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书第二章讲述三峡地区古老先民的时候，叙写了清江流域的廪君巴人。这支巴人的图腾崇拜是白虎。他们的先祖居住巫山。
《世本·氏姓篇》讲：“廪君之先，故出巫蜑。”他们最先也是以龙蛇作为图腾崇拜的巴人，只是他们从巫山徙居至清江之后，经过投剑石穴、驾土船不沉而赢得部落联盟首领之位，后又射杀盐水神女夺得了盐泉，发展了经济，造福于氏族成员。人们尊其勇猛方以白虎喻之，并尊白虎为图腾崇拜物。
从前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龙蛇图腾才是巴民族最早崇拜的图腾。按照图腾层次论的观点，龙蛇是巴民族的原生图腾，而向虎则是巴民族的演生图腾。
在原始民族社会里，某一族团的图腾崇拜是伴随着该族团的生产发展而演变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人类生产包括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种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生活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人们，通过氏族的血缘纽带进行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从而构成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而氏族是这种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这种单位既担负着生活资料生产的任务，又担负着人的繁衍的任务。在同一图腾崇拜的氏族集团中，是不允许互相通婚的，他们只能与其他氏族集团通婚。而当氏族风却人口不断繁衍增长后，部落内部的通婚范围即日趋狭窄，人们谋取生活资料也日益困难，氏族就不断产生分裂和迁徙，从而演生出新的氏族和部落。作好代戏徽号的图腾，也就因氏族的分衍而增加，从原来的氏族图腾分演出新的图腾。这个氏族最先崇拜的图腾就是原生图腾，由此图腾分衍或再分衍而产生的新图腾则是演生图腾我再演出图腾。巴民族从龙蛇图腾分行出的白虎图腾，正是巴民族自身不断发展而分衍、迁徙的结果。
由原生图腾分衍为演生图腾，不是随意的，互不联系的，相反，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那么，龙与虎有什么联系呢？在《水经注》里，龙有“水虎”之称。郦道元记述了这么一则传说：
“汉水……又东过中庐县东，又南与疏水合，水出中庐县西南，东流至改县北界东入沔水，谓之疏口也。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鲮鲤（穿山甲），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碛上自曝，头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皋厌，可小小使，名曰‘水龙’者也。”邓少琴先生在《巴史探索》里说，疏口小儿状曰鲮鲤，此乃旧称水中之龙，今乃“水虎”称之。
读了这段文字，巴人的廪君分支由龙蛇图腾崇拜而分衍为白虎图腾崇拜，其间组联系便不言自明了。
古代巴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氏族集团的不断分衍，加之渔猎生产、生活方式和部落之间的战争影响，其在广阔地域内向多方位发展，因而形成若干分支氏族。这些氏族的图腾崇拜因此而发生演变。除白虎图腾外，还有前述的鱼凫、鳖等图腾。
这些诸多的演生图腾崇拜的人们，祖先的原生图腾崇拜深深地刻印在民族记忆里。因此，它总是顽强地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后文即前叙说的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图象，则是龙蛇图腾的一种遗迹。
二、对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的崇拜
（一）伏羲、女娲图像的传播
“图腾作为一种超越于人类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威的统治物，虽然随着氏族社会的崩溃而衰退，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却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并时常见于后世的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前述的蛇头纹，是骁勇剽悍的巴人战士在战斗生活中对祖先龙蛇图腾的信仰，希望得到它的保佑。本节将作重点研究的则是伏羲、女娲图像在后世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及其社会意义。
