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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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七年沉浮:管制是泡沫的最大推手(5)

于是戴立宁将所有积压的保单全部打回各保险公司,要求他们重新递交申请书,将所有和标准保单有差异的地方明确标示出来,并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这些差异。至于保费的计算,由于并非是“保险司”的专长,戴立宁要求关于费率部分必须由保险公司自己找保险业精算师核算,并由精算师签名,保险司不再做计算工作。一旦出了问题,“保险司”立即对精算师进行惩处。

由于保险业内精算师的薪水非常高,以至于没有精算师愿意为了帮保险公司作假,而冒被吊销执照的危险。因此,戴立宁将精算业务从“保险司”下放给了精算师,虽然看上去是放权,但实际上却获得了比把权力抓在手中不放更好的效果:既节省了“保险司”的经费,又提高了效率和准确性。

戴立宁处理这件事的思路带着他一贯的风格: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做它最擅长的事情,才能使社会效率达到最优。政府不是什么都擅长,因此,要学会扬长避短,利用规则让社会各个角色承担政府不擅长的工作,而不是把什么事情都揽在手中。这个思路后来发展成了他所谓的“五指理论”,即政府只是小拇指,必须与其他手指配合着工作。在他后来的任职中,这个理论颇为有用。

这里,可以与大陆一个类似的审批事件作一个对比。在通信业内,有一段时间大陆涌现出了一批不错的手机企业,然而,正当人们看好这些企业打破国际厂商的垄断,获得长足发展时,这些企业却又慢慢萎缩,最后破产了。

在分析这些企业衰落的原因时,人们发现,原来行政审批的阻挠作用在其中成了关键性因素之一。

手机企业每开发一款新的手机,都需要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2008年之前,通信业的主管机关为信息产业部,后该部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辖中国泰尔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获得入网许可证,否则就不允许上市。

然而,作一次检测需要交30万元左右的费用给泰尔实验室,这笔钱就成了这个垄断机构的“生财金”。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除了交钱,由于泰尔实验室人手不够,这些手机还必须等待2~3个月,才能够通过检测。

也就是说,一款新潮的手机设计完毕后,平均必须等待3个月(加上生产和销售,则可能长达半年),才能与消费者见面,而这时消费者的口味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无法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国内的正规手机厂商纷纷亏损倒闭。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山寨机市场出现了,这些山寨机企业不向工信部注册,也不进行手机检验,通常在1个月内就能设计、生产、销售。它们的机动性有助于山寨机打败正规企业。

原本保险公司为了通过审核必须等待很长的时间,以致保单的开发周期因为行政效率的低下而被严重拉长,现在,仅仅通过规则的改变,就解决了问题——很短的时间里,近百份新保单都已经审查处理完毕。

戴立宁的高效率使得人们期待他进一步的表现。

按照他的设想,下一步,他要改变整个台湾的人寿保险业结构。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台湾寿险仍然以死亡险为主,即一旦人死亡,其亲属等直接受益人获得一定的补偿。戴立宁却认为未来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死亡,而是活不起。由于寿命的延长,退休后人们生存的年份越来越多,手头的资金也越来越不够花,保险应当解决的是这些人生存的问题,而不是他们死后的问题。生存险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人们只能去寻找地下投资公司以免退休金贬值,投资地下金融的人有很大比例实际上是老年人和妇女,由此可以看出台湾对于生存险的需求实际上是很旺盛的。

在寿险发达的国家,比如日本与美国,死亡险和生存险的比例大约是各占50%,然而台湾的生存险却不足20%。

基于这个思路,他试图推动年金保险制度,使得人们通过青年时期购买年金,在老年时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牵扯到税收减免的问题,以及配套制度健全的问题,是一个很耗费时间的工作。

但是,时不我待,戴立宁在保险司任上不久,就获得了另一次升迁的机会。

白培英的迅速离职除了有他自己不愿长干的原因之外,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正是在2月27日,李****终于斗败了郝柏村,将“行政院”院长换成了他的派系主将之一、前台湾省主席连战。连战组阁时,立即将“财政部”部长换成了自己的人马林振国。

林振国,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经任台湾大学教授,后任台北市财政局局长,在担任“财政部”部长之前,他最后一个职位是台湾省财政厅厅长。戴立宁1973年在哈佛学习时,林振国也作为访问学者在哈佛停留,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彼此熟悉了。之后1985年“十信事件”爆发时,戴立宁是“中央机关”的主管首长,而林振国则是地方机关台北市财政局局长,他也因“十信事件”受到过牵连,受到过处分。

一天,新上任不久的林振国找到了戴立宁,问他是否有兴趣接任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台湾的证管会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证管会主委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主席。与冷门的“保险司”司长相比,证管会主委无疑是“财政部”中最热闹、最抢手的位置之一。但戴立宁有些迟疑,向林振国表示:自己在“保险司”司长这个职位上都还没有坐热……

林振国告诉戴立宁,证管会主委出缺,谋求请托的人很多,但这些请托的人即便当上了主委,欠了一大堆人情,将来如何偿还?想来想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是要找一个不欠人情债的人。

戴立宁无由推辞,只好同意。1993年4月10日,戴立宁正式就职台湾证管会,此时,他在“保险司”司长的位置上只待了83天,与袁世凯当皇帝的天数一样。

于是,由于“十信事件”下台的他,同样由于“十信事件”上台——白培英、林振国两位“财政部”部长都看到了当年戴立宁处理“十信事件”时的果断、倔强和无私,一旦他们上台,戴立宁随即获得了重用。对戴立宁而言,悠闲的“最美好时光”过去了,接踵而至的是繁忙的、始终处于聚光灯之下的日子。但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戴立宁找到了用武之地,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台湾证券市场进行改革。

大陆的借鉴:放开汇率利率,台湾殷鉴不远

例证:分掉外汇储备!

