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对方犹豫，叔向解释道：“雍子明知理不在自己一边，便用女儿去贿赂法官；叔鱼拿了人家好处，便徇私枉法；邢侯不是司法官，却擅自杀人，所以说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雍子那样的人，有罪却想获胜，叫做‘昏’；叔鱼那样的人，贪婪而败坏自己名声，叫做‘默’；邢侯那样的人，凶残而随便杀人，叫做‘贼’。夏朝皋陶制定的刑法规定，凡属‘昏’‘默’‘贼’的都应该处死。”
于是韩起下令杀掉邢侯，将雍子和叔鱼的尸体放在闹市上示众。
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叔向的身上有着古人正直的遗风啊！处理国事、面对法律，不包庇自己的亲人，多次指责叔鱼的罪过，从不轻描淡写，完全合乎义的要求。虽然惩处了自己的亲人，但名声反而更好，这是遵从义的结果啊。”（《孔子家语·卷九·正论解》）
法律是天下公器
西汉文帝时，张释之担任廷尉。文帝出行路过中渭桥，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惊扰了驾车的马，文帝命令侍卫抓住他，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说：“此人违犯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当判处缴纳罚金。”文帝发怒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驾，多亏马匹性子温和，要是换了别的马，我能不受伤害吗！可你却判他只交罚金！”张释之说：“法，是天下人共有的。（法者，天下公共也。）按照刑律，这个案子就应该这样定罪；要是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况且，当初发生这件事时，如果皇上命人将此人杀死也就罢了，但现在已经把他交给廷尉，而廷尉是掌握天下衡器的人，稍有倾斜，天下用法便会出现偏差，民众还怎样安放自己的手脚呢！请陛下深思！”文帝良久才开口道：“你判得对。”
文帝的舅舅将军薄昭杀了朝廷的使者，按照法律，应该处死。文帝不忍心杀他，派公卿找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不肯。文帝便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这才自杀。司马光评论道：唐人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挺果断，却有损道义。春秋时期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好比母亲仍然活在世上。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以为，法是天下的公器（法者天下之公器），只有坚持法律，不分亲疏远近，没有回避遗漏，才能使所有人都不敢有恃无恐而触犯刑律。（《资治通鉴》卷14）
唐朝刚刚建立时，有一个不够判处死罪的人，唐高祖特别下令杀掉他。监察御史李素立劝谏道：“法律条文写出来虽然只有三尺长，却是君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东西。法律一旦动摇，人们便会无所适从。陛下大业初创，怎么可以弃法而不顾！臣下我愧为司职法律的官员，不敢接受诏命。”高祖依从了他。（《资治通鉴》卷186）
唐太宗时，刑部尚书张亮被告发谋反，定为死罪。太宗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到狱中与张亮诀别，并传达太宗的话说：“法，是天下的衡器（法者天下之平），我与你共同遵守。如今你自己不谨慎，与恶人交往，在违法中陷得太深了，如今还有什么办法！你好好地去吧。”（《资治通鉴》卷198）
五代时，后唐潞王李从珂起兵清君侧，朝廷派楚匡祚处置他的家人。楚匡祚杀了李从珂的儿子，还杀了他已经出家为尼的女儿。李从珂坐上帝位后，要把楚匡祚连同他的族人一起杀掉。韩昭胤说：“陛下是天下人之父，天下人都是陛下的儿子，运用法律应该遵循至公无私的原则（用法宜存至公）。楚匡祚遵照朝廷指派，不得不那样做。现在要诛灭楚匡祚一族，不仅对死者没有益处，恐怕还会引起大家的反感。”于是李从珂把楚匡祚长期流放到登州。（《资治通鉴》卷279）
歪曲法律罪大莫及
汉宣帝时，一些官吏任意办案。宣帝颁布诏书说：“刑狱关系着万民的生命。只有能够做到生者不抱怨，死者不怀恨，才可以称得上是合格的官吏。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官吏用诈使巧，玩弄法令，断章取义，随意解释条文，判决案件忽轻忽重，又不如实上奏，连我也无法了解真相，四方百姓还有什么仰仗、指望！二千石官员要严格管好各自属下吏员，不得任用这样的人。”（《资治通鉴》卷25）
唐朝穆宗时，柳公绰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途经邓县，发现有两个官吏犯法，一个贪污，一个随意解释法律。大家都以为柳公绰要杀掉贪官，不想被处死的却是曲解法律的那个人。柳公绰宣判说：“贪官虽然犯法，但法律仍在；而舞文弄墨曲解法律，则法律等于灭亡。”（《资治通鉴》卷243）
刑罚的关键在于得当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西汉自元帝起，开始给死罪犯人减刑，形成惯例，结果搞得大家不尊重法律，百姓动不动就触犯刑律，官吏也把杀人案不当回事。梁统强调：我听说为君之道是以仁义为主旨，仁是爱人，义是坚持原则。爱人就要以除暴安良为目的，坚持原则就要以消除祸乱为中心。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汉高祖承受天命，制订法令，确实都很恰当。文帝只取消了肉刑和连坐法，其余全都遵循旧制。到哀帝、平帝继位，丞相王嘉穿凿附会，肆意删减先帝的法律规章。希望陛下命令主管部门，仔细选择好的律令，制订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刘秀把梁统的奏章交给公卿讨论。
光禄勋杜林上奏说：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连果桃、菜蔬之类的馈赠，都收集起来成为赃物，有些小问题尽管不妨害大义，也要判处死刑。结果发展到后来，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弄得有法不禁，有令不止。这才有了后来的删繁就简。
