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心理学称霸世界2:战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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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战争方面的心理因素(2)

如果有一枚炮弹落进战壕,便足以使里面所有人都丧生,因此士兵们发明了弹片屏障。这些屏障是一些土制的墙体,厚度足以抵挡炮弹碎片,并将壕沟分隔成若干相互连通的部分,每个隔断都留出容纳一人通行的空隙。从上空看下去,壕沟就像一个耙子,弹片屏障便是一个个耙齿,每两个耙齿之间足以容纳三至四个机枪手。如果场地允许,在壕沟一侧或背后还能挖出一块更大的空间,让暂时空闲的士兵稍作休息以恢复精力。这块空间顶部覆盖着厚厚的树枝和泥土,底部铺着稻草。每两个壕沟之间常有走道连通,以便成百上千人在其中来回穿梭——正是通过这种地下工事,敌对两军争相发起进攻。

想要夺取战壕必然是相当危险的,但是更加危险的常常是往后的防守。这是因为在此前的战争中那些战壕往往已经被炮弹炸毁了不少,而战士们必须在敌人的炮灰中快速修补。一名炮兵回忆说:

“我记得在一次进攻中,由于前期火力工作很彻底,受命攻占一组战壕的兵团仅仅花费了13分钟、牺牲了80人便取得胜利。但是之后,他们遭遇了敌人的11次反击战,虽然守住了战壕,却花了整整六天六夜,并牺牲了1500人。”

不得不承认,真正无坚不摧的战壕是很难做到的,构造合理、防守有力二者必须有机结合。战壕对俄国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战争不久法国将领便意识到:要想防守要塞,必须得把大炮架到要塞前方适当的战壕里。体会到这一点之后,法国很多要塞就能更好地抵挡住德军的攻击了)。而俄国人却完全没有理解到战壕的原理(俄国的一份军事报纸的评论文章把战壕的缺陷归为所有要塞失陷的原因。很显然,这只不过是其能力不足的一个借口而已),没有办法抵御德军胜利的步伐,后来竟然沦落到实施焦土政策,无情地烧毁自己的家园。

《泰晤士报》在1915年9月3日描述了俄军为了暂时不让敌人前进而进行的焦土政策的一系列做法:

“俄军后撤的沿途已俨然成为一片火海,路边的房屋都被焚毁,绵延有数英里。克莱罗夫的每条街道都在燃烧,当匈牙利人进城时,整座城市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盆,因此他们无法通行,只能绕道而走。当他们抵达弗拉基米尔-沃林斯基时,那里也在燃烧,他们从那里还看见韦尔巴镇和远处的所有村庄——统统都在燃烧。科韦利的整片平原已化为一片熊熊火海,周边所有村庄都在燃烧。没有随俄军撤退的滞留居民惊恐万分,已经说不出话了。”

被烧毁的不只有村庄,大城市也不能幸免。原有四万人口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焦土政策后已变得一无所有。俄军似乎特别重视能延长德军几个小时的行程这一事实,在撤退的一路上把所有的东西都烧毁。

4.弹药与军需补给的重要性

在战争爆发时,人们往往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作战人数。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出这一结论:能获得军需的数量更为重要。虽然俄军的人数比敌人要多很多,但由于军需不足造成俄国战败的种种战役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获取军需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英军将领所说的:抵挡一个旅的攻击,两个人和若干机关枪守卫战壕足矣。想要夺取一个有大炮和机枪以每分钟600发射击频率守卫的战壕,没有铺天盖地的榴弹炮轰炸是不行的。

虽然现在看来好像异常明显,但是弹药补给的重要性却在很晚才被意识到。这一理念被法国、英国、俄国所认可是在经历了6个多月的战争后,正是因为明白得太晚,导致很多的战士为之牺牲。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一个法国将领意识到这一重要因素:必须大规模地制造子弹。1914年9月,工厂日产量不到7000枚,但是到了1915年5月,日产量已达80000枚,但是这一数目仍供不应求。

法军将领如此忽视弹药供给的重要性,在宣战时以至于兵工厂的多数工人统统被送上战线,后来又分别被抽调回来,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月时间便被浪费了。如今,我们已然意识到少数人和大量弹药的结合具有的价值远远超过多数人和少量弹药的结合。