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一个颇为激进的观点: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直接分给人民。

截至2013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万亿美元,如果将这些外汇平均分给所有中国人,每个人将能获得2500美元,约15000元人民币。如果在小城市中生活,这笔钱足够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

张维迎的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反驳。反驳他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草根经济学家,他们没有想明白外汇储备怎么分;另一种是以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为代表的官员们,他们担心将外汇分散,会被外国人各个击破,不如放在政府手中,以国家主义的态度进行投资。

两种反驳意见都值得商榷。

首先,草根经济学家认为,外汇储备(大多以美元、欧元为结算单位)分给老百姓,如果老百姓要在国内把它花掉,需要结汇变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这和中央银行印钞票发给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只会造成通货膨胀。

但事实是,草根经济学家们忘记了,外汇可以在国外直接使用,也就是说,老百姓不用把外汇带入国内进行消费,他们可以选择在外投资,或者在国外买商品带入国内,这样就避免了结汇和发钞。

其次,高西庆认为把外汇分给老百姓,会导致外汇力量分散,有损于国家实力,这种想法无非是父爱主义的另一种表现罢了。管理者往往希望,一切资源最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才安心。殊不知,每一美元的外汇都对应着国内消费者的损失,正是国内的消费者勒紧裤腰带,支付更高的费用,才使得中国的商品大量出口变成了外汇。甚至有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其在国外的价格反而比国内更便宜。

经济学家和官员们对于如何使用外汇的争吵恰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一方面,由于外贸的失衡和人为压低汇率,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仍然源源不断地送出国换来外汇;另一方面,由于外汇过于庞大,中国政府甚至不知道拿这些外汇做什么,就像是一个守着巨大财富的守财奴,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财富缩水。解决外汇失衡背后的问题,才是外汇问题最终的解决之道。

讨论

后进的经济体如何发展经济?大陆和台湾都可以作为世界的样本。

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出口扩张和大陆自90年代开端的出口加工型经济,在政策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大陆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生活物资的严重匮乏,首先是以发展内需为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在出口创汇政策的鼓励下,转向了出口加工贸易,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与之对应,台湾的20世纪50年代也是以满足内需为主,发展的是进口替代型经济,但随后,主导台湾经济政策的尹仲容接受了经济学家蒋硕杰等人的建议,对内实行自由经济,对外鼓励出口贸易,开始了出口扩张阶段。

两岸都选择了外向型经济,两岸也都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两者的成果是无法否定的。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金融秩序和金融政策的落后,往往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以台湾为例,台湾当局为了鼓励出口,人为压低汇率,这样的措施对于出口有利,对于进口却非常不利,于是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由于结汇制度,这些外汇储备又对应着岛内的货币泛滥,最终,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于是,一时间股市和楼市价格居高不下,股指甚至在短短5年间涨了将近20倍;对于需要买房的年轻人而言,房价也是居高不下。

对于大陆来说,21世纪以来的资产泡沫令人印象深刻,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巨大的货币增幅。

与此同时,两岸都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压低利率,这更有助于泡沫的泛滥。到了最后,政府甚至已经不敢再提高利率,因为一旦提高利率,热钱就会涌入,利用汇率和利率的上升来赚钱。提高利率本来是为了防止货币泛滥,如果热钱涌入太多,反而会加剧货币泛滥。到底孰重孰轻,各个经济学家看法不同。于是经济学家们争吵不已,令执政者更加无所适从。

要解决外贸失衡带来的问题,做法只有一个:不再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让利率和汇率随着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

要走出这一步又何其困难,一是这样做,可能引起经济短期的阵痛,对出口企业造成一定的打击;二是所谓的热钱涌入问题,让有关部门放心不下。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每一个监管者都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权力,一旦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意味着他们不能根据政策的需要来操纵市场了。

台湾当初走出自由化这一步,并非执政者自愿,而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再不放开,就会引起结构性的问题和经济发展的停滞,这样的形势逼迫台湾当局必须放手。只有放手之后,利率才会回归正常,人们才会把钱存入正规的金融机构,鸿源这样的地下金融公司才会减少。而金融机构的开放,更是解决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问题,最终解决了地下钱庄泛滥的困扰。

也只有放手之后,人们才能根据汇率的水平决定进出口比例,使得各国和地区间的贸易不再失衡,不再让国内的劳动去补贴国外人的消费。

当然,放开汇率会造成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短暂痛苦,为了减少这种痛苦,可以通过建立外汇期货市场来对冲风险。一个企业为了防止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稳定,完全可以在外汇期货市场上购买汇率期货来锁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