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领我离开那条小街，走了好多路，过了一座桥，到西城东门里一新华书店买了地理挂图，又到一家文具店买了些别的东西，就离开了县城踏上了归途。这次没有沿白沙河边那条路走，而是走的那条县城向南的大路。没有河水和我为伴了，感到寂寞了许多，老师走得很快，我差不多是一溜小跑才能跟上他。他仍然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话很少。过了赵家坟庄，又过了李家官庄，来到了大崖头村那个高高的崖头上。显然老师也有点累，我更不用说了。老师说，咱们歇歇吧，我们就在崖头上坐了下来。
老师从他那瘪瘪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包饼干，不大的一包，我们俩一人一块地吃起来。饼干，以前吃过，只吃过一两次，这会儿吃着，又甜又香。吃到最后，还剩下一块，老师说你吃了吧！我拿起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细细地品那滋味，生怕把它吃完了。
“小映怎么样？”
我想不到老师会猛丁丁地问我这个，我顿了一下才说：
“挺好的一个小妮儿。”
这话说出口，马上想起老师在河滩上说的那话，莫明其妙地又有脸红的那种感觉。我怕他再说出那样的话来，赶紧拿话叉开：
“下礼拜你该给我们讲河南省了吧？”
老师也没接我的话茬儿，又突然冒出这样一句：
“你说，我挺喜欢你的，喜欢你什么？”
“学习。”我对自己的学习是相当自信而且有一点自豪的。
“不，我喜欢你稳重，小小年纪，就这么稳重！”
我不怎么懂“稳重”的意思，可听到这赞扬，好像比听人家说我学习好心里还受用，我却又不知我的“稳重”表现在哪里。
“譬如，不乱说话。”老师没等我问，就这样说。
老师突然显出严肃的神色，小声地对我说：
“这次咱俩到谁家，你一定不要乱说！要是有人问你，你只说咱到城里，费了不少事才买到东西，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饭，就回来了。”
我一听，又是大吃一惊，当老师的怎能么教学生撒谎？但我知道老师这样要求我，自有他的原因。而我只有按老师的要求说，才是“稳重”。于是我答应道：
“好，我不说！”
答应归答应，但我还是满心狐疑。休息以后继续向学校赶，到这里路有个弯儿，在我看来，那弯儿是个大大的问号。
二
回到学校以后的那些日子，我发现姜老师的神色，分明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一天他讲课时，好像有点精神恍惚，竟然把开封说成洛阳，学生一笑，他发现说错了，赶忙纠正，可过一会儿讲到洛阳了，却又说成了郑州。
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我正准备到操场去活动一下，这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找到我，叫我到校长室去一趟。我心里好生纳闷：一个校长，叫一个学生去干什么？我下意识地觉得可能与姜老师有关，却又觉得未必。我进了校长室，里面只有校长一人，这更使我不自在，我还从未单独和校长在一起过呢，心里那个紧张啊！校长指了指在他桌子对面的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了。校长点上了一支烟，把脊梁靠到椅背上，和颜悦色地看了看我，说：
“下周的游行宣传，你们班的节目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一听是问这个，心里放松了许多。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表演戳穿“纸老虎”、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雄纠纠，气昂昂”，这样的宣传活动不是一次了，而每一次都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校长格外重视这样的游行，我是班长，亲自找一个班长问问准备情况，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我赶忙把我们准备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校长，他点头表示满意。接下来他又问了班里和我自己的一些别的事，我一一作答。到这里我以为校长要问的事差不多就是这些了，我站起来，正准备告辞，校长示意我坐下，突然说：
“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聪明，学习不错，又是个诚实的好孩子——”说我别的倒也罢了，说我“诚实”，引起了我的警觉。
“我问你件事，你能不能如实告诉我？”
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别样的回答，我底气不足地说：
“能！”
“前些日子姜老师领你到县城做什么去了？”
“去买地理挂图去了。”
“除了买地图，还到哪里去过？”
“还到文具店买了些本子、画纸老虎用的笔、颜料……”
“这些我都知道，还到哪里去了？”
