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应该高兴的时刻，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五毛钱。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打完了坐在炕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痕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
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住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时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为了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弟弟八岁，我十一岁。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俩娃都这么争气，真争气。母亲偷偷地抹着眼泪说争气有啥用啊，拿啥供啊？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念了，反正也念够了。
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俩供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山沟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干巴馒头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个纸条：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弟。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炕上，失声痛哭。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里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
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咋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的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在大街上就抱着弟弟哭起来。那一年，弟弟20岁，我23岁。
我第一次领男朋友回家，看到家里掉了多少年的玻璃安上了，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男朋友走了以后我向母亲撒娇，我说，妈，咋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啊？母亲老了，笑起来脸上像一朵菊花，说这是你弟提早回来收拾的，你看他手上的口子没？是安玻璃时划的。
我进弟弟的小屋里，看到弟弟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很难过。他还是笑着说，你第一次带朋友回家，还是城里的大学生，不能让人家笑话咱家。
我给他的伤口上药，问他，疼不？
他说，不疼。我在工地上，石头把脚砸得肿得穿不了鞋，还干活儿呢……说到一半就把嘴闭上不说了。
我把脸转过去，哭了出来。那一年，弟弟23岁，我26岁。
我结婚以后，住在城里，几次和丈夫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他们都不肯，说离开那村子就不知道干啥了。弟弟也不同意，说，姐，你就全心照顾姐夫的爸妈吧，咱爸妈有我呢。
丈夫升上厂里的厂长，我和他商量把弟弟调上来管理修理部，没想到弟弟不肯，执意做了一个修理工。
一次弟弟登梯子修理电线，让电击了住进医院。我和丈夫去看他。我抚着他打着石膏的腿埋怨他，早让你当干部你不干，现在，摔成这样，要是不当工人能让你去干那活儿吗？
他一脸严肃地说，你咋不为我姐夫着想着想呢？他刚上来，我又没文化，直接就当官，给他造成啥影响啊？
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哭着说，弟啊，你没文化都是姐给你耽误了。他拉过我的手说，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那一年，弟弟26岁，我29岁。
弟弟30岁那年才和一个本分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在婚礼上，主持人问他，你最敬爱的人是谁，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姐。
弟弟讲起了一个我都记不得的故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在邻村，每天我和我姐都得走上一个小时才到家。有一天，我的手套丢了一只，我姐就把她的给我一只，她自己就戴一只手套走了那么远的路。回家以后，我姐的那只手冻得都拿不起筷子了。从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对我姐好。
台下一片掌声，宾客们都把目光转向我。
我说，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是我弟。在我最应该高兴的时刻，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
永不放弃的亲情
那位坚强的父亲在他人生最后时刻，还送给了女儿一份珍贵的礼物，让她读懂了生命的真谛。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一家医院里做医生。我主管的二十六床是位姓张的工程师，在他的床号卡片上写着：肝癌，晚期。我没有过多地去关注他，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还有更多的病人需要我去为他们解除病痛，恢复健康。
半月以后，我在为张工做腹水穿刺时，发现腹水已经呈血性。做完穿刺我暗示张工的妻子随我来到办公室。我用医生惯有的冷静口吻告诉她：
“一般在发生血性腹水后患者的生存期不会超过两个月，请你思想有所准备。”张工的妻子一下子呆了，然后哭着哀求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帮张工熬到七月九日以后，因为他们惟一的女儿今年高考。我充满同情地看着她，答应会尽全力去做。
然而张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持续的癌性疼痛以及因腹水不断增多而导致的难以忍受的满胀感，把早已不成人样的张工折磨得大声呻吟。张工的妻子每隔两天便跑来找我：“楚医师，为老张抽腹水吧，看他那样子，我实在受不了。”
有一天，当张工的妻子第五次找到我时，我只好对她说了实话：“照目前张工这种情况，如果频繁地抽腹水，只会加速他的死亡。”张工的妻子缄默了，好一会儿，才低低地吐出一句话：“那就不抽了吧。”然后，她转过身，佝偻着身体，踽踽地向病房走去。我注视着那个憔悴而沉默的背影，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在她那干瘦的身体里承受了多么深的悲伤！
这以后，张工的妻子再也没有提出要我去为张工抽腹水，甚至连张工的呻吟也少了。只是，有一天，护士晓梅对我说：“今天我给二十六床换床单，发现二十六床的垫絮都被他扯掉了好大一块。”
在我们无声的祈祷中，张工终于熬到了七月九日。那天，碰巧我休班。在医院门口，正欲外出的我遇见考完最后一门课的张工的女儿。她高兴地告诉我：“兰心姐，我考完了，考得很好，我爸的病也会好的。”她蹦跳着急于要跑去告诉她父亲这个好消息。我站在那里，不知为什么突然喉咙发紧，心里悲哀到极点，一丝不祥的预感深深地箍紧了我。我转身快步向病房走去。站在病房门口，我清楚地看见张工早已混浊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一滴清澈的泪水从他多皱的眼角流淌出来，他定定地看着女儿，艰难地牵扯动着唇角，笑了。
当天午夜，张工再一次进入昏迷状态，一直不安地守在病房的我和值班医师当即对他进行抢救，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三天后，张工终于放弃了最后的挣扎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二十六床就这样空了，我也再没有那对母女的消息，但我相信，她们一定会好好地活着。
那位坚强的父亲在他人生最后时刻，还送给了女儿一份珍贵的礼物，让她读懂了生命的真谛。
（楚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