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守望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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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走进库鲁克塔格(2)

乌塘,又译作“奥尔塘”,含义是驿站。现在的乌塘村,当年只有游牧牧民,近年才相对集中地出现了村落,随即也就把乌塘村所在的山沟,叫乌塘沟了。乌塘沟贯穿库鲁克塔格,从罗布荒原进入乌塘沟,也就走进了库鲁克塔格;走出乌塘沟,则是博斯腾湖东岸了。自古乌塘沟与兴地沟就是东西行旅穿行大山之途。乌塘村,斯文·赫定《中亚地图》标注为“苏盖提布拉克”,含义是柳树泉。苏盖提是一种新疆特有的河柳。沿山谷深入大山就像走在林荫道上。河柳为山谷撑起了一具遮阳伞。

第二天,我们进入山谷。在V形谷地休息时,突然见到对面的山梁上飘来一朵朵白色的云彩,一瞬间朵朵云彩就汇聚成一片白云。我正在思忖那究竟是岩羊还是野山羊时,一个牧人出现在对面的石缝间。那里的山壁至少六十五度角,他简直就是《骇客帝国》的垂直行走在墙上的人物。见到了我们,他挥舞着牧羊杖,双手举到头上,成了大写的Y。山谷中回荡着他向我们致意的欢呼声。随后,他驱赶着羊群度过山梁消失在山脊的另一边。

这是我对山民与大山的第一印象。这些世代在山中游牧的山民,他们是大山之子。

我们在库鲁克塔格纵深处往返六七个小时。路经了古代山民修建的栈道与台基,穿越了芨芨草丛,小心翼翼地走过车厢一样的岩石缝隙,见识了转场的牧人与羊群暂住的遗迹。在这外人罕至的深山,不但有一处处经过修整的洞窟,还有一处处在岩石上的刻画痕迹。就我见到的而言,有一人高的四个阿拉伯数字“1891”,有“毛主席万岁”(维吾尔文),有“2004年某某到此一游”(汉文)。那个胡杨与石板结构的古旧栈道只有十几公尺长,与川陕栈道相比虽然简陋,同样可以看出建造者的决心与毅力。可是,大山中的这些段落显然不是牧民们的“作品”,牧民从不把力气、时间花费到这种地方。那些利用简陋的工具,花了大力气在石坡雕凿出的台阶,则更奇怪了,对于牧民和他们的羊群纯粹属添置障碍,有害无利,谁会找这个麻烦呢?

我亲眼看到了大山中成片成片的洞窟,它无疑是经人工修整过的。这些洞窟不但引起我对山国的兴趣,而且也使我重新审视了佛教为塔里木接受、石窟寺的出现与东传等相关的问题。河谷的佛龛、乌塘山沟中的洞窟,这两组遗迹不但出现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形制又一脉相承。这不会是巧合。

关于西域文明,较早较具体的文字出自《史记》与《汉书》。山国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这三十六个古国中,楼兰、于田、龟兹、疏勒等王国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关于它们的考察研究也连篇累牍。山国,则是神秘的、底蕴未详的“失踪”王国。据《汉书·西域传》对山国的简要记述看,这是只有五千人的小国家,“山出铁,民山居”。山国自己不生产粮食,粮食要向邻国购买。稍后一些的文献又称山国为“山王国”“墨山国”或“黑山国”。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典籍中关于山国的全部内容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楼兰、罗布泊,已经出了成百上千种书籍,仅研究者的简历,就可以编辑一本词典了。而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山国仍然是一个谜。当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定,文献记载的山国的位置就在库鲁克塔格山一带,但是还没有人从文献研究向实地考察迈出关键的一步。“民山居”是古山国仅有的具体记载,而我们则是它的第一批探索者。我们走出了历史文献,向库鲁克塔格索取一个古老王国的活的档案。库鲁克塔格是山国立国的根本,也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凭据,而山国百姓则是库鲁克塔格早期的居民。至此,我不怀疑,那个“失踪”的古老王国就是库鲁克塔格文明的源头。库鲁克塔格山中的一切,都与神秘的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山国,一个相对被忽略的情况是:《后汉书·西域传》曾提到,东汉平帝永平末年,西域强国焉耆与龟兹联手攻杀了汉朝的西域都护陈睦,两千多戍守塞外的军士一并成为“春闺梦里人”。永元六年(94年),西域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犁、山国,“遂斩焉耆、尉犁二王首,传至京师,悬蛮夷邸。”“危须、尉犁、山国皆更立其王。”这是涉及西域政治格局的大事,可史书只有如上文字。就连以详尽着称的《后汉书·班超传》对此也语焉不详。这场汉与焉耆等国的战争,不但涉及塔里木东端与库鲁克塔格,也是影响山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这也说明在汉代,山国与焉耆、危须、尉犁这几个国家有特殊的联系,除了国土毗邻,恐怕也有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它们可以称为“东塔里木共同体”。