5.人数因素的重要性

虽然说现代战争中足够的弹药和军需补给占主导因素,但是人数的优势也不可小觑。德国人始终重视人数的作用,虽然他们也非常小心翼翼地指出其限制。下面是伯恩哈迪的观点: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道德和智力一直是主导因素,在一些可变范围内要强于人数要素。毫无疑问,在一些案例中,道德力量本身便足以抵消其他一切缺陷。个人杰出品质将能提升全军甚至全民族的能力水平……在一场不确定的对抗中,如果双方实力相当,实力的效果便会逐渐下降,显示出最高道德和最强牺牲精神的那一方才能最终获得胜利。如果双方的道德水准相当,能够保证财政支持最长时间的那一方将获得胜利。”

所以,相比于人数,军队的稳健更加重要。同一位作者还写道:

“1870年和1871年时,法兰西共和国派出的大批军队,尽管人数占据优势,照样被勇猛的普鲁士军打得落花流水。另外众所周知,日本的军队人数虽然远远少于俄国,却能不断战胜俄国。美国内战也同样如此,南方军队虽然人数占优,却一直输给北方军队的稳健。”

虽然这样,在双方其他方面实力相当时,人数的重要性又会凸显出来。

“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即便是天才面对绝对人数优势也会无能为力;此外,规模够大的群体只要正常发挥,也会战胜一切智力与道德占优势的对手。因此,天才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抗多数优势,因为当多数优势到达某一特定程度时,将显示出势不可挡的影响。”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队人数代表了不同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所以那时的军队人数非常庞大。有些军事作家估测,德国当时有900万武装力量。毋庸置疑,这样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在历史时期的任何阶段都不曾出现过,因为这场战争不仅仅只涉及各国军队,各个国家整体甚至全世界一起都被卷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战争初始阶段,德军由于采取突然袭击战术和大规模编队,以至于损失严重。但是马恩河战役战败后,德军改变了战术,即先选好合适的防守位置,等敌人实力不及开始慢慢减弱时反戈一击,也就是所谓的防守进攻战术。自从马恩河战役后这种战术一直被使用到现在,但是丝毫没产生显着效果,这是因为参战各方基本都实力均衡,战争一般不会出现任何变化,除非其中某方在弹药、人数、指挥上占据优势,并且能撒开数英里的缺口在敌人前线。假如防线在某个特定位置被打开,整个防守很可能垮掉。

6.海战与空战

由于战争慢慢地倾向于在海底进行,却不在海面上,所以海战比起陆地战争明显要经历了更多发展。至于那些花费几百万英镑建造的军舰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被一颗水雷或者潜艇鱼雷炸沉,未来战争中很有可能会被淘汰。

由于潜艇不仅为敌人制造破坏而使其物质损失,也通过引起恐惧而发挥心理的影响力,所以潜艇在海战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正是由于心理上的恐惧带来的威慑,令其最大的军舰都不敢轻易地驶出躲避的港口。

假如德国拥有够多的潜艇,完全可以对英国形成有效封锁,但是,至今为止部署大型军舰更被专家看好,潜艇却置于次要地位。这一偏好实在是无章可循,因为潜艇的重要性早就已经被预见到。1905年时,当时的英国海军第一上将费舍尔称,潜艇将为海上战争引来变革。珀西斯科特上将在战前几周也曾写到,潜水艇的引进让水上舰船变得毫无价值。他说:“潜水艇将把军舰逐出海洋,就像汽车将马车赶下公路一样。”

曾经的一位海军总工程师建议,把潜水艇改装成既能在水下导航,又能不露痕迹于水面,只露出包括烟囱、发动机和大炮部分的军舰与驱逐舰的集合。这样一来船体只在水上部分有装甲护面,因为潜艇周围水的密度完全可以保护水下部分免受炮弹攻击。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如今不稳定状态下的现代文明中我们可以期望出现更多的其他变化。

(第二章)新型情感和新型人格的出现

1.新型人格的出现

这场使欧洲陷入长久动荡不安的战争,属于有能力影响人们心理因素均势的基本事件之一。它可以导致:人格发生多种变化(在其他章节中已提及)——某些人的反常行为会让其熟人都惊讶不已,甚至当其本人恢复到先前环境中的原有人格时,自己都会感到惊讶。