伏羲、女娲是我国上古时候神话传说中的两位圣哲。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并作绳而网罟，制嫁娶之礼仪。女娲一日70变，以化万物，抟土造人，并炼石补天，燮理阴阳。他们是两个信奉龙蛇图腾的民族部落首领，后世幻化出他们的形象都是人首蛇身。《风俗通》称“女娲，伏希（羲）之妹”。以后，则有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制造人类的传说，并出现了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双尾交合的多种图像。这种龙蛇图腾的遗迹，在华夏大地广大范围内都有流布，尤其是古代巴人聚居的地方，这种遗迹更多。
据董其祥先生考察，这类图像就质地而言，有石刻的，有砖焙的，有绢绣的，有陶型的，还有铜铸的；就时代而言，上起战国，盛于东汉，衰于南北朝，止于宋代；就分布的地域而言，四川、河南（主要是南阳）最多，山东次之，魏晋以后，传至新疆边远地区。比如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石棺的后档上，右边刻伏羲，左手举日轮，轮内有金乌；左边刻女娲，右手举月轮，轮内有蟾蜍。他们人首蛇身，双尾四环交结。类似这种图像，在重庆也发现近10处10余幅。
在古文献中，关于伏羲、女娲图像的记载也不少。这些记载，也多是人首蛇身、手举日月、二尾相交。这与图像之形完全一致。文献记载和地下出土的这些图像，多数刻于墓冢，也有的绘于殿堂。古人置制这些图像，其目的是因袭上古图腾信仰的遗意，希望消灾免难，荫庇佑福。
这种图像，在古代巴人主要活动地区嘉陵江、汉水流域发现得特别多，总计约占已经发现的图像总数的95%。上文提到的河南南阳，据史学家考证，也是古代巴人活动的地区。按照文化遗迹密集区即是古代文化中心区，距离文化中心愈远遗迹就逐渐减弱以致消失的文化学原理中的文化区域理论，不正说明伏羲、女娲图像的文化中心区乃是上古时代巴人的聚居地么？
（二）对伏羲、女娲的崇奉
这些地方，对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传说也广为流传。远古时候，洪水泛滥，生灵俱毁，唯伏羲、女娲犹存。有神撮合他俩结为夫妻，他俩不同意。经过两山滚下石磨而相合、两山点燃烽烟而相绕、丢针线下河而线穿针等，证明他俩结合实为天意。于是，他俩结为夫妻，十个月后，女娲生下一个肉球，切成肉块后挂在桃、李、杨、柏等树上，这些肉块都成了人，并以树为姓，人类又得以繁衍。
这种祖先崇拜的信仰而使人们把伏羲、女娲尊为始祖神，逐步衍化成傩坛祭祀中的傩公和傩母（或傩娘），而受到人们以香烟酒醴的奉祀。
“凡酬愿追魂，不论四季，择日延巫祭赛傩神。祭时，必设傩王男女二像于庭中，旁列满堂画轴神像。愿大者搭台演傩神戏。”“供傩神男女二像于堂，荐牺牢馔醴。巫者戴纸面具，演古事如优伶。逾日乃已。”以上两段文字，系清·同治年间修纂的《保靖县志》和《龙山县志》所载。它们记述了湖南保靖、龙山等地在祭祀傩神和演出傩堂戏时，坛内必须供奉男女二傩神的规制。
这男女二傩神是谁？重庆《巴县志》则作了他们是伏羲、女娲的明确回答：“今民间或疾或祟，即召巫禳赛驱逐之，曰禳傩。其傩必以夜。其术名师娘教。所奉之神，制二鬼头。一展面长须，曰师爷，一女面，曰师娘，谓是伏羲、女娲。”
笔者曾于1994年2月11日在重庆市巴南区双新乡新槐村桐秧农业生产合作社郭仕珍家亲眼观看过祈求神明赐祥去灾以益寿延年的接寿延生祭祀仪式，其中的《迎圣下马》和《倒傩送圣》两坛仪式，就是迎请傩母降临法坛卜问吉凶，并祈请她恩赐祯祥，保佑信人福寿绵延。其奉祀之傩母造型，确如《巴县志》中记载的形象。可见古代巴人之图腾遗迹至今犹存，且在民众的心灵中仍有一定的影响。
在古代巴人世居的大巴山区的金州平利，即今峡西省平利县，有女娲山，与伏羲山相接，上有伏羲、女娲庙，其间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颇多。在重庆，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也为数不少。现仅举“巴子石”为例略加说明。
巴子石，在巴县衙门内。清·乾隆本《巴县志》载：“巴石，在县署内左厅阶畔，一石耸竖，计蕊二十七磊，叠如桃状，石质苍坚，天然秀拔，又名巴子石。”
关于巴子石的由来，重庆广泛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盘古开天辟地时，天上到处有洞漏水，地上洪水泛滥。玉皇大帝派女娲去补天。女娲到三山五岳去采了999块五色石头，炼了七天七夜，即以所炼之石补天。补了之后，发现南边天上还有一个洞。期限快满，她就顺手捡块花石头把洞堵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雷公电母在南天门外对阵，将那块没经炼过的石头震掉，落在巴国都城。臣民禀报巴国国王，国王跑去观看，只见石形犹如桃花，花中有三九二十七颗石蕊，真是天上的宝石！落在巴国都城，是巴国的吉兆。他便传旨全国，大庆三天，并将此石命名为“巴子石”。
