不得撞墙去呀？”
“那是那是。”
我指着龟仙说：“丫乐也能乐缩脖子。再玩两把，还是输咱就散。”
黄教授说得没错，他是在梦游。几个不认识的看客像流动的水在我身后交叉互换。我瞅了他们几眼，北京这么冷，水总会冻成冰的。回去吧，孩子们，我默念道。教授止不住地喷烟，呛得我眼泪往外涌。“我说，你丫能不能把烟吸进去再吐？怕我没烟抽？”
“我这不是照顾大家吗？看你们都困了。”
“教授觉悟就是高。”龟仙抠着耳朵说。
“谢了，我这烟比钱多。还有你，我说玩两把你赶紧就帮我输两把。”
“啊？”他仿佛大梦初醒，“输了？”
“我钱都没了，下周就跟你混了。”
“别，我还得吃四个老婆的软饭呢。”
“那我吃你俩吧。”
黄教授像听到奇闻一般瞪大眼睛：“赢你八十吃我一百，放高利贷也没这么狠呢？”
“靠，不玩了，解散！”我喊道。
“杀！”上过军校或服过兵役的人都知道，这是集合结束，必喊的一个字。
上床前我摇醒小武问他有没有人打电话找我。他说自己睡着了，应该没有。李佳毅问我上午几点出门。“不知道，等电话吧。”我说，“要是还没电话，干脆跟她们去香山算了。”
“现在几点？”龟仙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来。
“快三点了。”黄教授说。
政委的线人也有报告失误的时候，三点和天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半个小时之后，407室的一个女生醒来看到她们屋子里多了一个人。
睡了不到五个小时，电话终于来了：“是我啊，张跳跳。”
我那时还带着未完全清醒的凝重呼吸：“神啊，我昨天一边等电话一边吐血。”
“昨天太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她说，“你现在哪呢？”
“北京附近农村的一个监狱里。”
“用我去探监么？”
“别，这有吸石，从门口过一个吸一个。我去找你吧。”
她笑了：“我在西单，知道怎么过来吧？”
穿上衣服我想起夜里已经把盘缠输光了。我摇醒小龟问他借五十块。
“我只赢你四十，剩下四十是教授赢的。”他还是翻出钱包借了我。
“身份证别忘了，开房时要检查的。”李佳毅仰望着说。
那辆通到市区的长途车是多少路我不记得了，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进城要三块五的车钱，而回来却只用三块钱。坐到位子上我觉得旁边学生特面熟，我瞄了他几眼，然后正望前面的车窗。
“科防院的？”他拍我问，“我也是。”
“哦，校友。”
我们聊了几句，他问我是哪里人。
“长春，”我回答。
“啊？”他伸出手说，“我也是东北的。”
退学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研究地理的朋友，他说东北是个很奇特地域，黑吉辽三省都可以套同乡，而在其他地区，譬如西北，华南、江南等便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地域相似。
我问他是东北哪个省的？
“内蒙古赤峰，”他说，可能他看出我有些不明白又解释了一下，“内蒙的东北，也在东北。”
“哦，”我勉强笑了笑，“同乡。”
这时有人来收票，我不知道该不该替他买张票。毕竟我们聊过天算认识了，若是各买各的就好比两个人正在慢慢靠近，忽然又被拉回到原来的位置，可是我只有五十块钱。
“一张到礼士路。”他递给售票员十块钱。
“我来买吧。”我谦让道。
“那不行，”他笑着说，“那以后你坐车都不敢碰到熟人了。”
接近中午我才赶过去。张跳跳在一家星巴克等我。我大口喝光她为我要的摩卡。她双手握在嘴下，像是自己在品尝一般望着我喝完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说它是监狱呢？”
