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需要下乡体验生活
赵清河死于一场意外，就像我写一篇小说也是意外一样。
我不是小说家。在我看来，诗人啊小说家啊什么的很值得商量，不，是商榷。长期以来，他们贵族着、良心着、哲理着……可我们就是不尿他那一壶。那，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呢？你大概会问这个问题。你要真这么问，我可能会骂你，李唐就被我骂过无数次，他把这个问题颠来倒去地问个不歇，使我怀疑他的智力。怀疑他的智力又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力——我居然跟这么个东西做好朋友，我的脑子究竟出了什么故障？
避重就轻是没有用的。话说回来，我不写小说我干嘛呢？我好逸恶劳，没力气劳动，不爱上班。也不爱娱乐，也没有姑娘爱。当然，不爱不说明你不干那些事。偶尔也有姑娘，偶尔也苦着个脸出现在娱乐场所，每天也去上班。这就是生活啊。
我干什么工作？这个问题一般人我不说。我只能告诉你，我在个事业单位上班。单位在我们国家有事业和企业之分。我的理解是，企业造点东西，使这个世界或多或少添点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贡献是显著的；事业呢，什么也看不到，就看到夹着皮包的人上午钻进了办公室，下午又钻了出来。我没有皮包，这是个态度问题，领导看在眼里，不满与日俱增。
领导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所谓“谈谈”。
听说你写小说？他问。
没，我说，你听谁这么虚构我呢？
听说而已，他递了根烟，继续说道，为什么不写呢，你挺有才华的。
就是，你老不提我干，使我深感怀才不遇啊。我把自己逗乐了。
哈，你看你看，你的才华就这张嘴，要多动手干活啊。
我没干吗？干了啊，我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我承认我干活质量不高，这是能力问题。
不是，领导开始严肃起来，他像领袖那样挥舞手掌，不是你自以为是的那个样子的，还用我说吗，说了你别生气，你的问题就是工作态度太不端正，可以说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我不生气，领导，你还是举点例子吧，否则我不太理解不端正和不负责在什么地方，你说说看。
领导没举例。他放缓口气说，你工作也不少年了，虽说我是领导你是群众，其实你也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单位，谁跟谁，他妈还不是彼此彼此，大家都抬着混，互相帮衬帮衬嘛。你就是一直这样混下去，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能把你怎样的是区里面，是上级的人事部门，我又何苦向他们打你的报告呢。别，你别说了，我怕了你了，我知道你的想法。跟你说实话，现在的小年轻到我们这样的单位，那可没你这么好命，想进还进不来。你我都当年国家分配，这是个优势，饭碗比他们硬点。但千万不能大意啊兄弟，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你比我清楚，是竞争，是能者多劳。引进竞争机制和实行末尾淘汰制，这不定哪天就要落实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到那时作为领导我该怎么办？你倒是给我想想办法。
啊，没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
领导说的何尝不在理呢？如果我是领导，我又怎能容忍下面的人不好好干活呢？我还真为这个问题琢磨了许久。
过了几天，我把领导请来吃饭。酒桌上我们交流了一些黄段子，批评了一些同事政策水平的低下，时间就过去得差不多了。领导摇摇晃晃要走，我岂能让他走。我说，我们唱歌去吧。我们又去唱歌。
在KTV包间，领导使用美声唱法高歌了几首革命歌曲。这不奇怪，我接触过许多这样的中年人，他们普遍习惯使用美声唱法来掩饰不完整的五音，来唱响他们当年的青春岁月。怀旧，甚而有种令人泪花滚滚的亲切。为了不使领导感到无趣，我还陪着他唱了一首《敖包相会》，当然，女声由我捏着嗓子尖叫了一番。领导很开心。他去卫生间回来摇着头告诉我，看见了一些小姐，他说他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也就是唱革命歌曲的地方也会有小姐。我说，那我们叫个来一起唱吧。他眼睛亮了亮，又暗淡下去。说：算了，有话你说吧老弟。
我说，领导，能不能给我个停薪留职呢？
他说，现在没这说法了，操作起来太难，这是实话。
我说，我知道你没骗我，难道一点希望也没有？
他说，真没希望。
各位，就是这么着，才华横溢的我主动离开了单位，英雄再无用武之地。
李唐获知我脱离单位，问我，那你以后怎么办呢？我说，那还能怎么办，当作家呗。
这么说有可能算是个幽默，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作家这玩意儿完全是个借口，当不得真的，发不了大财就不说了，主要问题是当作家是像我这样的垃圾（前女友语）才愿意并只能干的事情。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种高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真是这样，我得感谢瞎了眼的上帝，感谢他闲得太慌好好的把自己眼睛戳瞎。上帝瞎后，某人说他是作家确实能令不少人肃然起敬，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和专业的。他们每天坐在家里，坐在考究的书房里，环顾丰富的藏书，露出平和的表情，然后开始写字。一稿二稿三四稿，然后写封称对方为“XX兄”的投稿信给熟悉的编辑，这样很快就刊登在了发行量不超过10000册的杂志上。机会好的，就像中体彩那样，也有获得由相关组织颁发的文学奖的可能。发表、出书、获奖，虽然没什么人看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优秀作品，但他们的生活确实不像我这样这么缺钱——我好逸恶劳，没钱是活该——如果他们的东西被翻拍成影视，那，了不得了，马上由不著名开始著名，由著名而权威，由普通作协会员而作协的领导干部。甚至他们作为下岗职工的脸色苦巴巴的老婆也很快再就业了。
垃圾！我前女友嘴上这么说过，相信她心里也是这么说的。如果像我这样的垃圾也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算不算是亵渎呢？我对李唐说，出现在我们这个几千年文明国度里的那些坐在家里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所谓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们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古怪的群体，是上帝（假如这个老头没有因为失明而厌倦生活采取自杀的话）的耻辱。但，我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原因是，我比以前更加无所事事了。
但你有那水平吗？李唐说，也就是你能混出来吗，比如说，你东西能发表在杂志上引起评论家注意，然后被报刊转载，结集出版，又拍成影视，跻身于文联会议坐席的前列吗？
听了他的话，我悲伤地低下了脑袋，发自肺腑地说，兄弟，你能不能给我点鼓励。
我突然想到了赵清河，他死了，真可怜。可是那个失手把他打死的烟酒店小老板又何尝幸福。据说，他被判了十几年刑。李唐出席了法庭判决，判决虽然早已大概知道，但由威严的法官使用铿锵有力的带有方言色彩的普通话绘声绘色地报出来，小老板的老婆还是一下子就地瘫倒在法院。她年纪轻轻，略有风姿，你叫她这十几年怎么过，你叫她这么双打麻将的小手怎么抚养年幼的小孩？
公道、良知、怜悯、同情、伸张、鼓吹、喊叫……这是我们该干的吗？它们是“干”吗？它们软弱如无，什么也不是。而我们的作家却把这些引为利器，躲在小书斋里喝碗壮阳的鸡巴汤，然后愤而疾书。
我陷入了困惑。应该出去走走。
还是李唐。他打算假期回老家一趟，问我去不去。我高兴极了。太高兴了。
到李唐老家，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长途汽车。我想坐火车，李唐说不好。火车并不比汽车快，此其一；二，下了火车还得坐当地小公交，麻烦，不如长途汽车直接可以把我们扔在他们的村口。
我不喜欢坐这种长途汽车，它们总是超载，空调永远也不能把里面那些固有的气味排除干净。不过，我都落成这样了，还讲究个什么呢？讲究是贵族和富人的专利，穷人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剥夺了卫生，剥夺了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