这个传说，把女娲炼石补天的圣绩与巴国联系起来，重庆人在传述这个传说时还颇有一种自豪感。正因为如此，一些文人学士才为其撰文写诗。如清人王汴在《巴子石》诗中赞叹：“君不见江州县中拳拳石，累卵错落相堆积。雨雪风饕年复年，苔色斑驳无崩璨女娲炼补荒天余，或坠尘埃成奇魄”巴县知县王尔鉴在《巴石铭》中也啧喷称道：“咄咄斯石，磊磊具形。根拔地厚，顶摩天青。炎寒一碧，风雨难倾。俨累卵而弗危，若蜂房之上擎。天工耶？人巧耶？吾莫得而名，用以名吾亭。”
巴人为什么对伏羲、女娲如此崇奉？他们认为自己是伏羲的后裔。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嗥，原是东方的一个民族，活动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一带。西汉时，太嗥氏的传说传到西南地区，与巴人传说的祖先伏羲结合起来，称为太嗥伏羲氏。西汉末年的刘歆在《世经》里写道：“太吴帝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即伏羲）氏。”按《山海经》所记，伏羲是巴人的祖先，巴人是伏羲的第五代苗裔。伏羲既然与女娲是兄妹，或者是两个同为龙蛇图腾的民族部落首领，女娲自然也是巴人的祖先。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对伏羲、女娲十分崇奉，伏羲、女娲的信仰才在巴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龙蛇后裔禹娶涂山氏的争讼
（一）禹娶涂山的争讼
大禹，这个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领导人民疏通江河，治理洪水，发展农业生产，可谓功惠万世；娶妻涂山，四日离去，三过其门而不入，真乃亮节高风。因此，禹的圣迹世代传颂，广布中华。尝留其圣迹的涂山也名播遐尔，成为人们凭吊的古迹。
然而，对此古迹的处所，却世代都有争论。有的据《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和杜预注“涂山，在寿春县东北”的记载，认为涂山在今安徽淮南市境；有的据《史记·夏本记》《索隐》“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涂山在江南”的记载，认为涂山在今安徽马鞍山市境；有的据《越绝书》“涂山者，禹娶妻之山也，去县十五里”和《会稽志》“涂山在山阴西北四十五里”的记载，认为涂山在今浙江绍兴；有的据《汶志纪略·山川》“涂禹山，俗呼同灵山，土司住宅在江外；或云：山上旧有瓦寺，故曰瓦寺也”和《禹迹考》“加渴瓦寺土司署在治（汶川）西北十里，谓之涂禹山，与刳儿坪相距十里有奇，盖即涂山故国”的记载，认为涂山在今四川北川县；还有的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等记载，认为涂山在今重庆市南岸。
对于涂山所指何地的争论，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元代贾易岩在《涂山禹庙碑记》里对此作过精详的考证；清代张问陶也写了“巢县争涂山，会稽争禹穴。夏王不再生，此疑谁能决·南指吴越西指蜀，两地相争人欲哭。圣人之圣不在此，神禹闻之当捧腹”的诗句；今人董其祥还专门写了《涂山新考》一文，以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材料，说明禹娶涂山之所指。
（二）对帝禹、涂后的崇拜
对历史上的这场争论及其所涉及的问题如何考证，那是史学家们的事。笔者仅按本文题旨，从文化心理结构角度去探讨巴人对这场争讼所取的态度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巴人，特别是重庆人对禹娶涂山氏确信在重庆市南岸，并因此而感到十分自豪。
如前所引，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里就记有“帝禹之庙”，接江州县郡治后又具体记述“涂山有禹王祠和涂后祠”。这说明至迟在晋以前巴人就在重庆南岸的涂山上修庙建祠，奉祀大禹及涂后。此地的涂山及帝禹庙、涂后祠在多种史志中都有记载，一些文人学士多为之写诗作赋、题碑撰文，有关传说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一些禹涂胜迹亦陆续出现。这些诗文辞赋和民间传说与涂山胜迹相互辉映，充分反映出巴人对治水英雄大禹的倾心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