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起源于何时？在先秦时期，人们从观测季节气候对人类和动植物的关系中逐步认识到，到了五月，夏季酷暑来临，在烈日和高温的作用下，植物繁茂的同时，多种病菌也迅速繁殖，邪毒滋生，瘟疫泛滥，人畜受到威胁。从太阳运行昼夜更替看，夏至以后，天气渐短，阳消阴长，冬至以后，天气渐长，阴消阳长，因此有“夏至一阴生，是以天时渐短，冬至一阳生，是以日晷初长”的说法。古人认为，阴与妖魔、邪气、瘟疫相联。所以，古人将五月视为恶月、毒月、死月，五日则为恶日、毒日、死日。这五月初五即为不祥的日子。
古文献上，对此多有记述。在此，仅举二例：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挺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第一例引自《吕氏春秋·仲夏纪》。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五月之为恶月、毒月的认定，认为是阴阳、死生纷争、交替之月；第二层是启示人们慎重度之，包括了定心、寡欲、薄味、无刑等，目的是静待阴阳之成败。这段文字与《礼记·月令》全同。
第二例出于《风俗通》。它讲得非常明确，五月初五出生的，男克父，女克母。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不知断送了多少小生命。青史垂名的孟尝君，因生于五月初五，其父令将其处死，其母私藏养成，才幸免一难。《西京杂记》载：“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汉代胡广的命运也是如此：“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俗谓恶月，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殷芸小说》卷三）。公侯名贤如此，况百姓乎？
以上两段文字，前者出于官方颁发之令，后者记述社会民间之俗。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上至王侯，下至庶民，都把五月看成是恶月、毒月、死月，五日是重五，那么，五月初五，就更是恶月恶日、毒月毒日、死月死日了。
为了安全度过这段令人生畏的日子，古人采取了不少施为，久而久之，即成习俗。诸如以五色丝系臂，以避兵鬼病瘟，故称其为长命缕、续命缕、辟兵缯、朱索等；悬艾草于门，以避毒气；贴五毒图（用红纸刻印蛇、蝎、蜈蚣、壁虎、蛤蟆五种毒虫，并以针刺在虫上）于室，以避虫毒之害；佩戴用白芷、川芎、岑草、排草、山奈、甘松等中草药充实其内的香囊，以驱病菌；还佩戴艾叶做成的艾虎、铜丝金箔制作的骑虎小儿健人，以禳邪侵；饮菖蒲酒、雄黄酒、朱砂酒等，以防蛇咬蚊叮；将雄黄酒涂额、蒜汁洒室、艾草熏屋等，以杀菌去毒；将佩兰、菖蒲、艾草等熬汤沐浴，以净身扫毒；清晨上山拔草采药，以去病健身等等。这些习俗因时代久远且流传地域广阔，呈现出繁芜驳杂、参差差异等种种事象。
（二）端午节的习俗
那么，在三峡地区有些什么习俗呢？
清·光绪十九年编纂的《巫山县志》载：“五月五日为端午，家家悬艾蒲于门，男女戴戴艾叶于项耳，曰去疾。以麦面为白团与角黍相馈遗。室供天师像曰端午符，至十五日始焚化。午间以大蒜、雄黄水遍洒室中，曰除虫毒。”民国年间向楚主修的《巴县志》在征引了若干文献载录的端午习俗后，指出：“今俗端午，人家饮雄黄酒，兼洒蒜计，食粽子、盐蛋，剪彩缝为小胡孙（小猴子）并香囊，悬小儿肩臂上，朱砂醑、角黍、烹鹜，彩丝系臂之遗意也。悬艾于门，取郊外百草煎汤澡身，曰避毒。”民国年间张森楷主修的《合川县志》说得更为具体：“五月五日为端阳节，卑幼必拜尊长，谓拜端阳。民家以箬叶裹糯米为粽，饮雄黄酒，悬艾叶、菖蒲于门，剪彩裹绵为猴狲系小儿肩臂，以雄黄抹小儿头面，谓可以避瘟疫，避蚊。于午前用正方黄纸斜角书白字倒贴屋壁室柱，谓可以避白蚁。正午时，居民多闭户，谓此时五瘟下界，闭户以避之……”联系至今民间的习俗，三峡地区端午节俗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七端：
一曰采。清晨上山采草为药。民间有“端午之前是百草，端午之日百草药”的说法，最好是凌晨起床不说话就去采药，药效更佳。
