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谈论现代化的问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就是人的行为模式由指定性行为转变为选择性行为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行为模式由世代相袭的行为规范为指导转变为以理性的思考为基础的过程。
不管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这种观点，但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变，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要求人们必须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去塑造自己和超越自己。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必须树立个人的能力本位观念、自主自立观念、平等竞争观念、开拓进取观念，以代替权本位观念、依附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和保守观念。塑造自我，就是塑造适应现代社会的才智能力、价值观念、道德人格、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超越自我，则是自我塑造的不断升华，使自我获得更加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并把自己塑造成为更加理想化的存在。
马克思说，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实践活动的产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有没有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人的需要是人进行各种自觉行动的内在驱动力。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本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人的需要就是人感到自身内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缺乏。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对外界的摄取欲望和要求。
人一般容易感到物质上的缺乏却不容易感受到精神的缺乏。
精神的缺失，灵魂家园的荒芜，是现代人内心世界的通病。
我们要随时对我们的精神世界进行体检，知道我们所缺乏的元素。
4.2.3人的上升——读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的上升》
进化和创造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的《人的上升》一书，对人的发展作了极为深刻的哲学追问。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指出，生物的进化并未使人类适应任何特定的环境，和银鱼相比，人类的适应本领相当笨拙。正是这一点，人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人类能够适应一切环境。
在我们周围许许多多飞翔的、爬行的、打洞的和游水的动物中间，只有人不受其生存环境的束缚。人的想象、理智、敏感和刚毅，使人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随遇而安。人类作出了一系列的发明，一代又一代地改造着自己的生存环境。这些发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进化——不是生物的进化，而是文明的演进。（雅可布·部落诺夫斯基著、任远等译《人的上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将人类走向文明演进顶峰的光辉历程称之为“人的上升”。
适应某一特定的环境，事实上也就意味着过度的专门化。对人来说，如果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的话，需要根据不同环境来塑造自己。
人类综合运用自己的种种才能，制定计划，从事发明与创新。当人类学会以更复杂、更精巧的方式综合运用这些不同才能时，人类的创造发明也就更加复杂、更加精深了。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形态在技术、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种种伟大发现，无一不表明人类才能的日益丰富和复杂的联系，表明人类智慧的常春藤的攀援上升。
“然而，如果一味赞美我们自己的成就，仿佛这些成就无须经历一段发展过程，那将是对人类知识的莫大讽刺。”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指出，因为人类的成就，特别是人类的科学成就，并不是一座已经建成的博物馆，而只是漫长的进步过程中的里程碑。在这个进步过程中，炼金术士们的最初试验，以及中美洲玛雅天文学家们独立发明的精确计算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每一种文化，当它被一种关于自然或人的新观念所左右而发生变化时，总是力图使自己的理想成分保持不变。但是，在回首往事时，同样使我们极为关注的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从一种文明至另一种文明得以传播或再现的种种思想。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指出，人的地位不断上升，是因为人在不断地发现和认识自己天赋（他的种种禀赋与才能）的丰富内涵。人类在上升过程中的一切建树都是人对自然和人对自身认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纪念碑——恰如叶芝（W.D.Yeats）所说，是“不朽智慧的丰碑”。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追问：
“我苦苦思考着的一个问题是：人究竟是怎样成其为人的呢？猿猴又是怎样变成了令我十分崇敬、灵巧机敏、善于思考、感情丰富、熟谙语言象征与数学，并具有从事艺术、几何、诗歌和科学等创造性活动能力、想象力丰富的人类的呢？人类的上升历程又是怎样使人从动物开始，发展到热心探索自然奥秘、不断追求新的知识，而笔者这些文字正是这种求知热情的一种表现的呢？”（雅可布·部落诺夫斯基著、任远等译《人的上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用一种“全息”的视角考察了婴儿站起来的历程：人类的婴儿，人，是动物与天使的一种组合。例如，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会因生理反应而乱踢乱动——每一个母亲都知道这一点——所有的脊椎动物无不如此。这种反应能力虽是生物的一种本能，但却为日后熟练掌握种种更复杂的动作打下了基础。在出生后十一个月时，这种反应使孩子开始爬行。这就导致了新的运动，这些运动使人脑布满了蜿蜒曲折的沟纹（特别是在使肌肉运动和平衡得到统一的小脑上），并使这些沟纹不断加深，由此形成了人的复杂运动的全部技能，使其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这时小脑活动已得到控制。人的自觉意识所要做的不过是发出一个指令。到第十四个月时，这个指令就是“站起来！”于是，这个孩子就开始了直立行走的生涯。
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我们的动物本原，假如脱离了生活的热流，我们不过是一些冷漠而孤独的生物。
头颅并不仅仅是人的象征性标志，它是人深谋远虑之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头颅也是人类推进文化发展力量的源泉。人类之所以经受住了冰河期的严峻考验，是因为人头脑的精密程度已经使人可以作出种发明创造，并把这些发明创造变成社会财富。
