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误解：富士康是代工企业，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没有什么技术。其实，制造也需要技术，也是高科技。而这正是富士康成长为全球代工大王的奥秘之一。
“大鲸鱼”发怒
2002年，富士康状告美国安普科技专利侵权的官司引起了全球IT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一次原告、被告的大逆转。
这是一场持续了20年的专利持久战。
早年，富士康做个人计算机和接口设备的连接器，到美国打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竞争对手安普科技很强大，富士康就改变了策略：安普科技卖1元，富士康就卖6毛，成本9毛，赔钱做。当客户接受富士康以后，竞争对手还是卖1元，富士康就卖8毛。那个阶段，富士康开始损益持平。再后来富士康也卖1元，赚钱了，因为富士康的品质、交货期，客户可以接受，同时也有非常好的技术来维持和保证品质。
1989年安普科技首度对事富康开炮。安普科技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控告富士康专利侵权，引用“337法案”要求美国停止进口富士康SINM连接器产品，将富士康的产品挡在美国市场大门之外。
所谓“337法案”，就是美国《关税法》第337条，主要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如果循此途径，就可免受法院审理耗时之虑，因为关税法337条需在一年内做出裁决。但是使用这个法案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没有“损害求偿”的部分，最多就是越到“挡关”作用，使得该项产品不能进入美国。郭台铭则认为，这是富士康技术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说明富士康在这一年开始有实力威胁国际大公司。
但是，此后这类专利官司纷至沓来。富士康律师周至鹏说起当年被告的情形：“以前我们很可怜，有时农历年前一两天，接到美国大公司状告的通知，整个年假就都泡汤了，要去美国打官司。尤其是早期产品种类少时，这类官司几乎是致命的。”
７负责。对此结果，郭台铭非常气愤，他认为富士康不是输在专利，而是输在法律程序上。如果富士康提出上诉，最迟会在三年内打赢这场官司。
这场官司虽然在英特尔的强力介入下最后以和解终结，但郭台铭仍然忿忿不平。
因此，被人告了20年，一直被动挨打的富士康开始全面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02年富士康同时控告美国安普科技在台湾的泰科电子、百慕大商泰科资讯科技台湾分公司及三商安富利公司连接器基座产品，侵害富士康台湾新型第118060号专利。
接下来，富士康又在中国大陆对两家侵权厂商提出控诉。这两家厂商均是位于广东东莞的台商投资厂，其中一家是广晋电子厂，一家是旭宏电子厂。富士康表示为布建专利防护网扞卫其知识产权，并不会因为侵权厂商异地制造、交货而放松，而之前富士康也曾在台湾起诉承丰精密侵权。
在2005年春节前的尾牙大会上，郭台铭亲自上台扮演“大鲸鱼”。他在台上致词说：“我查了词典，大鲸鱼是温和的动物，但是大鲸鱼也有发怒的时候！”他宣誓，对于以地摊货扰乱市场的个别厂商绝不手软，为维护市场秩序，不惜与同业撕破脸皮。
从2002年起，郭台铭理直气壮地策划起专利大反攻，开始了一场跨国专利诉讼。为此，富士康还将采用侵权产品的电脑厂商也列入了被告范围。
郭台铭当时说，为维护产业秩序，富士康将优先将产品供应给华硕、技嘉、微星等厂商，对于以杀价生存的厂商，富士康将给予惩罚；对只会杀价、不肯投资研发的高科技业的厂商，富士康不仅不予支持，还将采取法律行动。专利已是新一代游戏规则，厂商要在新经济时代存活，就必须遵守这项规则。富士康要通过专利的保护，建立产业经营秩序。
这时候，富士康已经在连接器领域形成绝对优势。比如在Socket478连接器的市场占有方面，最初是1/3，后来就只有富士康具有量产的能力，市场占有率也就从40%上升到100%。垄断，自然价格就高，于是开始有人就说富士康“霸气”。
郭台铭解释说，这种市场的绝对占有率甚至是垄断，就是因为大规模的投资。富士康在设备上就比别人多投资了2.5倍，才能大量生产供货，投资成本也就大幅度增加，考虑投资成本的回收，所以在出货时也将设备成本平摊纳入考量价格，单价自然上升。
