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无意中在中国确立了银本位制。几乎同时期的科学家牛顿，将错就错在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300年后，采用不同本位制的国家相遇，货币本位制的冲突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货币本位是一种政府认定的货币标准。尽管人们在市场交易中使用货币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货币的材质、重量、质量、流通时间和范围等却大有不同，使得货币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区域性和临时性的交易手段，阻碍了市场的统一和扩张，也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只有政府的权威介入后，货币才能从市场交易工具提升为一种标准和货币本位，保证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货币间有一个认可和转换的基础。货币本位的形成是进入现代经济的基本前提。
我们将历史的视野回溯到500年前，当时的欧洲和中国是主导全球经济的两个最大市场，货币本位也是在这个市场上形成的。而且基于不同的货币本位，两大经济体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无数冲突和彼此促进。有趣的是，作为这样重要的现代经济基础平台，两大货币本位的建立却是由失败的事件和失败的人物推动的。
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当时，不但国库里没有积累多少财富，而且中央也不清楚国家究竟掌握了多少财富。由于中国是农业社会，最大的财富在于土地，在张居正之前的1000多年里，土地丈量不清、申报不够准确，一直都是国家存在的一个问题。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动辄上万亩。这些土地中，大部分被地主隐瞒，他们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导致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社会矛盾激化。
面对这种局面，担任首辅的张居正从万历九年（1581）开始，主导了一系列包括吏治、军事、水利等方面的改革。吏治方面，他制定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的情况，并定期向内阁报告，还罢免了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军事方面，他主张与北方鞑靼修好，恢复了茶马互市贸易，以求经济和农业发展免遭战乱破坏；水利方面，他主张治理黄河，开凿运河，便于货物运输。而在张居正众多改革方案中，力图强化中央集权经济，扩大税收、稳定交易和物价市场的经济改革，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可以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经济改革的关键，也是整个变法的核心。所谓“一条鞭法”，即在重新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简化税负，摊丁入亩，以银折税，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将人口计税转向土地计税，将实物和劳役付税转向以银付税。具体来说，它包含了三个要素：首先是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负相对均平。史料记载，仅据部分清丈的结果，全国就增加了土地2.8亿亩。其次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再次是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征税差役全部改为银差。
张居正的变法十分严厉，当时中央直接派遣了几万人到各个地方实地丈量，这是井田制后，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系统化地丈量全国土地。张居正的改革，使得明朝税收增加了70%，相对于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改革后国库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六年食用。
但是，这项改革在经济上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首先，明朝是银铜双本位制。银两是主币，官员俸禄、税负和大额支付都以银两计算，官方和民间均可以铸造。铜钱则是辅币，不同时期与银两有一定比价，多用于市场消费，只能官造不得私铸。纸币偶有为之，但因前朝通货膨胀太过，政府信誉很差，多不流通。“一条鞭法”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确定了银本位的制度，这是中国产权确认和货币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而且工商业者无地无须付税，也推动了城市居民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尽管张居正的改革在他去世不久后就立即被全盘推翻，但银币成为本位币却已经无法倒退了。
其次，因为新的税收要求用白银兑现，导致需要纳税的地方大地主纷纷自己铸银造币，一时中国出现了罕见的银荒，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际上影响了之后200年全世界白银的走向。
500年前的全球经济还是分割游离的几个板块，基本自给自足，跨国贸易的成本极高而且品种很少，白银则是一个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一条鞭法”之后，中国民间和官方对于白银的需求变成长期和持续的，在中国人眼中，白银不仅是交易工具，还逐渐成为积累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导致金银成为财富争夺的焦点。1493—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曾有学者研究提出：
“从1592年到17世纪初，在中国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中国与西班牙两地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极为丰厚的利润。白银向中国的流动主要有三个路径：拉美直接到中国，拉美通过欧洲到中国，从日本到中国。日本是产银大国，和中国是近邻，白银可直接进入中国；拉美的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的白银，则通过茶叶和瓷器的贸易进入中国；欧洲白银同样通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
