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法治理
要义
法政的必要性除了表现在它具有配合德政的效用外，还在于它的治理功能，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法律。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往的成功在于奉行“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法家对法律的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法律是天下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规则，是衡量人们所作所为的准绳。西汉文帝也这样看，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标准”（法者，治之正也）。所以只有按照法律办事，社会才有秩序，为政才有依据；也只有遵循法治，才能避免落入人治的陷阱，始终坚持“任数不任人”（《韩非子·制分》）。
故事
法政是怎样产生的
随着天地的形成，人类也跟着产生了。最初，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那时通行的原则是热爱自己的亲人，追求私人利益。偏爱自己的亲人，人与人之间就会形成亲疏；追求私利，人就会心生邪恶。关系疏远而又心存不良，社会一定陷于混乱，人人都要想方设法地制服对方，竭尽全力地占有财富。
要制服对方就会发生争斗，要占有财富就会发生争执。发生了争执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进行裁决，民众就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这种情况下，贤人站出来了，为大家建立公正的准则，倡导无私，民众接受了这些。结果只是关爱自己亲人的意识被改变了，服从贤人的思想确立起来。凡是主张仁德的人，都把关爱别人作为自己的本分，而贤人也把举荐德才兼备的人来管理大家作为惯例。
然而问题又出来了。由于人口增加而财富有限，再加上缺少必要的制度，长期依靠贤人管理，社会再次陷入混乱。这时圣人站出来了，他顺应社会发展要求，明确了有关土地、财物、男女的归属权。但光有名分还不够，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由此便制定了法令。但光有法令还不够，必须有执行法令的人来进行管理，由此便设置了官吏。但光有官吏还不够，必须有人来统一领导，由此便设立了君主。（《商君书·开塞第七》）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骑都尉田畴率领族人及追随者数百人躲进故乡幽州的徐无山中，在深山老林里找到一块平地，安营扎寨。他亲身耕作，奉养父母。不断有民众前来投靠，没几年便增加到5000多家。田畴对大家说：“如今我们聚到一处，已形成村镇，但各自为政，没有法律约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不能保证长治久安。我有一个办法，愿意与诸位父老一起实施，可以吗？”大家回答：“可以！”
于是田畴制定法律十余条，规定凡是杀人、伤人、偷盗以及恶意告状的，按照情节轻重给予惩罚，最重的处以死刑；接着又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仪和学校的授课内容，然后公布实行。人人都乐于遵守法律和礼仪，小天地井然有序，路不拾遗。北方边塞地区的人们都很敬服田畴的威望，乌桓、鲜卑部落也派人前来向田畴表示友好。（《资治通鉴》卷60）
法政的高效率
古时候，历山一带的人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去耕田，结果一年后田界就恢复正常了。黄河边上的打鱼人相互争夺水中的高地，舜到那里去打鱼，一年后大家就谦让年长的人了。东方的夷人制造出的陶器不结实，舜到那里去制造陶器，一年后制出的陶器就耐用了。
孔子对此赞叹道：“种地、打鱼、制造陶器本来不是舜的职责，但他却亲自去做，是为了拯救败坏了的风气，舜确实是真正的仁厚啊！以亲身示范而为民众作出榜样。所以说：圣人的品德能够感化人啊！”
风气不好，舜亲自去纠正，一年纠正一个错误，三年纠正了三个错误。然而，像舜那样品德高尚的人是有限的，同时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但天下很大，错误又时常出现，以有数的贤人以及有限的生命去应对不断发生的错误，纠正得过来吗？