显然，冰河期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对我们来说，远古岩穴壁画再现了当年猎人的生活方式，好似往事一瞥；通过它们，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过去。但是，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认为，对古代的猎人来说，这些画面则是预见未来的瞭望孔；他们从这里向前展望。总括起来，这些图画好比是人类想象力的望远镜：它们把人的思想从已见之物引向臆想和假设之物。丹青赋彩，无非如此，对人类异乎寻常的观察力来说，平面图画对视觉也只具某种意义，而人却用思维的立体感和动感充实了这些画面，造成一种臆想中的真实情景。人们虽然看不见这种真情实景，却可以诉诸想象。
除了作为动物能做的那些事情之外，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艺术和科学产生于人的同一本领：这就是使未来情景形象化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们可以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人们通过照射在岩穴阴暗石壁上的一束光线和电视屏幕，或通过头脑中的种种形象，把它们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想象力的镜头来观察事物的。想象力是一具时间的望远镜，我们正通过它回首往事。创作这些图画的人，以及当时身临其境的人，正是通过这具望远镜展望未来。他们朝着人类上升的方向展望未来，而我们所谓的“文化进化”，实质上就是人类想象力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展。
那些制作武器的人和创作图画的人实际上做着同样一件事——展望未来，推测将有什么会从眼前之事中产生出来，这是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人具有许多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这些天赋的核心，人类全部知识形成的根源，是从已见之物推知未知之物，使思想跨越时空，认识迄今发展起来的人类自身的能力。在这些岩穴中，人类留下的手迹在向我们宣称：“这是我的标志。这就是人。”
人类花了至少200万年时间，才从非洲中部的“南方古猿”那种手握石块、又黑又小的动物变成古人。这就是人的生物学进化的进度——尽管人的生物学进化要比其他任何动物的进化快得多。但是，古人则只花了不到2万年时间，就变成了你我渴望成为的人物：艺术家和科学家，城市建设者和未来计划制定者，读书人和旅行家，以及自然现象和人类情感的热心探索者。这些人的阅历比我们的祖先更为丰富多彩，想象力也更加狂放不羁。这就是人类文化进化的进度。这种进化一旦开始，按照这两种进化速度的比率，至少比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快出100倍。
我们可以在某种冰川一类的景观中去把握这次变化的情景。在冰岛，春天一年一度降临。而当冰河期的积雪消融之时，欧亚大陆也曾春光烂漫。人类从非洲大陆动身，漫游了100万年之久，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突然发现大地鲜花盛开，四周动物成群，从此开始了一种与从前迥然不同的生活。
这种“迥然不同”的生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农业革命”。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说：“游牧生活的一切都是无从追忆的。”
“在迁徙不定的生活中，人们从早到晚忙于生活琐事，无暇发展什么新方法或萌生什么新思想——也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生活态度。他们至今保持的唯一习惯，就是自古沿袭下来的习惯。儿子的唯一抱负，就是做个像父亲那样的人。”
“这是一种乏味的生活。每一个夜晚都像前一天一样，不过是白天的终结，每一个清晨也和前一天一样，不过是旅行的又一次开始。东方初晓，每一个人都只想着同一个问题，羊群能被赶过下一座高高的山隘吗？在迁徙中，人们终究要翻越那最高的山隘。比如，在越过扎格罗斯山（Zagros）12000英尺高处的扎德库山隘（Zadeku）时，羊群必须奋力攀登，或沿着山崖突出部位小心翼翼地绕行。部落必须不断迁徙，牧人必须每天找到一块新的放牧地，因为在这高高的山上，一个地方的牧草一天之内就会被羊群吃光。”（雅可布·部落诺夫斯基著、任远等译《人的上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那么，当那些老年人不能涉过这最后一道急流时，他们会怎样呢？什么也不会发生。他们仅仅是留下来坐以待毙。只有那些狗看到有人被弃之不顾时会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人服从了游牧民族的习俗：他们走完了最后的历程，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从游牧到村居的变化，是人类在其上升历程中跨出的最大一步。
人类，就像小麦那样，从此固定在他们生长的地方。
人类发明的丰富多彩，是各种发明相互影响的结果。一种文化，就是各种思想成果的乘法器，其中任何一种新的方法都加速了其他新方法的产生，增强了其他方法的威力。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学会了骑马。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认为，马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性历来被人们低估了。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游牧民族的活动，战争也是马创造出来的。
而游牧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在于此：从世界各地汇集各种文化，使它们熔铸为一体，再传播开来，使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采。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认识到了游牧民族在传播人类文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在所有对草原游牧民族在文化传播方面所起作用的认识上，我国学者、草原文化学之父孟驰北的见解，更为深刻而全面。他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中指出，游牧民族是人类文明中最具“动势”的部分，草原民族本身就是信息的载体，他们所到之处，不仅为农耕文明带来巨大冲击，注入新的活性元素，同时更重要的是起到了使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化合”的效应。没有这种“化合”作用，也就不会有城市文明的发展。
人类探索大自然，旨在发现事物的潜在秩序。物质的构成方式反映了其表层下面的某种结构，这种结构一旦揭示出来，人们就有可能按照其自然形态将其分解，并且以新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在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看来，在人类上升的历程中，理论科学正是从这一步骤开始的。而人类组成自己的社会方式，也像他们形成关于自然的概念方式一样，是天生如此的。
无数石头建起一座城市，城里住着无数居民，但城市并不是石块的堆积，也不是人的聚合。正是在这从村庄向城市发展的阶段，一种以劳动分工和连续不断的需求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才得以产生。然而，只有在一种已经消亡的文化形态中，只有亲身漫步在我们无从得见的这样一座城市街道上，才有可能重新领略当年的情景。
何为城市？城市即人民。城市是有生命的。它是以比村落富饶得多的农业区域为生存基础的社会，足以负担每一种手艺人的生计，使他得以终身专操其业。
亨利·摩尔把他的一座雕塑题名为“刀刃”。而人的手就是人类智慧的刀刃。人类文明并不是已完成的人工制品的汇集，而是各种创造过程的总和。人类的发展进程最终意味着人手在实践活动中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