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敛之罪重于盗窃
南北朝南齐武帝时，西陵戍守主官杜元懿上书，说西陵牛埭的税收数目，朝廷规定的是每天3500钱，而他发现，这个数目可以增加一倍。杜元懿请求由他来管理牛埭，加上他原来管辖的渡口和堤坝，除了保证原来上交的税金外，每年还能够多交400多万钱。
齐武帝把这项建议交付会稽郡讨论。会稽行事顾宪之认为：设立牛埭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收税，而是由于江上风大浪急，行船危险，出于救险的考虑才设置这个渡口。然而具体负责的官员却没有真正领会这一意图，片面追求政绩，切断其他道路，只留下这一个关口，有的官员甚至对江上没有装载货物的船只也征税。
顾宪之说，现行的税收标准已经偏高，前些时候有人提出修订税率，这个问题尚在讨论之中，如今却又要成倍增加税收，这是怎么回事呢？陛下仁慈，怜悯百姓，提出开仓济民，免除田赋和其他杂税。可是这个杜元懿却贪图眼前小利，进一步加重民众的困苦。一个没有仁爱之心的官吏，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百姓所不齿的。一旦采纳杜元懿的办法，如果照章征收达不到预定目标，他害怕朝廷责问，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勒索百姓，这样必为朝廷招来怨恨。杜元懿秉性刻薄寡恩，他以前的作为就是明证，要是再把一个地方交给他，那就好像是让狼去治理羔羊。古书上说：“与其有搜刮钱财的臣子，还不如有偷盗资产的臣子。”这是说，偷窃国家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要小些，而搜刮民财所造成的伤害更大。我听说为政讲究方便适宜，所谓方便是对国家而言，所谓适宜是对民众说的。朝廷的政策如果对民众不适宜，那么最终对国家也不会方便。
武帝听了顾宪之的话，否决了杜元懿的建议。（《资治通鉴》卷136）
也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御史中尉王显对治书侍御阳固说：“我当太府卿之时，府库充盈，您以为何如呢？”阳固回答：“大人把百官的俸禄扣去四分之一，各州郡收缴的赃款和赎金，也一点不剩地运到京师，一概入库。由此而充实府库，怎么能够说得上是充实。况且，人们说‘与其有聚敛之臣，还不如有盗窃之臣’（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呢！”王显听了很不高兴，找个茬子参了阳固一本，罢了他的官。（《资治通鉴》卷147）
禁止还是放开
南北朝北魏宣武帝时，朝廷撤销了盐池禁令，盐池的利益被富豪们夺取，于是朝廷又恢复了禁令。
御史中尉甄琛上表说：《周礼》设立专门负责山林川泽的山虞、林衡、川衡、泽虞等官职，制定这方面的严厉禁令，是为了使百姓在规定的时令内获取产品，而不滥伐滥取。一家之长必须抚养他的子孙，天下之君必须惠养他的百姓，没有做父母的吝啬酱醋，做天子的吝啬资源的。如今朝廷独霸河东的盐池而坐收其利，这是专奉口腹而不顾及四肢。天子富有四海，何必忧患贫穷！乞请放开盐禁，与民共享其利。
录尚书事元勰和尚书邢峦不同意，上奏说：甄琛的话虽然动听，但根本行不通。自古以来善于治政的君主，有张有弛，如果对百姓放任自流，就是把百姓当做畜生野狗，还要君主干什么？圣王之所以掌握山泽资源，收取关市税赋，是因为农田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不足以供应国家的耗费，山泽资源的收入最后还是用在了国事上，这是利用天地的出产施益于天下万民。朝廷禁止私人采盐已经很长时间了，集中起来的收益，主要是用于维持国家和军队的开支，并不是为了满足皇家享用。既如此，是让民众获利还是让国家获利都是一样的。其实引起百姓抱怨和商贩非议的原因并不在于是否禁止私人开采，而在于管理无方。只要官吏加强责任心，严格执行法令，就会平息民怨。
宣武帝最终采纳了甄琛的建议，撤销了盐池禁令。
然而没过多久，又出现了豪强霸占盐池的现象。孝明帝即位后，太师元雍等人上书要求恢复盐池禁令。他们说：盐池是上天赐予众生的宝藏，而不是只为了少数个人，为此制定了禁令，绝非与百姓争利。这是因为，大家都想通过开采盐池来获利，取用也就失去了法度，或者被豪门贵戚所独有，或者被附近的百姓所独占，那些贫困体弱者和远道而来者只能望池兴叹。于是朝廷就设置了主管部门，由它来裁决、督察采盐事务，使强者和弱者都一样，务必使大家都得到收益。先帝采纳甄琛的建议解除了盐池禁令，结果盐池被环池而居的刁民尉保光等人强占。据说他们设立的限禁，比官府的限禁还要严厉一倍，可否开采，价格如何，全由他们说了算。恳请按照从前的做法禁止私人采盐。
孝明帝接受了这一建议，诏令禁盐。（《资治通鉴》卷146～148）
把弓弦放松
南北朝时，苏绰任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因为国用经常不足，他制定的税赋很重。颁行后他感慨道：“如今我推行的重税法，就像是张满的弓，只能在战乱之世使用，绝非治平之世的政策。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弓弦放松呢？”