赏罚才能收到雷厉风行的效果。如果颁布法令说：按照法律规定去做的给予奖赏，违背法律规定的遭受刑罚，那么法令早晨下达，到了傍晚错误就能够被纠正；法令傍晚下达，到了第二天早晨错误就能够被纠正；到了10天头上，全国范围内都会随之改变，哪里用得着等上一年？舜不是用法令使天下人顺从自己，而是亲自操劳，不是缺少治理智慧吗？况且，以自身受苦来感化民众，就是尧和舜那样的君主也难以坚持下来；而以法纠正民众，就是平庸的君主也很容易做到。现在却放弃平庸的君主都能够成功的方法，偏偏采用尧和舜都难以实行的方法，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韩非子·难一》）
鲁国有人焚烧草木，天起北风，火借风势，向南边蔓延过来，过不了多久就会烧到都城。国君鲁哀公很是害怕，打算亲自带人前往督促救火，但就是找不到人。大家都去追逐逃生的野兽去了，没人顾得上救火。哀公急得不行，向孔子求救。
孔子说：“那些追逐野兽的人享受着乐趣却不受到惩罚，救火的人忍受着辛苦却没有奖赏，这就是大火不能扑灭的原因。”鲁哀公说：“不错，是这么回事。”孔子说：“事情紧急，来不及进行奖赏，再说国家也赏不起那么多人。请同意只用刑罚。”鲁哀公说：“好。”
于是孔子发布命令：“不去救火的人，按照投降逃跑的罪名治罪；追逐野兽的人，按照擅自闯入禁地的罪名治罪。”
命令发出后还没有传达到四方，大火就被扑灭了。（《韩非子》内储说上）
刑罚也是一种善政
商朝的法律规定，凡是把灰烬倒在大街上的人要受到刑罚。子贡认为这条法令太重，前去问孔子。
孔子说：“这才是懂得治理民众的道理呀。”子贡不理解。老师一向主张仁爱，为什么反倒赞成严刑峻法。
孔子解释道：“灰烬倒在街上，一定会四处飞扬，弄得别人灰头土脸。人无缘无故地蒙受灰尘，一定会心生怒气。人一生气就免不了要跟对方论理，搞不好就会发生争斗。一旦争斗起来，双方的亲人就会参加进来。所以往街上倒灰，危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受到刑罚的惩处是应该的。再说，重刑是人们厌恶的，而不往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让人们去做容易办到的事，而不去遭受他们所厌恶的刑罚，这是治理民众的道理。”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东晋时，殷仲堪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东亭侯王珣问他：“德政以教化为要，仁政以爱人为要。如今您执掌国家重地，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免不了用刑杀人，恐怕有违于您一向坚持的主旨吧？”殷仲堪回答说：“舜帝的法官皋陶制定刑律，不算不贤德；孔子担任大司寇，也不算不仁爱。”（《世说新语·政事》）
孔子为什么诛杀少正卯
孔子代理鲁国宰相，上任7天就杀掉了大夫少正卯。
有学生问老师：“少正卯这个人在鲁国很有些名气，先生您刚刚掌权就杀了他，该不会做错了吧？”
孔子说：“坐下，我来说明杀他的道理。人的罪恶有5种，而盗窃不在其中，相比之下根本算不上什么。第一种罪恶，心智通达而用心险恶；第二种罪恶，行为怪僻而坚决果敢；第三种罪恶，话语虚假而能言善辩；第四种罪恶，深谙恶术而无所不用；第五种罪恶，同情邪恶而为虎作伥。一个人只要具备这5种罪恶中的一种，就无法逃避君子的讨伐。而少正卯不是只有一种罪恶，而是五毒俱全。他走出家门足以招降纳叛而聚众成党，他的言谈足以粉饰邪恶而煽动民众，他的能量足以形成逆流而独树一帜，这样的人是小人中的枭雄，不可以不诛杀。所以，商汤王诛杀了潘止，周公诛杀了管叔，姜太公诛杀了华仕，管仲诛杀了付里乙，子产诛杀了邓析和史付。这7个人虽然不处在同一个时代，但邪念恶心是相同的，绝不可以放过。《诗经》中唱道：‘满腹忧虑多郁闷，小人作恶恨难平。’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人得志，一旦形成气候就更加难以治理了。”（《孔子集语·卷十二·事谱上》）
一座城邑和一个逃犯
卫国有一个囚犯逃到了邻近的魏国，这人颇通医术，因为给魏国的王后治病，便被收留下来。
卫国君主卫嗣君知道了这件事，派人带着50金到魏国，请求赎回这个逃犯，一连协商了5次，魏国的国君魏襄王就是不同意。
卫嗣君增加了价码，将赎金提高到一座城，用一个叫左氏的城邑去交换逃犯。群臣和亲信都认为不值，说：“用一座城邑去换一个囚犯，合适吗？”
卫嗣君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国政无小事。法令的权威不能确立，刑罚不能贯彻，即便有10个左氏城又有什么用？法令的权威得以树立，刑罚得到坚决贯彻，即便失去10个左氏城又有什么关系？”
魏襄王听到后，说：“卫嗣君是真想把国家治理好，我要是再坚持下去，说不定会带来灾祸的。”就派车子把逃犯送了回去，而且没有收取赎金和城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以法令为师