这种变化一般都伴随有引发事件。在某一阶段,热衷于奢华和安逸的人们肯定不会想去继续过着危险和贫困的生活,也没有准备好日日面对死神的邀请,数以万计的人却可以变得和古时最具威望的勇士一样英勇无敌,对他们来说英雄主义很是平常。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在文献中读到名字的在战场上显现出无限英勇的人,在公民生活中却是无比和平的人。

所以,我在其他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次被证明了:那些表面上持久不变的人格仅仅来源于持久不变的环境。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性格潜质,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在普通生活中认识的人有可能与之前变得完全不同。因此,没有人能够宣称其自己完全地了解自己。

几乎所有旁观者都为那些军队中的不同社会阶级成员心态的变化而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法国人这样说道:

“我们的士兵们正在形成一种奇怪的心理,环境经常将他们提升到英雄主义高度,他们自愿牺牲、充满狂热并完全无私,却极度厌恶不必要的交谈。在火线上,喋喋不休者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法国人再也听不进多少好话了。但是,士兵之间极其团结,当需要发动非常危险的突然袭击时,根本不需要寻找志愿者,因为人人都准备好献身。职责与战争使得每一个士兵都变得崇高。我认识的一个军官原先曾是个猎人,他指挥的士兵是巴黎的一群混混,但如今他们都是出色的军人,在同僚眼中,他们过去的劣迹早已一笔勾销。”(《泰晤士报》,1915年7月27日)

这种新的心态显现出特定情感的变化发展,接下来我会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最主要的。

2.爱国主义的提升和种族精神的影响

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或者爱国主义,促使个人有必要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种族精神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利益后变得更加稳定,爱国主义情感也渐渐增强,因为个人保全的直觉远远没有集体保全那么重要了。

种族精神即是真正在战争中参战的一方,其存在越是受到威胁,就会更加英勇地扞卫自身。爱国主义是一种遗传品质,它是一种神秘主义,是非理性的。所有仅仅处在理性阶段的爱国主义都是极其差劲的,因为这种爱国主义不可能会持久。Chevrillon 说过:

“如同宗教和道德,爱国主义并不关于理性,而是关于生活。它是一种直觉,是一种随着生活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幻觉与情感,它所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并完善自身展示形式。它部分为保全个体,部分为保全群体,部分为保全种族。因此,如果有人称爱国主义非常愚蠢,是为了死后再无关联的事物牺牲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与其争论,因为其论点本身基于‘只有个体才能存在,个人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都仅限于其自身’这一错误前提。与之相反,正如一片树叶的生存依赖于并服务于树,一个人的存在也依赖群体并服务于群体,其部分——无疑是主要部分——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从这点来讲,爱国主义是符合逻辑的。当一个人为某些不属于自己的事物而牺牲时,并不是错误或是误判,而是出于集体生活对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平常时期是潜在的,却可能突然苏醒。”

由祖先传承而具有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长久累计的最高作用之一,总会在关键时刻产生力量。战争开始当天,将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各派战士召集在一起的正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发挥了潜意识的推动作用,致使各界人士抛开了所有理性论争,一致团结地为其服务。

这种情感的惊人影响力在许多小事情上都表现了出来,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在1899年一名士兵从军队逃离,安安静静地变成了一名农夫,并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为妻,还成为6个孩子的父亲。显然,他对兵役非常憎恶,所以他才为此大胆逃离。但是,当战争打响时,他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冒死组建的新家庭,回到法国参战。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件,这里面最令人感动的可能就属:一名国务大臣虽已年届花甲但却报名成为一名普通战士参战,最终因被炮弹碎片击中而牺牲。

3.莽撞和冒险精神

人性的一部分也包括热爱冒险,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比如:狩猎、散打、探险、赌博等。

一个国家的征服者或者开创者只有把自己多次置于命运的赌桌上,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来形容战争尤为贴切。但是,成功的可能性比起失败的概率并非差很多,所以一定得对各种可能性有清晰的认识。

为了统一德国俾斯麦经历了很多冒险。因为如果换作其他人,可能会对是否攻打看似强大的奥地利犹豫不决,更会犹豫继而攻打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