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去年的事。一天傍晚，街上开杂货铺的四大爷和几个人来他家，领着他和娘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把血肉模糊的爹装进一个木板匣子里，抬到他家的祖坟地，人们硬把趴在棺材上哭的娘和他拉开，把爹埋在坟里了。
没了爹，他家在农村日子没法过了，娘就带着他和奶奶到坊子投靠做小生意的舅舅。舅舅给他们找了间闲房子，算是安了家。娘给人家洗洗浆浆，缝缝补补，奶奶老了，就在巷子口摆个小摊，卖葵花籽、花生米什么的。他小，没有劲干别的，舅舅就给他找了个破篮子，到街上去卖咕当儿。这东西轻，他拐得动，再说本钱小，趸得起。
日本人把爹打死，他恨恨的，每当看见鬼子，他的心就像被黄蜂蜇了一下子，所以他不爱见日本人。可是当时坊子街日本人特多，不想见也得见，他的心就像老有蜂子蜇一样。当时坊子不知驻着哪一级日本机关或司令部，看来级别不低，南门外有个大场子，日本兵常抬着重机枪、小钢炮，唱着日本歌行进到场子里进行操练。场子南边有座用白石头砌成的塔，老高老高的，听说里面搁满了日本人的骨灰盒，日本人管这塔叫“忠魂塔”，老百姓叫“鬼子楼”。
街上不光有日本兵，还常见日本娘儿们，领着日本孩子，脊梁上用个兜兜背个小日本孩子，脚上穿双木头呱嗒板儿，走起来呱嗒呱嗒地响。那些不背孩子的，也不叫脊梁闲着，背个小包包，又不装东西，不知为个啥。他们大人孩子地走在街上，有时还牵条洋狗，半大孩子把一块熟地瓜往空中一抛，狗跳起来用嘴接住，他们就一起大笑，叽哩咕噜说些日本话，听不懂，只能听懂“密西密西”。
不爱见日本人， 偏偏碰上日本人。就在我们成为好朋友的第三天，我俩沿着三马路由西向东走，“咕当”之声洒满一街。快走到安邱路的时候，见一家日本人迎面走来：一个日本娘们，背兜里装个日本小孩，领个半大日本孩子，还有一条耳朵朝天的日本狼狗。一看见这些日本人，柱子赶忙停止咕当声，想躲开他们。可是来不及了，那半大日本孩子已经盯上篮子里的咕当儿了。他向柱子走来，指指篮子里的咕当儿，又指指自己的嘴，哇啦了半天。柱子本不想搭理他，可人家要买，又觉没有不卖的理由，最终还是拿出一个递过去。那日本孩子和我一样，不会吹，只听“砰”的一声，脸前边炸开一片碎玻璃。日本孩子到底是日本人，不到最后失败不肯罢手，一连吹破三个，第四个在他嘴边炸开时，一块玻璃屑嵌在了脸皮上。大概是有点疼，只见他用手在脸上一抹，玻璃碴儿被压进了肉里，他把手拿下一看，手掌上有血，“哇”的一声哭了。
他妈大吃一惊。一边掏出块雪白的小手帕给儿子擦脸上的血，一边瞪着柱子，嘴里怒声地哇啦哇啦个不停，那意思全是柱子的错。哇啦了一会儿，拉着孩子就要走。柱子放下下篮子，一个箭步跑上去挡住了去路，一把抓住那孩子，另一只手伸到那孩子脸前，大声说：
“留下钱再走！”
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年日本男人，穿着军官服，显然是那日本孩子的父亲。那父亲一看儿子负了“伤”，又被死死地抓住不放，征服者大日本皇军的傲气顿时化作怒气，大吼一声：“巴格亚路！”飞起一脚，“噔”的一声，把篮子踢飞，“咣”的一声，篮子拍在街边的墙上，“哗啦啦”一阵响，一篮咕当儿变成了细碎的玻璃屑，飞溅在街面上。
柱子发了疯。像当今的足球运动员鱼跃冲顶破门一样，跳起身子，一头撞向那日本人的后腰。
“扑通！”
那日本军官正顺着篮子飞出的方向看他飞脚一踢的效果，毫无防备，冷不丁受这猛力一撞，身子失去重心，一头瓦在那儿，来了个狗啃屎。柱子乘那日本人还没反应过来，一溜烟跑进了一条巷子，快得像箭。那日本人懵懵懂懂地爬起来，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死了死了”地大叫着，指挥着狼狗追，那狗追进了另一条胡同。