“还……还……还到饭馆吃了饭。”
我的确如校长所说，是个诚实的孩子，从小不会撒谎，到非撒不行的时候，谎还没撒出来，先就心跳加速，面红耳赤，我的面部就是自带的一架高性能“测谎器”，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人要撒谎了。这一次也是这样，我知道我的表情已泄露了秘密，但我这次因是受老师之托，觉得“撒谎有理”，所以我始终坚持说：
“就去了这些地方，别，管哪里也没去！”
“那你回去想想吧，这么些天了，可能想不清了。”
才过了十来天，这事我能想不清？校长当然知道这一点，他这样说只不过是为这事留下个回旋的余地罢了。
校长从我的表情早把我的实底摸去了，第二天我又被叫到校长室，这一次他没有拐弯抹角，我一进去就神色严厉地说：
“我叫你想的你想起来了吗？”
我已是“鸭子吃了根筷子——回不过脖来了”，还是说“别，管哪里也没去”。
又过了一天，是个星期六，那天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时，学校没有学生宿舍，学校在周围找民房安排住宿的学生，离家远一点的都不走读。我离家倒不是很远，才五里路，不过要过白沙河，夏天发河水，不安全，春秋趟河水太凉，冬天过窄窄的季节性木桥，大人不放心，所以也住在学校给找的民房里，每星期回家一次。这天，我和同村的两个同学到宿舍收拾了一下东西，就沿着前街的大路向东走到了河边。河滩上有一丛丛棉槐条子，很是茂密，灌木丛中有条从后街来的小路斜通到这渡口。我们刚到河边，就见姜老师走出了棉槐林，从那条斜路上也来到了河边。老师的宿舍在后街上，他自然要走这条小路，他家也在河东面，和我们一样，也是来这里趟河的。
和老师碰得这么巧，我就知道老师有话要和我说。我磨蹭着慢慢脱下鞋袜，又仔细地挽起裤腿，提着鞋下到河里，这时，那两个同学差不多已趟到了河中央。老师也迟迟地才下河，和我并摆着趟水，那水被我们的脚搅得“哗啦哗啦”响。老师不看我，只注视着河水，话却是冲着我说的：
“校长找你了？”
“找了，找了两次。”我也不看他，只看着水，像是在从清清的河水中寻觅游鱼一样。
“你怎么说的？”
“我就按你说的说了，没有说到小映家。”
“要是以后再找你问，你怎么着？”
“我还这么说，我绝不改口！”
“你真好！”老师侧过头来朝我笑笑，那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
说完这些话，老师就蹽起大步朝前趟去，我才趟到河心的时候，他就赶上了那两个同学，和他们说着话上了岸。过了河，老师沿着朝东南通向他村的路走了，我们三个说笑着走向我们村。我的话很少，笑也不过是心不在焉地笑，我在想我的心事。
下个星期的星期二，上午上课前，我被从教室里叫出来，一看是校长站在教室外面。我以为校长又要找我谈话了，没想到校长说：“你跟我走！”我只好跟在他腚后走，没进校长室，他领我出了校门，朝后街走去。啊，连课也不叫我上了，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啊？这是上那？区政府在后街上，莫非要去区政府？果然，校长领我进了区政府的大门，我想，怎么到这里来了，看来问题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怎么办？我感觉出我的心在突突地跳。
校长领我进了一间屋子。一进门，就见坐着三四个人，面色都很严肃，其中一人还斜背一支盒子枪。那人坐在那里，把枪放在平放的一条腿上，一只手按着那木枪盒，另一只手在玩弄那枪把儿上的皮条穗头。
我一见这阵势，腿直发抖，低着头，不敢看那些人。
沉默，沉默，大家都沉默着，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结成了固体，人成了这固体里的化石。
沉默了大约两三分钟，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一个头发有点谢顶的人咳嗽了一声，打破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开始说话了：
“这位同学，听说你是一个好学生，好学生可得听党的话啊！”
那人说话声不算大，语气也还算平和，却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因为他提到了“听党的话”的问题。但我想，党不是教育我们做人要讲信用吗？我已经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一定不能不遵行，我这不正是听党的话吗？
接下来他们就问我校长两次问过的问题，我的回答仍然一如既往，但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
前两次校长问我，我失态的面部表情其实已把校长想知道的实情告诉他了，只是我“煮熟的鸭子——嘴硬”，还那样坚持。看来他们要的已不是实情，要的是我把实情说出来，然后让我说的话起某种作用。
“你这个学生，太年轻了，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你知道你俩去的那家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说出这三个字来，就等于把实情说出来了，自知说走了嘴。可我太想知道小映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把去一趟她家看得这么严重了。
