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趁回故乡小住的时候，到离我们村十多里地的坊子去看望九十高龄的四舅。来到坊子，走在三马路这条老街上，两旁一些熟悉的旧门脸、老房子，勾起了我遗落在这里几十年的许多儿时记忆。特别是当年在这条街上交的一个小友，仿佛他又臂弯里拐个竹篮子，嘴里吹着一个玻璃玩意儿，“咕当咕当”地向我迎面走来。
当年的三马路，是坊子最繁华的一条街，规模很大的坊子集就在这里赶。别看那时这里驻着日本鬼子，可每到旧历年前后那些日子，整条街上还是市声喧嚷，一派热闹景象。我小时候常到坊子住姥娘家，小孩子家没事做，我喜欢到处瞎逛，尤其在年前后愿到离得不远的三马路去看热闹。那卖年画的，把大红大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摆满地挂满墙，抱个大鱼的胖孩子在画上朝人直笑；卖春联的，大红洒金对子纸上写着“田增五谷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那年货摊上，红红的蜡烛、白光光的烛台、金黄黄的香炉子、年五更祭天用的纸扎“猪羊”、腊月二十三“辞灶”给灶王爷吃的“糖瓜”……一过了年，从大年初一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街上全变了样，那些供过年用的东西很少见了，代之而琳琅满街的是给孩子们吃的玩的各种小玩意儿。有花炮滴嗒金，有泥人泥猴泥老虎，有木刀木枪金箍棒，有今天不见当年很多的“欢喜团”。欢喜团是用糖水把膨化了的大米粒粘成圆球，用线串起，五六个一串，垂挂在摊子挑起的竹竿上，有点像今天古装电视剧中军营寨门上挂起的那串红灯笼。不过欢喜团不都是红的，红黄蓝绿，一球一色，看一眼就叫小孩子们欢喜，不用说吃。
在众多玩意儿中，能发出响声的尤为孩子们所喜爱。风车格格格敲小鼓，竹哨吱吱吱像蝉鸣，小喇叭呜哩哇啦，拨郎鼓布隆噔布隆噔……有一种耍物今天已经绝迹，当年却满街都是，不知学名叫什么，胶东一带叫“布布登”，我们家乡叫“咕当儿”，显然都是根据它发出的声音命名的。这东西用玻璃吹成，细嘴儿，大肚儿，肚下面是平底，极薄。把嘴儿含在嘴里，一吹一吸，那玻璃膜底儿就一鼓一收，发出“咕当咕当”的响声，有着玻璃特有的清脆，极好听，所以人们很喜欢。不光小孩子，连街上走着的小伙子大闺女们，也往往一人嘴里噙着一个，一边走着，一边“咕当咕当”地吹着，别有一种趣味。
吹咕当儿， 得使对劲儿才成，使不对劲儿，就会“砰”地一声炸开来，玻璃屑紧贴你脸飞迸乱溅，那后果，起码是吓你一大跳。你想，玻璃本来易碎，何况这玩艺又这么薄。也许因为易碎又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玻璃工业更发达的今天，反而看不到这玩意儿了。
我七八岁时在坊子三马路这条老街上交的一个小友，就是个卖咕当儿的孩子。
我的小友和我差不多岁数，他长得不很俊，长方脸，宽额盖，眼不大，嘴不小，黑黑的，一皱两道浓眉，额头上就有几道皱纹，单看这部位，像个小老头似的。总而言之，他的样子有点像小兵张嘎。不过我当时可不知道他像张嘎，那时还没有嘎子呢。后来看了那电影，越琢磨越觉得我朋友像张嘎，或者说张嘎像我朋友。——他也姓张，叫张柱子。
怎么和柱子成为朋友的，俗话说“不打不成相识”，我们可没打，相识完全是因为咕当儿这玩意儿。
我小时候好玩，对小孩子耍物没有不感兴趣的，可父母没那份闲钱叫我买。不给我买，我就看，人家玩，我在一旁看，权当是自己玩。对咕当儿，我当然也很感兴趣了，人家吹，我就一边听那好听的声音，一边看那晶晶亮的玻璃膜一鼓一收的，像蝈蝈背上振动的翅儿，那奇妙劲儿，吹的人自己是看不到的，我却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爱看吹咕当儿，可不能老站在人家摊子前看，又不买，影响人家买卖，人家撵；也不能老跟着一边走一边吹的小伙子大闺女腚后看，怕人家说“这孩子有病”。终于，我发现了个好办法——跟着拐篮子转游着卖咕当儿的看。卖别的，靠吆喝；卖这东西，不用吆喝，只嘴里吹着一只，“咕当”之声不绝，就能招揽买主了。在坊子三马路这条老街上，就有这样一个卖咕当儿的孩子，我发现他不讨厌我，就跟上了他，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孩子就是我的朋友张柱子。