郭台铭还列出另外一个原因：“以价制量”也是为了制止部分小厂乱下订单。例如，原本只需1万个产品，却常常开口要10万个、20万个，随后又临时取消，成为市场的乱源。因此，富士康才做出许多限制，包括提高售价，以应付小厂的假性需求。
郭台铭说：“学种稻子到收割要三年的时间，搽口红却只要十分钟。”
小小连接器8000项专利
郭台铭为什么说话底气这么足？因为今天的富士康已鸟枪换炮，绝非昔日能比。
据介绍，到1995年，富士康的专利申请量为270件，专利核准量为160件。截至2006年9月30日，富士康全球专利累计，专利申请量达到32400件，核准量17250件。不到11年间，专利申请量增长了118倍，核准量增长了108倍。
截至2006年9月30日，富士康在大陆专利申请累计12600件，版权登记累计1000件，商标注册累计360件。
2006年4月，富士康被全球顶级专利品质评鉴机构IPIQ专利积分卡评定为全球电子与仪器领域专利前三强。
在全球华人企业当中，富士康的专利申请和核准量也都名列第一。
富士康专利申请和核准量每年大幅递增，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并且专利层级越发提高。2005年，富士康在大陆地区申请专利2700件，其中发明专利1820件，占67.4%。
2005年，富士康在深圳地区申请专利2350件，占深圳全市专利申请量的11.2%。其中，发明专利1750件，占74.4%。
2005年，富士康获中国大陆专利申请量第二名，专利核准量第一名，获中国台湾地区专利申请量和核准量双料冠军。
特别是在连接器方面，富士康已经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专利越来网，专利申请多达8000多项。随着电子电器产品的精密化程度越来越高，连接器的精密要求也越来越高。富士康生产的一种连接内存和线路板之间的连接器，不到1厘米宽、5厘米长，却布满400多个针孔般的小洞，让传输讯号的铜线穿过，只要一个洞不通，整台计算机就无法运作。2002年，富士康接下配套英特尔市场主流CPU的P4连接器，仅这一个产品就申请了涵盖材质、固定角度和散热方式等方面的199个专利。
连接器是富士康做大做强的基石，到目前仍然是公司最赚钱的产品。比如，系统光纤连接器，毛利率达到45%，以英特尔中央处理器连接主机板的连接器，毛利率超过40%。
富士康职员陈清龙说，要维持富士康在连接器领域的霸主地位，就一定要有新产品，真正的挑战在于大规模地投入资金到研发上。他举例说，像新产品研发不可缺少的检验设备，一台20多万美元的电子显微镜，可以放大30万倍，为的是看连接器上镀膜的分子排列。甚至还有“风洞”实验来检测散热片，做零组件的散热实验。富士康的连接器已经做到了艺术品的境界。
500人的法务部像个小联合国
鲸鱼属哺乳类，却能潜水超过1小时。缠在海底电缆上的抹香鲸标本显示，鲸鱼最深可潜至1100公尺的深度，超过1公里。鲸鱼同时是海里最大的生物，游速可达每小时56公里，与游速最快的鱼类虎鲨相比也不逊色。
体型大、游得快、潜得深，这些特色富士康都有，因此郭台铭才会在尾牙会上扮演“大鲸鱼”。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富士康都像大鲸鱼一样深潜水底，卧薪尝胆。因此，郭台铭才说：“安普过去告了富士康20年，富士康是被告大的。在的小候时，安普打我、告我、骂我，我没有死掉。现在角色已经转换了，我终于有专利告他了。”
那些高举棍棒的大厂出手绝不留情，主要策略就是把事情搞得越大越好，包括三大步骤：发警告函、刊登广告、召开记者会。而这种大规模行动，就是要告诉富士康所有的客户：不准和富士康往来！
被动挨打，首先就要学会躲避，不被人一棍子打死。当年，美国安普告富士康就是因为一个金属卡扣侵权，富士康采取的策略是把金属卡扣设计成塑胶的，躲过了专利大棒。当时，业界都为富士康捏着一把汗，但富士康很快做了回避设计和开模，迅速整合设计、制造、销售的规划，来解决这个法律问题。这件事情让郭台铭认识到，打专利官司，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打官司的人必须要熟悉技术、生产、制造等各个环节的业务，做出全面的考量，才能让整个诉讼策略顺利地发展下去。
安普的官司以后，郭台铭迅速将当时只有5个人的法务团队进行扩张，成立法务部，也就是富士康的律师团队。到现在，富士康的法务部已经兵强马壮，人数多达500人。在许多场合，郭台铭都让法务部显山露水，突出它的重要性。在2005年的尾牙大会上，第一个上台接受郭台铭颁奖的，就是法务部。甚至连法务部表演的节目，都获得头彩。
富士康要求法务部人员，不但要有法律知识的背景，还要有工程背景。而工程背景又包括非常多的领域：材料科学、机械、电子、化学等，涉及广泛，分工很细。比如光通讯，就要有光通讯的律师和知识产权工作者，不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员，就无法担当这项任务。