苏绰的儿子叫苏威，听了这话触动很大，便把实现父亲的愿望确立为自己的使命。隋朝建立，隋文帝任用苏威做度支尚书，负责财政。苏威奏请减免赋税徭役，一切开支尽量从轻从简。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资治通鉴》卷175）
君主不经商不守财
唐高宗时，裴匪舒任少府监。此人有经济头脑，善于谋利。当时宫苑中养了许多马匹，裴匪舒便给高宗出主意，说出卖马粪每年至少可以收入20万缗钱。高宗拿不定主意，咨询太子少傅刘仁轨。
刘仁轨回答：“利润的确很丰厚，然而恐怕后世会说唐朝皇家卖马粪，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高宗便断了卖马粪的念想。（《资治通鉴》卷202）
还是这个裴匪舒，武则天当政，他又打起了长安禁苑的主意，打算种植蔬菜瓜果，出售盈利。苏良嗣说：“从前公仪休任鲁国宰相，拔掉园中的葵菜，遣散家中织帛的妇人，禁止家人与百姓争利，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国的君主中有谁出卖蔬菜瓜果的。”裴匪舒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资治通鉴》卷204）
唐德宗时，长安发生兵变，德宗仓皇出逃。各地进献的财物源源不断地送来，德宗把它们存放在行宫的廊庑下，还挂了一块扁，上书“琼林大盈库”。翰林学士陆贽上书说：“天子与上天的德行一样，以四海为家，怎么能抛弃自己公家的身份，集聚私人财货呢！把至尊的地位降低到仓库看守人，把万乘的身价辱没到积蓄物品的小民，这么做，有亏礼法，丢失人心，必将诱发奸佞，鼓励邪恶以这样的结果处理事务，岂不是很错误吗！”（《资治通鉴》卷229）
税赋调整的方向
唐朝初期，赋税分为租、庸、调，田土要交租，人丁要服庸，户口要纳调。赋税有三个去处，一是进献朝廷，二是送交镇使，三是留在本州。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遭到破坏，大多名实不符。后来战事四起，各地加大加紧征收力度，赋税失去了统一标准，许多部门随意增加课税，巧立名目，毫无限度。人丁多的富家大户，可以通过为官府做事或者挂名为僧免除赋庸，而人丁多的贫困人家没有路子，只能默默承受。再加上征税官吏的肆意侵吞，百姓十天一输赋一月一进税，苦不堪言，许多人被逼逃亡，四处流徙成为浮户，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
唐德宗时，为克服上述弊端，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主要内容是，以支定收，州县计算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以此为限度向百姓征税。无论主户、客户都按现在的居住地编制入册，所有成丁、中男均按贫富状况划分等级。居民户上交的赋税，只在秋天和夏天征收两次，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去除。流动的商户与居民户一同在所居州县纳税，税额为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所有征税事务由朝廷度支机构统一掌管。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然而两税法的实施又造成了商品价格与钱币价格之间比重的波动，以至于到后来民众交纳的赋税超过了当初的一倍。地方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压低价格征收物资，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唐宪宗时，取消地方的定价权，由朝廷有关部门统一掌握。这样百姓的日子才好过了一些。（《资治通鉴》卷226～237）
我要这些钱做什么
五代时有一种地产叫营田，原本是军队的屯田，后来租给农民耕种。后周太祖郭威将营田的产权由官府转改为租地农户，农民生产所获提高了好几倍。当初有人出主意，把营田中肥沃的土地卖掉，可得钱数十万缗，以充实国库。郭威说：“利益在民众那里，跟在国家一样（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我要这些钱做什么！”（《资治通鉴》卷291）
小结
与善待百姓就是善待自己一样，施益于民也就是施益于己。前面引用的孟子的话说得很明白：好的政令可以使民众贡献财富（善政得民财）。现在流行两句话。一句叫“放水养鱼”，意思是政府开放对社会资本的准入。另一句叫“水至清无鱼”，意思是政府要让社会资本获得收益。参与经济建设的资本多了，利润大了，水涨船高，政府的财税收入也就会相应增加。
施益于民是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