二曰挂。将菖蒲、陈艾悬挂在门楣上，有的将陈艾编成龙蛇状，将菖蒲削尖为剑形。三曰戴。将艾叶、香草、药材等用布包好，缝制成猴儿或香包，戴在手臂或胸前，或直接将艾叶戴在颈上、耳上，或插在女子鬓发上。四曰洒。将雄黄水、大蒜汁遍洒室的暗角。五曰熏。将艾草等烧着而又不见明火，以其烟熏室内屋角。六曰贴。将天师符或白蚁符贴于屋壁或室柱，以避邪魔或白蚁。七曰洗。用菖蒲、陈艾等香草熬水洗澡。八曰避。闭户或带着小孩去外婆家，以避五瘟。九曰食。这是颇为看重的习俗。除吃一般酒肉外，主要是吃粽子，也喝雄黄酒等。吃粽子源于以竹筒贮米祭水神，后演化为以彩丝楝叶包米祭屈原。《续齐谐记》载：“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固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以上九端，主要是去毒健身，所以，端午节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过一个卫生节。当然，其间也有一些避邪纳吉的作为，如志书中的天师像，乃借道教祖师之灵以镇邪鬼，门楣挂的蒲剑、艾龙，则有蒲剑斩凶、艾龙纳吉之用。此乃上古先民视五月五日为恶月毒日而予以驱防之遗意矣。
（三）端午龙舟竞渡
在端午节的众多习俗中，更为人们看重的是龙舟竞渡。
1.龙舟竞渡的起源
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源于对龙图腾的崇拜。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图腾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在一些民族支系中，对龙图腾的崇拜尤为热烈。据闻一多在《端午考》中考证，生活在水乡的吴越民族，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龙是他们的先祖，多以“断发纹身”以表示自己是龙的子孙。近些年来，此地出土的众多新石器时期的几何印纹陶证实，这个部族的纹身习俗确实存在。吴越之地，五月多雨，山洪汇集于江湖之中，滔滔滚滚，一派汪洋，据此便产生一些神秘的想像和传说，五月为龙神诞辰即在民众的想像和传说中逐渐形成，一些相应的祭祀仪式亦应运而生。于是，形成了每年五月初五这天举行盛大的龙图腾祭祀仪式习俗。经过若干代的施行，逐步加以规范，食祭和游祭就成为龙图腾祭仪的两大内容。所谓食祭，即将食物装进竹筒或裹树叶，投入水中奉献图腾祖先龙神；所谓游祭，即以龙形独木舟在水面竞渡逐游。久而久之，端午节就成为古代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祭祀的节日。
2.龙舟竞渡的演变
这种习俗的逐渐演化，又与五月五日这个恶月毒日中的一些死亡事象联系起来，就由图腾祖神崇拜演化为对人们崇敬的贤哲的祭吊，于是，便有了龙舟竞渡和食黍祭河为凭吊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等的民俗事象。
屈原出生在三峡境内秭归县的乐平里，年约20，任楚国三闾大夫，逾五年，任左徒，负责制定内外政策。在那群雄纷争的年代，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威胁楚国。屈原主张联齐抗秦，深得楚怀王的信任重用。后来，亲秦派得势，进谗诬屈，昏庸的楚怀王及其儿子楚顷襄王将屈两次放逐。当得知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屈原不愿离国他往，而于五月五日抱石自沉于楚国境内的汨罗江。
伍子胥也是楚国人，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他奔吴借兵，攻下楚都，掘开已死的楚平王墓，报了杀害父兄之仇。吴王有恩于伍，伍则忠心事吴。当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誓报吴王灭国之仇。伍谏吴王警惕越反，但吴王中越离间之计，于五月五日赐伍自尽，还将其尸盛入皮袋沉于钱塘江中。后人称其为钱塘江潮神。
于五月五日死亡的还有介子推。介子推随重耳出亡，曾割己肉以侍重耳。重耳正位晋文公后封臣，却忘了介子推。介子推躲进深山。后晋文公要封赏他时，他仍避而不出。晋文公无奈之下，于五月五日（一说三月二日）命人烧山，逼介出仕，但介抱树焚亡。
