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册，汨罗江畔的屈原，仗剑行吟的李白，沉吟一生的杜甫，驰骋塞外的岑参……他们以不朽的姿态向我们走来。那一个个诗意奔流的人生，闪亮着四个大字：心怀天下。
有了历史风云的大背景，有了波澜壮阔的大舞台，人生的路径也变得天高云淡起来。
诗性，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墨色能描绘出来的。诗性，从来不是自我的陶醉所能酝酿出来的。没有了家国天下的胸怀，生命变成了一个狭窄的通道——诗意在这狭窄的通道里窒息。走出狭隘，走出物欲，走出孤独的我，这才是回归诗性的第一步。
人在迷茫时，需要一个静谧的家园。大自然是我们诗性的母体，是我们诗性的本源，是我们诗意人生离不开的精神家园。但是，在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自然已经被我们挥舞的机器巨臂放逐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
我们的心灵，日渐枯竭、荒芜，充满了汽油味、脂粉味、烟火气。旅游，本来应该是充满诗意的。但是，在工业社会，旅游也成了一种匆匆的快餐：我去过大森林，但是，我没有听到鸟儿的歌唱，没有目睹花儿的绽放，没有感觉到雨打树叶的吟唱……亲近自然，享受自然，融入自然，这是回归诗性的第二步。
人在迷茫中，需要一把火来烛照。
当我们的祖先在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的追逐下，争论、探寻着“明天走向何方”的时候；当今天的我们在物质欲望的包围中陷入重围，挣扎、追问着“幸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人们开始反省自己。自省，是人的本质，从内心到天下，从城市到自然，从小我到大我——生命的自由与诗性在自我的审视中得到了放大。
时常回望一下自己走过来的路——思人、思家、思国，也思索着自己的人生归属。人在自省中变得伟大起来、崇高起来，人的诗性与思性在交融中焕发出绚丽的光焰。
思考人生，追问生命，审视自我，这是回归诗性的第三步。
诗性不在虚无缥缈的谈论中，也不在风花雪月的临摹中。而在我们的栖居之所、生活之中、内心深处。一旦你抛弃了沉思、烛照和超越，它便离你而去。
因为有了诗性，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人能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盈、人格的魅力；因为有了诗性，人的精神世界才能与大自然沟通，才能在大自然沉睡的时候感觉到和谐宁静，在大自然姿态万千的变幻中感觉到妩媚和生机。古代的人们，与大自然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因为人有诗性，他们心中的大自然也格外多情、妩媚起来。
诗意的栖居，在我们祖先那里并不遥远。他们在诗性的熏陶之下，追求着超越，追求着真善美，追求着“天人合一”的大道，追求着生命的和谐与内宇宙的丰盈，诸子百家、无数诗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如璀璨群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他们登上了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艺术高峰，他们创造了今人叹为观止的精神财富——诗性，是他们骨子里的精髓，灵魂里的月亮；诗性，是他们创造的动力，陶醉的美酒。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百年的阵痛与屈辱之后，终于开始了新的复兴与崛起，一步步跟着世界发展的潮流前行，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向农业社会诀别，向着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迈进，我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今天的人们身上的诗性在淡化，“诗意的栖居”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很多人开始思考：是谁动了我们的诗性？是什么力量让我们丰衣足食之后却感受不到幸福？是什么荒芜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很多人都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思考。有人说：诗性是农业社会的专利。工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终结者，也是诗性的天敌。也有人说：诗性离不开大自然的滋养。城市把人和大自然隔开了，城市化是诗性的驱逐者。还有人说：随着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的节奏，诗性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干，于是我们也患上了灵魂苍白的眩晕症……
这些思考和回答，从不同的角度触及到了问题的边缘。即使离答案的内核还有距离，但也只剩下一步之遥了。那么，答案在何处呢？答案不在“工业社会、城市化、快节奏”本身，而在于身处这样的现实之下的我们缺乏了“诗性的自觉”。
在过去，我们身处农业社会的祖先是不必刻意保持这个“诗性的自觉”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却不能离开这个自觉，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同——这是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又是一个物质欲望不断膨胀的时代。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整日面对五颜六色的欲望奔流，我们的心灵变得浮躁而麻木。
市场经济时代，追求物质、追求消费，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时候保持“诗性的自觉”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诗性的自觉”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今天，你还会不会在旷野之上凝望夜空？今天，你还会不会与友人促膝抵足畅谈人生？今天，你还会不会徜徉在文学的花园里寻求真善美？今天，你还会不会面对“一箪食、一瓢饮”的处境而不改其乐……如果说“不会”，那就不妨先从这些做起吧！
6.1.3新闻语言的发展
人类语言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水库”。
语言的丰富与多样，无法穷尽。
但是，新闻语言却总是处于贫乏和苍白的境地。
新闻语言需要打破自我封闭，在开放和吸收中充实、丰富自己。
新闻语言是集大成的语言
语言就是对话，就是表达。陈宗明指出：
话儿人人会说，但有巧拙不同。有的人颠三倒四，使人不知所云。有的人有条有理，讲故事娓娓动听，说道理侃侃而谈。文章也有不少人会写，但本领有大有小。有人写得平平淡淡，或者佶屈聱牙，令人不能卒读；有人写得清新隽永，甚而成为千古名篇。说话和写文章是人们交流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有谁不愿意自己既有口才又有文才呢？有谁不佩服那些优秀的演说家和文章家呢？（陈宗明《逻辑与语言表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说话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日常谈话，例如聊天、调查访问、讨论问题、汇报工作、个别谈心等。这种说话，通常是对话的形式，句子短而零碎，省略句和重复句多，思想感情能够充分交流；二是讲演，包括作报告、大会发言、讲课等。这种说话主要是一人讲大家听的独白方式。通常有中心和布局，句子比较完整，声音要求抑扬顿挫。
文章也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记叙文，例如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小说、传记、回忆录等。这类文章着重记述人物的命运、事件的始末，手法主要是叙述和描写，语言要求生动形象，有感染力；二是论说文，包括社论、评论、学术论文、工作总结等。这类文章重在剖析事理，说明情况，手法主要是议论和说明，语言要求准确精炼，逻辑性强。