柱子跑进了哪条胡同，我看得明白。我朝那胡同，刚要拔腿跑去，就觉我的双脚突然离了地，像只小猫被抓着腰提了起来。
原来，四舅知道我在街上结识了个卖咕当儿的孩子，他认为那种孩子都是“野孩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怕带着我闯祸，就到三马路来找我。他刚走到出事的地方，就听见“咣”的一声响，又见一个黑乎乎的孩子竟然有胆把一个日本军官一头撞倒，我又要跟那惹了祸的孩子跑，马上意识到了我的危险，就把我一把抓起来，像抓只小猫。
我差不多是脚不点地地回到了姥姥家。四舅把我放下，然后是好一顿“说”，从没见他这样声色俱厉过。我低头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流下来， 紧接着变成呜咽了。姥姥心慈，直埋怨四舅说我说得太狠了。其实，哪跟哪啊？我是在为柱子哭：他怎么样了啊？日本人没抓到他吗？他还能在街上吹着咕当儿卖咕当儿吗？我还能和他在一起吗？……
四舅训完了我，就和姥姥商量，觉着我留在这里，不定和些什么野孩子在一起，到处乱蹿，在这种年头，太危险，万一出事——这不就差一点嘛！不如在乡下安全。于是，在当天午饭后，四舅就把我送回了家，并且告诉我娘，以后尽量少叫我去坊子，娘很理解地答应着。
为了这理由，再加上随后我就上学了，果然就捞不着再去住姥娘家了。可我心里没一天不想着柱子。没过多久，趁一个星期天，我找了个结结实实的借口说要去坊子，娘准了我当天去当天回。我到了坊子，先没去姥娘家，径直到了三马路，从西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哪有柱子的影儿？要不是在大街上，我准哭出来。我没去过他家，我听他说过他家住在哪里，他家的屋什么样相，我就一路找了去。终于找到了一处很符合他家模样的房子，对，这一片再没有这样的房子，肯定是他家，——可那门上挂着把大铁锁！
最后，我来到姥姥家，办完了作为借口的那件事，然后以“随便问问”的口气问四舅柱子的事。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赶紧转身从四舅身边走开，怕叫他看见在我眼里打转的泪水。
我这次去看望四舅，酒桌上和老人说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事，在四舅老化了的记忆中，对那孩子的印象还是鲜亮亮的。
“不简单哪，那一头！当年全坊子街哪个不竖大拇指！”
四舅抖动着手把酒盅慢慢靠近唇边，抿了一口，微微摇着头说。
我问他柱子以后的情况，他还是说“不知道”，不过这次他补充说：
“日本人找那孩子，挨家查了户口，一直折腾了半个月，也没抓到他。以后听说那孩子从那条胡同里一溜烟径直跑回了他乡下的老家，随后就有人把他娘和奶奶接走了。有人说是他全家被人接到了离坊子老远的西乡。再以后，就不知道了。——对了，以前咱坊子区有个姓张的区长，有人说他就是当年在三马路上卖咕当儿的那个孩子， 你那个朋友。”
“那你当年怎么不依我跟他交朋友了？”
“哎，咱都是些寻常人啊！”
四舅又抿了一口酒，说。我抬头看看他那张经历了快一个世纪的脸，仿佛每道皱纹里都贮满了不胜今昔的感慨。
“嘿！那一头！嘿！……”
四舅酒也不喝了，一遍又一遍独言独语着，他已完全沉浸在当年他目睹的那桩老街旧事中了，我童年小友挺身一撞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他的脑海里……
（2004年11月
于平度文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