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给人以温馨的感受，虽然它不是智慧，但它却常常放射出智慧般的光芒。有许多凭智慧得不到的东西，靠真诚却能得到。真诚待人，就要学会关心他人，唯有真诚才能缔造长久的友谊。真诚也是朋友间相处的第一原则。
朋友关乎一生成败
曾国藩说：“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认为，选择朋友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跟他所结交的朋友是否才华出众、品性优良有密切关系。
事实上，从曾国藩的一生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成功离不开广交朋友的处世经。无论是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结交那些德才兼备的朋友。
当曾国藩进入京师之后，眼光就变得现实而且高远。在京都，他结识了很多师友。这个时候，他认为以前的衡阳同门均为“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因此，他劝说弟弟们不要与这些人交往过密，他们“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他甚至认为，“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朋友选择之严苛。他所交的益友多数都是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有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
咸丰二年六月（1852年），曾国藩接到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都是关于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消息。在这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原因又有他特殊背景的原因。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曾国藩被任命，主要是依靠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帝举荐。
唐鉴乃理学大家，名震江南。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咸丰帝召他入京，垂问军国大事。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能成大事。
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令曾国藩难以决断去从。这时，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他出山组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
江忠源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便多次来信表示坚决支持。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也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同时，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巡抚张亮基赶赴长沙抵抗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做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是张亮基的幕僚，他向张亮基推荐曾国藩，并请曾国藩出山镇压太平军。张亮基听从左宗棠之言，上奏请求皇帝下旨令曾国藩领兵镇压太平军，并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因为他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此时出山有违离职守制大礼。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果要投身战场，就须有打仗的真本事。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辞谢了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将要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这几年没怎么见面，但一直保持书信往来。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析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他。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见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寿昌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他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期间出山办团练。随后，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这样既上应皇命，又下应父命，名正言顺。于是，曾国藩出山了，从此走上了“中兴第一名臣”的道路。
曾国藩出山办团练，与他成就一生的功业关系极大，在进退两难之际，靠着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由此可见，朋友之重要。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互相鼓励，共患难，能成为事业的基石。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结交患难与共之友
什么样的朋友最值得结交？毋庸置疑，肯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多注重人的品格，比如大方、乐于助人、容易相处等，对于可以与朋友祸福与共的人，大多数人都乐于与之交往。有志于成大事的人，对于患难与共的朋友更是渴求万分。
曾国藩同样渴望结交患难与共的朋友，事实上，他也有这样的朋友。
咸丰三年（1853年），李元度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冬（1854年），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可以说，李元度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
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
曾国藩狼狈地从江西返回原籍期间，在给李元度寄去的书信中表达了对李元度的万分感激：“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护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
因此，李元度一度被曾国藩视为铁杆心腹、亲密好友。
不料其后，曾国藩因事两次参劾李元度，李元度一怒之下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致使二人友谊破裂。
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后，曾国藩还会不由得伤感。为了挽回情谊，曾国藩向李元度致以悔歉。李元度虽然心有怨气，但看到曾国藩如此真诚，所有恩怨也就一笑泯之了。事实上，曾国藩去世前的几年里，两人保持长期通信联系，互相关怀。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元度写信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与李元度联姻，让孙子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了秦晋之好。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12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云：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诗中一句“前期我负公”表达了深挚的歉意，也表明李元度对自己当初行为的深刻反省。
人在失意时，即便朋友无法帮忙，若能与朋友在一起，内心也会涌现出愉快的感觉。在患难中正是人感情最脆弱，且需要支持的时候，此时应该做到与朋友共患难，这样才能获得对方更浓厚的友情。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能祸福相依、荣辱与共的朋友，尤其是在功利社会中，能够共祸福的人更是为人所喜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交的朋友既可以在自己富贵之时同席举杯，相互帮助，也可以在患难中相偎相依。即便是如曾国藩一般的强者也不例外，对于共患难的朋友总是另眼相待。
咸丰三年（1853年），礼部侍郎曾国藩在湖南筹建湘军，彭玉麟前往投效，分统水师左营。咸丰五年初（1855年），江西湖口之战中，曾国藩率湘军水师进入鄱阳湖，结果被分隔于内湖、外江，水师大船连遭焚毁。曾国藩遭逢大败，之后只好困守南昌，几乎无人去救。咸丰六年一月（1856年），彭玉麟徒步七百余里，只身奔赴南昌，帮助曾国藩。曾国藩让他整顿内湖水师，统带八营。次年与太平军再战于湖口，终于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并攻占湖口及对岸的梅家洲，湘军水师方才得以复振。彭玉麟不仅是杰出的人才，更是一位共患难的朋友，因此，曾国藩对他礼遇有加，将之与李元度并称。
交友应交患难与共的朋友，然而，在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人：有福可以同享，有难却不能同当。当昔日的朋友失意、落难时，不是近之、帮之，而是躲之、远之，这样的人必定不可交。正因为如此，患难与共之友就更显珍贵了。
大力结交有志之士
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这样的朋友。在交友上，曾国藩主张结交有志之士。正所谓“志同道合”，朋友之间，无论品德上，还是事业上，总是会互相影响。如果对方并非有志之士，曾国藩便不愿与之交往。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正因此，他结交的朋友也要有志才行。
在长沙求学期间，曾国藩与郭嵩焘、刘蓉深交。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郭嵩焘、刘蓉二人都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任京官时，曾国藩同样不忘广交朋友。在郭嵩焘的引见下，曾国藩结识了江忠源。彼此交谈后，江忠源离去。当时，曾国藩就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江忠源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仅有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曾国藩的臂膀，官至巡抚。最终江忠源兵败自杀，诚如曾国藩之断言。
罗泽南是曾国藩十分敬重的一位人物。他自幼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年轻时，罗泽南连遭不幸，丧母、丧兄，与嫂相伴，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又因为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尽管遭逢沉痛的打击，罗泽南却并未因此消沉，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将罗泽南称为家乡的颜渊。后来，罗泽南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础力量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慕名而与曾国藩结交。他自己也曾记载道：“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曾国藩交友的标准很明确，“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在礼部复试时，曾国藩因欣赏诗句“花落春仍在”之气概而提拔了俞樾。他看了俞樾的诗文之后，不禁抚案，尤其文中的那首五言律诗的首句“花落春仍在”让曾国藩叹服不已，他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然而，同僚们纷纷摇头以为不可，他们认为，在仓促之间能够写得这么好绝不可能，必定是把自己的旧作拿来充数的。
曾国藩仍然执著己见，说：“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咏落花而无衰讽之意，此生他日成就，未可量也！”
这一番话让大家无言再驳，俞樾也由此得中殿试第一。后来，曾国藩受命督抚两江，俞樾游于曾国藩的幕府，二人相交甚笃。俞樾的五百卷皇皇巨著《春在堂全书》，成就了这位大儒的硕硕文名。
同样是考试，曾国藩又发现了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陈士杰参加考试，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言之有物，欣喜地录取了他。后来，陈士杰成为曾国藩的帮手，有人称他为“曾国藩第一幕僚”。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曾国藩结交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人生道路上，众人拾柴火焰才会高，每一个成功者都需要有人帮助。要成大事，就必须团结一批有才干的有志之士，找到共同的目标，才能群策群力，成就伟业。
大度宽和方能服众
为人处世应该宽以待人，以和为贵，即宽和。在人际交往中，宽和的态度就好比润滑剂。有一句俗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说宰相就一定宽宏大量，而是说为官之人深入名利场应该宽宏大量，官越大胸怀就要越宽广。
曾国藩素有雅量，为人大度，因此，他能够结交到很多朋友。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容而有雅量，应该“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