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我曾经总结过中国影视创作存在最明显的三大问题，第一，缺乏创新能力，导致影视作品的惯性化趋势，造成大面积的低水平重复创作甚至艺术倒退；第二，缺乏艺术智慧，导致影视创作的弱智化趋势，影视创作与中国大众接受能力和水平的提高逆流而动；第三，缺乏人文品格，导致影视创作的谄媚化趋势，导致中国影视创作因为对市场的低俗化理解而失去文化魅力。
杨：这三大问题指出了中国电视内容生产在创意品质、品味、品格上的不足。创意经济就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为了吸引眼球，生产者们心中时时激荡着盲目创新的冲动——改版日常化；也面临着创新乏力的无奈和焦虑——模仿习惯化。
尹：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电视是按照新闻媒体体制来管理的，创意能力的提升和扩展，主要是依赖于媒体外的资源积聚。例如，中国的电视剧因为主要是依托于媒体外的资源来完成，所以这20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完全可以和境外的创意产品平等竞争，可以占据非常广泛的文化市场，成为超越新闻功能之外的有着广泛影响的电视媒介产品。
杨：当体验经济成为一种主导经济模式的时候，电视所创造的日常化和陌生化审美体验、审美消费具有了美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属性，也就满足了创意经济的需求。审美主体既是体验主体，也是消费主体，选秀节目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尹：我们必须承认，正是像《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等大型的真人秀活动的出现，电视娱乐节目开始升级换代，提升了中国电视的创意水平，创意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选秀风之所以异军突起，其文化消费原因是这些节目充分累积了差异性欲望和理想，让观众“自己”去发现、培育各种更具“草根性”的娱乐偶像，与以往经媒介过度包装、过度精致、过度非人化的明星完全不同。选秀明星以其差异性，甚至反常的差异性，如男性化的李宇春，女性化的施洋，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多样性和极端性，代表了多元观众的价值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甚至无意识投射。可以说，选秀为中国电视屏幕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个性，也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狂欢。
杨：选秀群体参与的狂欢放大了“造星”的过程化和互动效应，具有草根性质的娱乐偶像被赋予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和常人感情，这些因素的化合创造了一种极具差异性的陌生化体验。然而可惜的是，这种体验还没有来得及积淀、提纯成为一种经验和理念，就被迅速地工业化、全面扮演和操练，失去了独特性和个性。
尹：当然，所有的差异性都是因为稀缺而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当我们把选秀作为一种能够解决我们收视率的唯一工具，作为解决我们经济回报的主要手段的时候，无数的选秀节目席卷而来，开始对“秀星”资源过度开发。这些都极度地放大了，也过早地消耗了这些差异性，以至于变成了新的同质化。观众对差异刚刚培养起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很快也就被消耗殆尽。这也不奇怪，对于中国电视来说，跟风、复制、模仿，走同样一条独木桥，似乎已经是一种习惯性循环。《焦点访谈》带来的“焦点”热，《正大综艺》带来的“综艺”热，《欢乐总动员》带来的“欢乐”热……都是中国电视将差异性变成同质性的典型案例。所以说，“选秀”本身改变不了中国电视的基本格局，只能出现一个量的改变和推动，不会有更多的质的改变。
杨：不过，2006年开始，中国电视的创意生产有了跨越式的突破，历史文化大片成为引人瞩目的媒介景观，《故宫》、《再说长江》、《大国的崛起》等在文化价值、艺术含量、技术运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开创中国电视的大片时代，对于改良中国电视的生态环境、改善产品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尹：在当今感性膨胀、娱乐风行的媒介环境中，电视大片的崛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些大片用一种媒介传播的“质量”升华了媒介传播的“数量”，用一种媒介传达的“深度”置换了媒介传达的“广度”，从而体现了媒介的理性影响力。《大国崛起》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媒介理性价值，它将历史考察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学术思考与电视呈现相结合，全球意识与本土立场相结合，“用镜头触摸历史，用历史感悟未来”，为观众提供了在500年历史跨度中反思人类现代化进程，反思国家兴衰规律，反思今天的世界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机会。
这很好地说明了大众的感性需求不能替代大众的理性需求，健康的文化需求很多时候是培养起来的。所以，要解除那些束缚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制机制障碍；要检讨弥漫在影视界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机会主义行为；要鼓励创意创新探索。总而言之，只有当创意创新的风险与其获得的报答相一致的时候，中国影视创作才能大面积向前发展。当保守比创新风险更低而利益更大的时候，还有谁会为创新和创意付出成本呢？创意文化的深刻危机就在于没有可持续的创意动力。
产业的梦想与困境：传媒集团·资本运营·内容为王
杨：为了推进电视产业层面的改革，我们曾经借鉴发达国家传媒业的经验，尝试过集团化的思路，寻求建制上的规模化，期望强强联手，从而实现机制创新。
尹：广播影视业是依赖版权经济的创意行业，从全世界来说，广播影视业都倾向于高度集中、高度整合。世界广播影视业已逐渐形成超级传媒集团垄断竞争的“恐龙时代”，向着多元化、综合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当然，所谓集团化绝不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而我们曾经所谓的集团化恰恰就是合并同类项，既不是为了通过横向整合扩大市场份额，也不是完成产业的垂直整合。在西方市场环境下，合并是以互补为手段，做大市场份额做强竞争主体为原则的，所以整合往往以内容为中心，渠道为基础，打通产业的纵向链条和横向空间为目标。比如，美国的几大传媒集团都以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先后拥有电影、电视的内容生产，进而拥有电视台和发行机构，包括电影院线。通过垂直整合的方式来减少交易成本、交易风险，扩大国内国外市场份额，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杨：就电视台的数量和频道而言，中国堪称世界之首。不过作为国家的专有资源，中国电视台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没有建立市场的准入制度，也没有退出机制，不论生存质量，存在就是合理的。在各层级电视台资源不能整合、资本不能整体运营的前提下，所谓的媒体市场不过是一种预设和假想。
尹：最关键的是这些电视台分属于不同的主体，不仅不同级别的电视台之间无法整合，电视与网络之间也无法整合，媒介相互间隔、体制机制缺乏活力，生产、发行和播出环节相互脱节，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缺乏产业规模，难以出现规模大、品质优的广播影视企业。我们的集团化是合并同类项，合并后还是我们自己在分这块蛋糕，很少以资源互补的方式来进行整合。所以，我们目前的集团化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是为集团化而集团化，自然也难以形成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传媒集团。
杨：去年，各地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合并热潮刚刚平息，总台林立，有意思的是，各个频道的老总身份也在不同的语境中变换：运营总监、道长、老板，话里话外透露出来信息，中国电视新一轮的职业经理人开始浮出水面。对于他们的未来，您如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