中国成为世界白银大国，这对世界尤其是欧洲来说，则是银荒的转嫁。首先，他们的贸易也是使用银币；其次，欧洲教会大量使用银器。这种相互交织的因素，成为后来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之一，也逼迫牛顿在英国实行金本位，最后还导致了鸦片战争。
张居正张居正无心插柳却实际上在中国第一次确立的银本位制，在其后200多年间，深刻影响了全世界白银的走向。
几乎与张居正改革同一时期，在地球另一侧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银币一直是主要流通货币，但在白银向东方流动的过程中导致了其稀缺性，稀缺性又导致了金银价格有了更多调整。更多的银币退出了交易市场，被存储熔化，或者流向中国和亚洲。此外，在贵金属本位下，货币磨损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消费者本能地要保留足值货币，使得破损和不足值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指在双本位货币制度的情况下，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如果其中之一发生贬值，其实际价值相对低于另一种货币的价值，那么实际价值高于法定价值的“良币”将普遍被收藏起来，逐渐从市场上消失，最终被驱逐出流通领域，实际价值低于法定价值的“劣币”将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它导致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当人们的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大家都更愿意把旧钱花出去买东西。
为维护国家货币稳定，同时也是为获得更多的铸币收益（铸币面值与铸币成本的差额），英国政府每隔几十年都要进行一次货币重铸。战争引发财政困难等因素导致英国政府在货币重铸上有不同的选择——以足值货币重铸，还是以贬值货币重铸。实际上，这是两种货币理念的冲突，前者是金属本位，后者是政府信用本位。
1696年，在担任财政部长的同学的推荐下，已经成名的科学家牛顿进入英国造币厂担任总监，三年后接任厂长。牛顿是一个科学家，希望能够做出完美的东西，因此在观念上认可货币必须足值。为了提高铸币产量，他在财政部后花园里建起了10座熔炉，分期把旧币熔化成贵金属，再送到伦敦塔造币厂。由于市场上缺少货币，他还不断改进铸造技术，在很短的时间里，英国的造币能力提高了8倍，由起初的每周1.5万磅铸币量，达到了每周12万磅（约5万公斤）铸币量。同时，牛顿还积极提高铸币质量，他利用自己科学家的背景，不断研究改良铸币生产工艺，新币在精度、纯度甚至图案花纹方面都要做到绝对的标准化。
在实际操作中，足值货币却遭受到了巨大阻力，例如有人通过刮漆再铸等手段，把足值货币变成不足值，以达到增加金币数量的目的。牛顿对造假者进行了严厉的惩罚，甚至亲自去刑场观看处决罪犯。他还创新性地在铸币的边缘设计一些锯齿状的花纹，以防止铸币被打磨，这种设计在此后的数百年都被沿用。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所处的窘境，除了人为破坏，白银总量不足也使货币的流通无法真正合理地运转起来。于是，牛顿只好重新开始铸造不足值的金币。最终，尽管实行了金本位改革，但真正的金币几乎很少流通，只是作为皇家的奖赏存在。
无论是银本位还是金本位，贵金属作为货币本位是市场孕育的一个必要阶段，金银作为贵金属，除了作为交换的方便中介之外，还具有不断从流通中退出或者不断进入流通的性质，使得金属货币具有自发平稳市场的功能。在早期商业社会中，这种平稳机制是通过金属货币从金属本身到面值本身的不断转换而实现的。
继而，金属货币本身的稳定受到自然存储量和铸造能力的限制，全球贸易和市场的开拓将这个稳定提升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决定平稳的因素也陡然增多并且复杂起来。面值与铸币成本的差距使得铸币利益成为经济强国之间必争的因素。
再者，金属本位向非金属的汇兑本位的转换是最近百年的事情，这里又出现了新的挑战。例如，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国家信用等与政府相关，金融创新、网络支付、电子账户等与技术进步相关，消费信用、公益金融等与社会变化相关等。
500年前的货币本位化与百年以来的货币汇兑本位化，都是人类开发金融体系不断创新的产物，无论如何使其神秘化或阴谋化，其历史源头都是最基本的三个交易需求：需要一个便利交易的工具，需要一个稳定的计价标准，需要可以贮藏的财富形态。
在1717年的报告中，牛顿在实践中幡然醒悟，他认为白银短缺成为事实，即便将英国所有的银器用来造币也于事无补。与此同时，黄金进口导致金价下跌，金银价差使得白银被熔化离开流通市场。分析在欧洲各国以及中国、日本、东印度的金银价格后，牛顿决定将黄金作为本位货币，并且不足值计算。因此，他将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便士。1774年，英国货币重铸便以这个标准实施，白银正式退出流通，黄金成为主要货币。1816年，英国重新调整英镑含金标准，正式明确金本位。由于英国在经济上的强势，欧洲各国纷纷实施金本位，英国这一霸主地位维持到了1914年。
尽管金本位制饱受争议，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均实行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才从实际上解体。两次大战期间，各国相继恢复了金本位制，但黄金的地位已经被大大削弱，一些国家实行了金块本位或金汇兑本位，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进一步受到限制。当1929—1933年爆发经济危机时，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霸主。
由于国际收支陷入困境，迫使英国在1931年终止了金本位制。
再回过头看中国银本位的确立，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比较。同一时期，政治强人张居正通过“一条鞭法”将中国带进了银本位，而科学怪人牛顿将错就错，确立了英国的金本位，并且由于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强势地位将这一标准推行到了全世界。一个是一国之相，用政治强权确立货币制度；一个是知识分子，只是制定了金本位的一个比重，最终由市场交易接受和确立。
无论是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科学家牛顿，都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困境中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修补工作，无意中赶上了新时代的上升浪潮，成为弄潮儿。他们被摔得鼻青脸肿，却成就了银本位和金本位，也算是时代的幸运儿！采用银本位的中国和采用金本位的英国，终于在300年后相遇并导致了一个改变全球经济走向的冲突：中国坚持用银支付贸易费用，英国不得不用金来高价购银，而且怂恿商人用鸦片来弥补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