说话和写文章都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的。说话和写文章各有长处，说话能够面对面地交流思想感情，这是写文章所办不到的。但是写文章可以克服时空条件的限制，具有更为强大的表现和传播能力。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
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
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
这无异于说，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新闻亦如是。新闻语言，是人用以认知、表现和传播新事物的语言。人类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新闻语言。人类有多少种语言形式，就有多少种新闻语言的形式。
信息时代的新闻语言，集古今中外一切语言之大成。它以表现传播新事物为中心，吸收一切可以利用的语言形式为我所用。尤其是互联网这个集一切传播方式之大成的新媒介出现、普及之后，新闻语言空前丰富、多样，形成了“文、图、声、像”四大部类集成化的多元性、融合性、即时性、交互性等新特征。
在中国，新闻语言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程，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尤其书面语言。中国自古不仅是一个诗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史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中散文的传统，更是渊源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均以记事为主。这些作品已经不同于商周时代的散文，它不仅有了文学的性质，而且注意刻画人物性格，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初步具有了后世传记散文的特征。特别是《左传》在描绘纷繁、壮阔的战争场面和能言善辩的外交家辞令等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了叙述和议论相结合，侧面描写、交代和照应、人物对话等表现技巧，对我国记叙散文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历史散文重在记事，通过记事进行说理，而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论辩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的散文，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虽然有很高的艺术性，但仍然被人们看作是历史著作和学术著作，即主要还在于它们的实用价值。这些散文，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与传播，具有新闻的属性。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上承韩非削峻之辞，下开贾谊、晁错激宕之风，为“奏议”体散文的楷模，也可以看作是时政评论的雏形。
两汉时期散文文体发展上最突出的成就是传记体散文的确立。传记体散文虽然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已经萌生，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则是由司马迁所首创。司马迁之《史记》，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史记》以人物传记形式来写历史，全书结构恢弘浩荡，众多人物性格鲜明，叙事栩栩如生，语言十分精美。以《史记》为发轫，中国历代史家传承史家精神，创造了蔚为大观的“二十五史”，构筑起中国文化传统的超时空“历史长河”。
两汉的论辩体散文也有很大的发展，作为论辩体的“议”、“论”、“疏”、“策”、“对策”、“表”等特别发达起来。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新序》《说苑》，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崔实《政论》，仲长统《昌言》等，都是优秀的政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鲁迅称作“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散文发展的特点是：一、更趋于文学化，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等，倾诉友情，品评文章，抒发怀抱，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动人。二、散文创作的体裁扩大了，尤其突出的是，过去很少被人们重视的山水景色，成了各种散文文体竞相描写的内容。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桃花源记》，郦道元《水经注》各具特色。三是散文各类文体大体齐备。
唐宋是诗词的高峰，散文的发展也盛极一时。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韩愈《师说》《杂说》《进学解》《原道》《原毁》，柳宗元《封建论》《天说》《捕蛇者说》《永州八记》等，开一代文风；欧阳修一生写下散文五百余篇，其题材和内容涉及到他一生从事政治、文学，以及与友人交往的各个方面。《原弊》一文，从“古之为政”，一直议论到今之“三弊”，纵贯古今，深刻分析了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五代史伶官传序》则从“伶人乱国”这一具体问题入手，阐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特别广泛，大至历史事件、政治事件，小至日常生活，草木鱼虫，作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特感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凡一切人间和自然界的事物，几乎无不可以纳入散文的题材。语言朴素、简洁，从先秦到唐宋八大家，都提倡“辞必己出”，善于继承前代的书面语和善于提炼、吸取当代的口语来丰富自己的散文语言。
中国散文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语言的音乐性。汉语是一种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古人写诗，重视音乐感和节奏，散文也是如此，古代许多优秀散文常常灵活运用平仄变化来增强文章的表现力和节奏感。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常常在散句之中，穿插运用对偶排比等整齐句式，音节上错综变化。
中国散文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十分突出。古代散文，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以记事为主的，如传记、游记、笔记等，有以议论为主的，如论、议、原、解、说等，有实用性的，如奏议、诏令、序跋、颂赞、箴铭、移檄、书信等，洋洋大观。由于作家思想性格、时代风貌和散文体裁的不同，散文风格也必然千姿百态，体现出众多而复杂的情况。
在近代职业化新闻的“报章语体”出现之前，新闻语言主要以散文为主。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新闻叙事、新闻评论逐渐成为独立的语体。随着摄影、广播、电视的兴起，新闻语言进入了图、文、声、像并行的阶段。而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使新闻语言进入了大综合、大交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