至于曹娥，乃因其父于五月五日于钱塘江迎祭潮神伍子胥溺水而亡，不得尸骸。年方十四的曹娥，沿江号哭七日，亦投水而死。尔后，娥尸背其父尸浮出江面。
这些于五月初五死亡的贤孝，深得民众景仰，将其融入端午节的祭祀习俗之中，于是，便有了吴越龙舟竞渡凭吊伍子胥和曹娥，其他多数地方则祭奠屈原的习俗。现在，一提及端午龙舟竞渡，人们都会认为是祭吊屈原，这应是宋代朝廷下诏全国于五月五日纪念屈原的结果。
为什么宋朝统治者传谕全国记念的是屈原而不是伍子胥、介子推呢？这与他们本人行为所表现的精神品格有关。伍子胥借外力以报本国君主杀父杀兄之仇，虽然在当时作为“士”这么一个新兴阶层可以“择木而栖”而无可非议，但对统治者来讲却并不赞赏；介子推“士甘焚死而不公侯”的孤傲品格，统治者也只会“敬而远之”；而屈原那种“狐死必首丘”的强烈的国家观念，使他的人格有了一种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崇高，表现了至今仍为大家崇奉的爱国主义情操。比较之下，伍子胥、介子推当然相形见绌了。
至于曹娥所表现出的至孝品格，正是中国社会长时期奉行的“百行孝为先”的伦理观念的典型，其行为虽有不宜可取之处，但其精神却是在“孝”的领域里达到了至善至美的高度，所以，至今在吴越一些地区的龙舟竞渡时还供奉曹娥塑像。
其实，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端午龙舟竞渡的凭吊者却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如贵州黄平县石牛寨清水江畔的苗族祭吊的是一位与龙相关的名为“保”的苗民，还有的苗民祭吊的是一位名“故亚”的老人等。
端午龙舟竞渡，其凭吊对象究竟是谁，文献所记甚多。南朝梁代的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写道：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东汉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在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勾践。”不可详矣。
这段记载透露了三个信息：一是龙舟竞渡，楚地为吊屈原；二是东吴为吊伍子胥；三是越地又由勾践练水兵为掩人耳目，不被吴王所察，假扮龙舟竞戏。
事隔千年以后，清代的顾禄在《清嘉录》里，又作了类似的记载：
五月竞渡，相传吊三闾大夫而作，本《荆楚岁时记》之说，但于吴地无涉。赵晔《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怜子胥之忠而作。周栎园《因树屋书影》，以为（越国）习水报吴，托于嬉戏。
……则荆楚作为灵均（屈原名），吴越自为子胥耳。
从这些相关文献的面世年代上看，《吴越春秋》为东汉，《曹娥碑》为汉末，而《荆楚岁时记》为南朝梁。这说明，吴越龙舟竞渡凭吊伍子胥和曹娥先于楚地祭奠屈原。那么，屈原作为龙舟竞渡的受祭对象所经历的历程又是怎么的呢？晋代王嘉著的《拾遗记》卷十里记载：
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这则文献说明，在汉代，楚人对屈原还只是立祠祭祀，未以龙舟凭吊。后来，楚人受吴越龙舟祭吊之启示，对屈原由祠祭而舟祭，及至南朝梁时，即已如是了。据张君在《神秘的节俗》里考证，此时龙舟吊屈已经定型他了。他在列述了一些学者将端午节形成时间定在唐代，“因为唐代规定端午为大节，每逢端午必须赏赐，杜甫《端午日赐衣》诗即云‘：端午被恩荣’”；有的人又将其定在宋代，“因为宋代不仅将端午定在五月五日，且专门传谕全国纪念屈原”。张君认为，这两种说法均欠妥当。他认为：
构成端午节的各项事象及因子，早在上古即已存在了。从上古到南朝梁时以前，可以说是端午节的酝酿、聚合、初步形成阶段，或者说是前期发展阶段，从南朝梁时一直到现代是端午节的定型化、成熟化及定向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后期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