8月13日,探险考察队再次徒步进入乌塘沟,我落在大队的后面。在一处山岩经过人工修整的路段,我停下来,向对面峭壁张望,峭壁上是一个个大小不一、形制各异的石洞。石洞与石壁有人工修整过的痕迹,仿佛是一处穴居的中心。我冒险爬到山的半腰,极力向一个如同大张着的嘴的山洞探视,可以清楚地看到洞内情况,我马上就联想到河谷的佛龛,它们的一致之处就是洞壁有用泥涂抹过的痕迹。我相信它们的具体用途也许有别,它们的建造时期也许不同,但它们应该有同一个源头。而石壁最高处的一个洞窟,使我联想到敦煌最近新开放的石窟寺,它们简直像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

在西域三十六国之中,山国应该是率先接受了佛教的古国之一。佛教的石窟寺的格局与山国国民的生活方式(“民山居”)有必然联系。河谷佛龛群的存在,也为丝绸古道的实际走向、为库鲁克塔格早期居民的精神生活充实了新的内容。乌塘沟的洞窟就是山国的历史博物馆、民族风俗园。

四、兴地岩画

8月14日,车队驰出乌塘村,一路东行。库鲁克塔格的山前洪积扇平整开阔,我们的目的地是兴地。我们要去探访着名的兴地岩画。在行前我们并不知道,经历了20世纪的地覆天翻之变,兴地的一家村是否还有遗迹可寻。在二十年前,我随几个文学爱好者来兴地看过岩画。但那时,我对兴地所知有限,只是好奇而已。兴地远离交通线,地处偏僻,目前在一定程度上说兴地岩画已经成为探险史的章节,就连一些研究新疆岩画的专着,也没有为它设置专门的章节,更缺乏新的考察与研究。

沿山根走了几十公里,车队转向北进入大山。

进山的路极其险峻。说它险峻,因为它其实是一段现代栈道:完全没有依托,与山体垂直。抵达制高点,一幅惊人的画卷就立即打开了:在两道大山之间是苍莽开阔的平川,平川草木繁盛,与山外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条小河在平川划出了优美的曲线,一个山民宅院就驻守在河边,成了点睛之笔。

在山民宅院前的树荫下,吃过简单的午餐,我们立即就向有岩画的山谷进发了。一道道山溪在山间盘旋,想限定我们的步幅,但我没有耐心和山溪玩丢手绢的游戏,涉水照直向几公里外的兴地岩画走去。

兴地岩画是中国西部较早被发现的岩画。这些岩画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形象生动,早在20世纪初,就因斯坦因的报道引起世人关注。兴地岩画与小河遗址都是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新疆考古记》最精彩的章节。

在兴地沟,其实有若干组岩画,有的甚至就刻绘在河床卵石上。兴地岩画的主体部分分布在一面巨大的、直接从溪水水面拔起的岩石上,画面长达十五六公尺,高约六公尺,据不完整统计,至少有三百幅刻绘图形。1928年春天、秋天,贝格曼两次专门考察记录了兴地岩画。他的贡献除了详尽报道了兴地岩画,还在于他对兴地岩画的年代的判断。他指出:最高处的岩画是最早刻画的,现在则需要搭制专门的脚手架才能够得着。古人不会那样做。这证明,那时的地面要比现在高得多。由于常年溪水的冲刷,地面实际一直在降低。那么,只要大致推算出地面降低值(也就是岩画的升高值),就有了岩画出现年代的上限。关于岩画断代之难,众所周知。不可能大致划定年代,对它的解读就如同演绎天书。贝格曼曾在中国西部作过八年的考古探险,他的思路确实有独到之处。

从1996年第一次认真阅读了《新疆考古记》,小河与兴地就成为我向往的殿堂。再次站在那画廊般的岩石之前,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来此地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