虽然大臣们的具体看法不一致，但都反对法律过宽或过严，主张以适中为宜。（《资治通鉴》卷43）
南北朝时，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北魏孝文帝，说：“刑罚的要害，在于运用得当，而不在于加重。如果不让罪犯漏网，虽然施刑很轻，人们也不敢再犯；如果给罪犯留下侥幸逃脱的余地，虽然有夷灭三族的严刑，也不足以通过惩罚止住犯罪。”（《资治通鉴》卷139）
法律不可轻易变更
东汉顺帝时，名臣李固上书说：“先朝圣王制订的法令制度，后代君主应该坚决遵守，不管政事还是教化，一旦遭到破坏，一百年都难以恢复。《诗经》说：‘上帝反反复复，百姓受尽劳苦。’用以讽刺周厉王擅自改变前人法令制度，致使下民深受其害。”（《资治通鉴》卷51）
隋朝建国，颁布新律令。纳言苏威屡次想修改其中一些条款，内史令李德林说：“当初制定律令时，您为什么不说话？如今律令已然颁布实行，就应该严格遵守，如果不是严重侵害民众的条款，就不能更改。”（《资治通鉴》卷175）
唐太宗说：“法令不可多次变更，多变则法令繁琐，官员不能都记全；同时又容易造成前后不一致，使官吏有空子可钻，以售其奸。今后变更法令，一定要谨慎从事。”（《资治通鉴》卷194）
法律不徇私情
隋文帝的儿子秦王杨俊担任并州总管后，奢侈腐化，越制修建宫殿府第，被文帝免职。左武卫将军刘升认为杨俊不过是耗费了国家的钱财而已，应该得到宽恕。文帝说：“国家的法律不可违背。”尚书右仆射杨素也认为对杨俊的处理过重。文帝说：“我难道只是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不是天下百姓的君父吗？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为什么不专门制定用于皇子的法令呢？以周公姬旦的才能施政，尚且诛杀举兵造反的兄弟管叔、蔡叔，我比周公差得很远，又怎么敢徇私枉法呢！”后来，杨秀、杨谅也触犯刑律，先后死于刀下和狱中。（《资治通鉴》卷178～180）
唐太宗想用儿子李恪取代李治为太子，被长孙无忌劝住。事后太宗告诫李恪说：“父子之间虽然属于至亲，然而一旦犯罪，那么天下的法令是不能偏私的。从前汉朝已立刘弗陵为帝（西汉昭帝），燕王刘旦不服，图谋不轨，大将军霍光一封便笺就要了他的命。做臣子的怎能不深以为诫！”（《资治通鉴》卷197）
唐高宗时，出身皇室的魏州刺史郇公李孝协贪赃枉法，被赐死。负责宗室事务的陇西王李博义上奏，说李孝协的父亲李叔良为朝廷而死，孝协没有兄弟，这一家恐怕要绝后了。唐高宗说：“法律整齐划一，不以亲疏而不同，如果伤害百姓，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李孝协有一个儿子，何必担心没有人祭祀祖先呢！”李孝协在宅邸自尽。（《资治通鉴》卷201）
唐代宗时，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璘的部下有一个士兵，能拉开240斤的弓。他犯了盗窃罪，应当处死，马璘想免其死罪。三使都虞候段秀实对马潾说：“将领有爱憎之情，就会执法不一，即使是古代良将韩信、彭越也不能够治理好军队。”马璘认为段秀实说得好，杀掉了那个士兵。（《资治通鉴》卷224）
小结
法律的三个特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公。强调法律的公共性，是为了避免个人或一部分人对法律的占有；强调法律的稳定性，是为了避免利益集团对法律的操纵；强调法律的平等性，是为了避免特权对法律的欺凌。总之，法律是公器，不代表任何个人、阶层、组织、部门，属于全体民众，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法律是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法守法，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2．执法
要义
法律能否起作用，最终要看执法，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也是摆设。在执法环节上，最重要的是严明。韩非就是这样认识的，他说：“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韩非子·制分》）意思是，凡是领土广阔、君主有权威的国家，一定是法律执行力强大的国家，能够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故事
君主犯法也要受罚
楚文王得到一种名叫茹黄的猎狗和系着丝绳的短箭，便跑到云梦一带去打猎，三个月不归；得到丹阳的女子，便沉溺于美色，一年不上朝听政。
当时的太保姓申，人们叫他太保申。他去见楚文王说：“先王曾经占卜，任用臣为太保将会带来吉利。如今大王得到猎狗和短箭，到外面去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了丹阳女子，纵情美色，一年都不上朝。大王的罪名应该受到笞（chī）刑的惩罚。”笞刑就是用鞭子或者棍子击打。
文王说：“我从离开襁褓就列位于诸侯，请您换一种刑罚吧，不要让我受笞刑。”太保申说：“臣继承先王的法令不敢违背。大王如果不受到笞刑，就是改变先王法令。臣宁可得罪大王，也不敢得罪先王。”楚王只好同意。
于是，太保申把席子拉过来，请文王趴在上面。他把五十根荆条捆成一束，跪下身子，把荆条放到文王的背上，接着又重复了一次，然后说：“起来吧！”文王说：“既然我已经背上了笞刑的名声，你就动手打吧！”
太保申说：“臣听说，对君子要让他感到心灵的耻辱，对小人要让他感到皮肉的疼痛。如果耻辱仍旧不能使他改正，疼痛又能带来什么益处？”说完，就快步出宫，把自己流放到深渊之畔，并请楚王治他的死罪。
文王说：“这本是我的过错，太保申何罪之有？”于是，楚王改正了错误，召回太保申，杀了猎狗，折断短箭，放还丹阳之女。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小国，迅速发展成一流强国。（《吕氏春秋·直谏》）
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霸主
晋文公和楚庄王是春秋时期的两位霸主，有着相似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