“你知道么，那是一家国民党特务啊！”
啊？是这样！我吓傻了，哇哇地哭起来，连说：
“我不知道啊！我哪里知道？我……”
“小同学，别哭！你是小孩，不该你事，你只如实把经过说出来就行了。”
“可是我答应过老师，我怎么能说呢？”
“老师是一个人，我们是代表党组织。你说是一个人重要，还是党重要，啊，小同志？”
这等于在我面前摆出了一架两边不对称的天平，一头的小盘里放着我老师，另一头放着党。解放后我上了这么些年学，老师天天在给我讲要热爱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当然要把党放在前面。我心里暗暗对老师说：
“老师，别怪我，我不能按答应你的做了！”
我擦了一把泪，把头抬起来，一五一十地把那天怎样去的小映家说了一遍。
“你听老师和那女孩的母亲说什么了？”在我说完后，那个问话的人又如此追问。
“老师叫我和那女孩在楼下吃杏儿，他们上楼去了。等到我们吃完杏儿他们才下楼，接着是吃饭，一吃完饭我和老师就走了，他们说什么，我一点没听到。”
“真狡猾！带个学生去打掩护，又用杏儿把他们支开。”
这话不是对我说的，是那个背盒子枪的对另几个人说的。虽然不是对我说的，我却从这话中好像懂得了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但也只是“好像”。
这时，坐在一张桌子那儿在纸上一直在写什么的那个人把他那张纸递给我，说：“这是你刚才说话的记录，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说的？要是没有出入，你在后面写上你的名字，再摁个手印！”说着，就把一支钢笔和印色盒拿来。我一看，那张纸上顶有四个大字——“证明材料”，中间那些字记着我说的话，最后是“证明人”三个字。我看了一遍，见没有差错，就在“证明人”三字后面写上了我的名字，又伸出右手的食指在印色上按了按，在我名字后边摁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摁的手印。我十个手指“八斗俩簸箕”，按在纸上的正是一个鲜红的“簸箕”。
我们的地理课一周两节，分别排在星期二上午第三节和星期五下午第一节，星期二那节我没捞着听，星期五的地理课课前，教导处的老师来班里通知，说地理老师有事，不来上课了，叫我们自习。别的同学觉得这很平常，我却知道怕是老师出事了，今后还能不能再给我们上课，也很成问题了。
结果比我想的要严重得多。
第二天午后，一条令全班同学大为吃惊的新闻就在教室里炸开了。家在后街的一个走读生一到教室，就向同桌小声地说：“咱地理老师被绑走了。”接着这消息就传遍了全班。原来，这走读生的家和姜老师的宿舍只一墙之隔（老师和学生一样，宿舍也是赁的民房）。午后，这同学在天井里突然听到墙那边有异样的动静，就扒着墙头往那边一看，只见两个带枪的人把老师的两臂别到背后，用一条麻绳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麻绳余出长长的一截像条缰绳，一人牵着老师，一人端枪指着，出了大门。这同学赶忙跑出自家的大门，见那俩人押着老师向通向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农村逮捕人，不用手拷，只用麻绳一绑了事；也没有“危厄危厄”叫着的警车，只让被牵着的人犯走在前头，后边的人持枪押着前行，像农人赶着回家的牛。
这消息给别的同学带来的只是惊愕，给我带来的却是负罪的感觉和深深的自责。我知道，是我那颗鲜红的“簸箕”害得老师被绑了去！可是，我有错吗？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维混乱中……
三
打那以后，我常常夜间睡不着觉，就是睡着了，也会被梦魇惊醒。白天上课精力集中不起来，常常走神，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回到家里，父母看出了我的变化，一问，我“呜呜”大哭起来，父母百般开导，收效甚微。找医生看，医生说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杖着我学习底子打得厚实，到高小毕业后，我以我“衰弱”的“神经”，居然考取了县城里的一所中学，直到初二我才从“衰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后顺利地考上了后师，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我的母校——张村完小，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我在这里教的时间一长，学校和家乡的事就什么也听到了。听说我姜老师现在在他老家当“社员”，成了农民。
这么些年了，对老师我一直怀念着，甚至可说是挂心着，有了他的消息，我当然是很高兴了。但听说他成了“社员”，我又深深地自责不已——要是没有我那个红手印，他何至于失掉工作，当了农民？
“不行！我得去看看我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