怎样才能具备工程背景？富士康规定，进入法务部的人员，必须在事业单位、制造单位磨炼过至少三个月。郭台铭的领导方式，就是要以产业做一切的根本，主要是训练IT人才的法律知识。法务人员上班第一天，就要去学拆解“专利地雷”的工作。所谓拆解地雷，就是去找公告过及竞争对手申请的专利，找出专利定义不足、技术漏洞之处，提出异议，让这个专利“破功”。经过如此的训练，未来才更能扎实地找到富士康的专利组合方向，即使在研发上，郭台铭也强调：“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而法律背景涉及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台湾和大陆的律师又不熟悉国外法律，熟悉国外法律也难以考到律师执照，这就要聘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律师。因此，富士康500人的法务部被称做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什么肤色、面孔的人都有。
现在，只要有富士康投资的地方，就有法务人员，工作内容也涉及到投资、并购、商业法律和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
独有的专利管理系统
放眼台湾电子业，能与半导体产业在专利榜上争排名的，只有连接器产业。在外界眼中，一个价格不到2美元的连接器，怎么能和半导体芯片相比。不过事实上，连接器对专利的依赖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成也专利，败也专利。而连接器产业的专利奇迹，就是富士康创造的。
台湾政大智财研究所所长刘江彬称，富士康的专利布局，不仅量够，而且申请项目在事前已经过周密布局，形成了一个专利地雷网，在连接器领域近8000项的专利申请，有效阻止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位业者更形容说，富士康在连接器领域的缜密专利，已经形成了阻挡对手的铜墙铁壁，贸然进入遭控诉的命中率非常高。
但是开发这么多专利，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仅专利维护的费用就是一笔巨额资金。富士康工研院院长李钟熙就说，专利如同“商品”，如果企业或研究机构用不到，就等于企业的“库存”。专利的运用、储存或处理，企业都应当有适当的管理，否则库存太久，不但会坏掉，还需要付出不少的“仓租费”，也就是专利维护费。为此，工研院就曾经将本身用不到的380件专利拍卖掉。富士康仅P4连接器就登记179项专利，细数连接器的专利件数更高达近8000件，富士康公司核准的全部专利，到2006年有17250件，每年的专利维护费需要高达数千万元的资金。
1986年，周延鹏到富士康应聘的时候，郭台铭跟他说：“只要把专利知识产权的投资做好了，以后的路就宽了。”
周延鹏后来升任法务部部长，富士康也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专利管理系统——ICM&；A（Intelleetual Capital Management &； Analysis），即智慧资本的管理与分析系统。
法务人员最初的工作是向原告学习。当时，全球最大的两家连接器公司，一家是安普，一家是Molex，掌握了大部分市场，而连接器领域的技术布局越来越深，就算富士康自己开发技术，也很可能会侵犯了别人的专利还不知道。那些海外大厂常常是开始默不做声，等到你的产品开始大量出货时，就开始告你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大量投资，可能损失巨大。
有几年，法务人员就把每一家竞争者，每一家超过10000件的专利报告全部买回来，每天不眠不休地去分类，去看，然后终于领会到人家是怎样玩这样的东西的。
专利管理系统的开发成为法务人员工作的强大武器。
首先，要确立专利技术开发的方向和项目。台湾有钱，却一直无法做研发，就是对技术规格和知识演进到市场趋势的了解太少。英特尔创新研发中心总监林荣松博士指出，台湾厂商不敢投入研发，主要还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过去的代工模式不符合未来的趋势，所以投入研发后的风险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