西汉成帝时，薛宣曾经在多个郡担任过长官，留下了不少名声事迹。薛宣的儿子薛惠任彭城令，薛宣路经彭城，知道儿子没有什么能力，便不跟他谈政事。有人问薛宣：“你为何不点拨儿子做官的道理呢？”薛宣笑着说：“为官之道，以法令为师。怎样做官，学习法令便可以知道。至于能力如何，取决于天分，哪里是能教会的！”他的话很快传播开来，被认为很有见地。（《资治通鉴》卷30）
法令的厉害
三国时，掌握魏国政权的司马师东征，任用李喜为从事中郎，李喜遵命到任。司马师问他：“当年先父召您任事，您不肯到任；现在我召您来，为什么肯来呢？”李喜答：“令尊大人以礼节对待我，所以我按照礼节来决定进退；现在您用法令来约束我，我害怕犯法，不敢不来。”（《世说新语·言语》）
东晋简文帝时，殷浩任扬州刺史。一天丹阳尹刘惔到外地去，太阳将要落山，便叫随从拿出行李准备住下。问他什么原因，回答说：“刺史严厉，我不敢晚上赶路。”（《世说新语·政事》）
两个梁彦光
隋朝时，岐州刺史梁彦光颇有政绩。隋文帝下诏书表扬他，还赏赐给他一束绢帛和一把伞，以勉励天下官吏；之后又调他任相州刺史。
梁彦光从前任职的岐州，民风淳朴，他走的是无为之治的路子。到了相州，他依然故我，结果把政务搞得一团糟。相州与岐州不同，民风险诈刻薄，人们喜欢争斗，热衷于打官司，见梁彦光好说话，便送他一个外号——“戴官帽的饴糖”。话传到文帝耳朵里，文帝便罢了梁彦光的官；一年后又想起了他，让他去赵州当刺史。梁彦光要求回相州，文帝答应了。相州的地痞和小吏听说好好先生又回来了，当笑话传，没人当真。
不想梁彦光到任后，雷厉风行，严格执法，审理案件，料事如神。地痞小吏纷纷逃窜，不是躲藏起来就是远走他乡。相州秩序大为好转。梁彦光趁热打铁，招揽人才，推行教化，相州风气大变，打官司的人几乎绝迹。（《资治通鉴》卷175）
小结
德政虽好，总有达不到的地方，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需要法政，以惩治的手段强制人们遵从，所以即便是极力主张德治的孔子在从政实践中也离不开刑罚。不能说古人不重视法治，但重视得不够，所以法政始终是古代治理的一个薄弱环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影响到现代，改革开放后才有了根本扭转。
中国是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然而由于缺乏法治传统和法律精神，在依法行政、守法经营等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害民众权益。这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必须加以改变。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个人和单个部门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来统筹解决。但对于公职人员来说，管好自己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落实在工作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依法行政。
（二）要求
1．特点
要义
总结古人的认识，法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即公共性、稳定性、平等性。关于公共性，韩非这样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意思是法律出自国家，为民众所牢记。关于稳定性，韩非引用老子的“治理大国的道理如同煎小鱼”的比喻，主张“不重变法”（《韩非子·解老》），也就是不推重经常变换法令。关于平等性，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法律不偏袒地位高贵的人，墨线不迁就弯曲的东西。
故事
三个人一样坏
这件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一个叫叔鱼（羊舌鲋）的人担任晋国司理官的助理。司理官是负责刑法的官员。
大夫邢侯的封地紧挨着另一个大夫雍子的封地，两个人因为地界发生争执，官司打到叔鱼那里。叔鱼认定过错在雍子。雍子把女儿嫁给叔鱼，叔鱼立即改口，判决责任在邢侯。
邢侯大怒，在公堂上把叔鱼和雍子杀掉了。
执政大夫韩起（韩宣子）很是恼火，问大夫叔向［羊舌肸（xī）］怎么办？叔向是叔鱼的哥哥。
叔向说：“这三个人都一样坏，应该同罪处理。杀掉活着的那一个，死了的那两个也不能放过，把他们的尸首摆在大街上示众。”
韩起有些拿不准，觉得似乎应该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