光跟着他，是成不了朋友的，起码得有语言交流才成。
“你买吗？”他看我老跟着他，就问。
“不买。”
“买一个吧！一点不贵。我给你挑个好的。”
“不买，不贵也不买。”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语言交流。我几次表示不买，他有些失望，可似乎对我老跟着他并不怎么讨厌。别看他每天走在人烟闹市里，和各种人打交道，可分明是很孤独的，需要有个伴儿，老跟着他的我，正可以满足他心理上的这种需求。
“给你吹吹！”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街边停下歇歇，他把篮子从臂弯里拿下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从里面拿出一个来，伸手递向我，说。
我以为他又要卖给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买！”
“你这人！又不是叫你买，给你吹一会儿！”
“我不会吹，怕吹破了……”
“不要紧，没有事，你看我！”
咕当底膜在他的吹动下，一起一伏“咕当咕当”地响起来，像蝈蝈的翅翼。看了他特为我作的示范，我也真想试一试了，可是我胆小，到了我嘴上，发不出声音来。
“你劲大点儿！”
我试探着加了点劲，还是不响。
“你劲再大点儿！”
“砰！”
那玻璃物在我脸前炸裂了，细碎的玻璃屑在我身前纷纷落地，我嘴里光含个嘴儿了。
我差不多要哭了，赶紧说：“我赔你！
可我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谁要你赔？你再试试这个！”
他又拿出一个往我手里递，我急忙往后退，再不敢试这易碎品了。
“我今天没带钱，明天我一定赔你！”
我回到姥姥家， 个别和脾气极好轻易不数落人的四舅说了给人家吹破咕当儿的事，四舅问了价钱，给了我赔咕当满够的钱。第二天我到了三马路，找到柱子，把钱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反而又拿出一个咕当儿给我吹。我觉得反正有钱作底儿了，胆子大了许多，就想再试试，结果又让我吹破了。我把四舅给的钱全都塞到他手里，他又塞回来，我再塞回去，他再塞给我。就这样经过四五个来回后，我攥着钱，想了想，拔腿就向街对面一个摊子跑去，一会儿， 就拿着一大串“欢喜团”跑了回来。我俩你吃个红的，我吃个绿的，吃了起来。
起先，他说什么也不吃，可是他没吃过这天天看见十分馋人的东西，架不住馋虫的猛烈攻击，也架不住我的真心诚意，就你一个我一个地吃起来，一会儿功夫，就只剩下那条串米团的线了。他又把那线含在嘴里，捏着线的两头左右拉动了几下，然后扔掉。我俩抹抹嘴，互相朝着脸笑笑，心里别提多欢喜了。
至此，我俩就欢欢喜喜地成了好朋友，更是形影不离了。他除了吹咕当招揽生意外，还腾出嘴来跟我说了不少话。渐渐地，我不但知道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他家有娘，有奶奶，没有爹和爷爷了。爷爷是在他还不记事时死的，他不知道是病死的还是怎么死的；爹是叫日本鬼子打死的。为什么日本人要打死爹，他说不清，反正是日本人觉得爹活在世上他们就活得不自在，不如把爹打死好。于是就把爹拉到一个地方，连用枪托捣，连叫狼狗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