“因为我们都犯罪。”
“你不喜欢那里吗？”
我低下头，用吸管滋滋地吸里面的泡沫。
“一会儿有个给我新书做插画的朋友过来，”她看看表说，“我们出去逛逛吧。”
看她上披外套我想起只穿件毛衣就奔过来了，再一想原来自己除了那件军大衣根本没有像样的外套。还有十几天就要圣诞节了，街上的游客很多，我们必须要凑很近才能听到对方的话语。
“想起来去年圣诞我还是在新加坡过的。”她在商城前面的大圣诞树旁停了下来，随意读了几张恋人们留下的卡片留言，回头对我问：“你还能写东西吗？”
马路两侧刮起一阵风，夹杂的碎雪吹到我们脸上。我不由得向着风的方向倒了两步，拉起她说：“我们再回去坐一会吧。”
我让她找好位置，自己去买了两杯拿铁，服务生奇怪的叫单令我连英语还是汉语都没听清楚，咖啡放好后我一口气喝了半杯，之后我侧头看着外面的松树说：“写的，昨天晚上我还在写。”
“写什么呢？”她将双手摊在桌子上问。
“一个长篇，我以前从没写过长篇的。”
“写多少啦？”她的头向前倾了一些，“把写出来的故事讲一下吧。”
我写出来什么了呢？我也时常在自问这个问题。不过我有很多没写出来，同样我可以讲这些充数。有几次我眼皮上翻看似回忆，实质是我在编造下面的情节。故事讲到一半有个女孩坐到了我们旁边，那是我们等候的插画作者。我们仔细欣赏了她做好的十几张插画，然后我听她们谈论张跳跳即将出版的新书。
“她们学校，印刷学院，离你那里很近的。”张跳跳指着她对我说。
“啊？”我说，“我偶尔就路过那里。”
一刻钟的谈话里我了解她和我同岁，比我大一级，家在湖北黄石，但一年多没回家了。
我问她为什么？
“我恨他们。”她说她再不想见到父母，对他们已无感情可言，“我跟别人不一样，是被他们折磨大的，我觉得我没有被他们哪一次失手打死就算是拣条命了。”她说她现在和男朋友在校附近租了间平房同居，他们以刻录唱片与做插画为生。“明年可能的话就结婚，再把结婚证连同家书一并寄到家里。”因为她猜想这是她父母最不愿见到的。她叹息着又一个新年就要来了。
“可能今年我也不回家了。”我说。
“为什么？你家很远。”
“我的成长经历和你是同一条曲线。”
“那你恨他们吗？”
“谈不上恨，”我想了想说，“至少是对家没有一丝留恋吧。”
“你们在说什么？”张跳跳坐回来问。
她对我使了个要守住秘密的眼色。
“我说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充满质疑。”
“因为住在监狱里吗？”跳跳真诚地眨着眼睛说，“那我更惨，我是被流放到国外的。”
她们之后又聊了一些化妆品什么的，先前两个人的沉重的气氛早就没影了。无法谈及心灵并不是张跳跳回来的缘故，任何一个伤感的话题都只能由两个人缓缓倾诉，三个人是无法同时严肃起来的。其间我出外抽了几次烟，我想她们两个这时候也会聊些别的。每一次回来眼镜都要起层薄薄的白雾。最后一次我的烟还没吸完她们就牵手走了出来。
“她要回去了，”张跳跳说，“你们一起的吧？”
“我晚点见个朋友，”我有些为难地说，“现在还不能回去。”
“没关系，反正我也是一个人来的。”她说着将我拉过一侧，将羽绒服的锁链拉开一半低声道：“看见了吗？我打算明年把它生下来。”
我回头看看一脸茫然的跳跳，转回来问：“那你对学校怎么瞒？”
“别跟她说，”她笑了起来，“我一年前刚上大学就退掉了，我爸来北京找过我两次都没找着。”
陪跳跳回酒店时我还想着刚才那女孩。“你怎么认识她的？”
“网上，她很有天分的。”她好奇地又问了我一句，“她刚才跟你偷说什么啦？”
“她让我公平地讲一句，是她漂亮还是你漂亮。”
“不管你对她怎么说，”她拱起鼻子说，“反正当我的面你必须说我更漂亮一些。”
真糟糕，我没有顺着她的幽默笑，这样她会很难过的。我有些尴尬地搓着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