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奥匈帝国部队的残暴行径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入侵塞尔维亚时，奥匈帝国军队的行为就很残暴，与它的同盟国德国军队对待比利时的民众没有什么两样。对此，瑞士洛桑大学的瑞斯教授曾调查过，亲自赶赴塞尔维亚，在1915年4月7日刊载的《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其中描述了奥匈帝国士兵众多的恶劣行径，以下是选段：“我看见了奥匈帝国士兵对平民的种种暴力行为：受害者死得很惨，有的人被枪毙，有的人被刺刀刺死，也有的人喉管被割开，有的人被先奸后杀，有的人被石头砸死，有的人被吊死，有的人被来福枪或棍棒殴打至死，有的人内脏被取出，有的人被大火烧死，有的人四肢被砍下，有的人被挖去双眼，有的人的皮肤被切成条状、与骨头分开……最终，一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女孩被奥匈帝国士兵拿去喂猪。”
这让人回想起了一件事——在巴尔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期间，他们曾遭到指控。但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们是低下的种族，在那几个世纪中，他们都参与了战争，唯有土耳其人能够让他们友好对待彼此。但是，德军并不在这个观点范围内，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是最高尚的文明，人类的兽性也是无法彻底压制的。
4.恐吓心理战术的负面影响
德军并不承认自己的残暴行径是错误的，还在为自己尽力辩解，在他们看来，只有给敌国平民制造恐吓心理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才能让他们丧失反抗的能力，跪下乞求原谅。
恐吓心理始终都是君主和革命家常用到的方法，以此来吓唬敌人，以儆效尤。而且，制造恐吓心理还符合许多人天性残暴的一面。因此，在历史上，对于相似的方法，我们习以为常了。不仅如此，就像在之前我提过的一样，亚述的浮雕确实说明：国王亲手将战俘的眼珠挖出，再对其士兵们下令，命令他们虐待的程度更高一些，例如将战俘的皮剥下，用来点缀城墙。
在上文中，我曾经讲过，早期的罗马人很像现在的德国人，在对于战俘的待遇方面，他们看法相同。他们同样认为，对入侵者来说，只要是有益的战争就都是应该的，战败国没有丝毫的权利，利益是专属于征服者，应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本国平民。
对于“残忍”“暴力”这两个词，罗马人始终都是所信奉的，但也不是不变的，原因是，在罗马的共和国后期，礼仪和风俗就改善了很多。在《埃涅伊德》里，并没有关于罗马人残忍行径的纪录，西塞罗对马赛勒斯锡拉库扎纪念碑的完好保存很是满意，但他却瞧不起弗里斯掠劫者的行为。
在历史上，德国人的残忍行为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杀害、虐待和抢夺早就形成体系了。俾斯麦也是这样认为的。早在1870年，他就曾说过：
“战争的真正意义旨在打击敌人，而且对敌人不要手下留情。最大限度地给予目标城市以创伤，尽可能地削弱他们的意志，只有这样，政府在承担不起压力的情况下，战争就会快点结束。必须要告诫敌国人民——除了眼泪，其他的都将不复存在。
“让战争变得恐怖暴力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且，还要逼迫可怜的平民乞求和平。”
我们已经见识了德国人是怎样信奉这个指导思想的，并始终保持着热情的态度，包括用各种方式虐待平民、焚烧房屋，活活烧死妇女和儿童。但是，这些行径似乎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如今，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研究它的合法性毫无意义，但至少，我们或许可以探讨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后果。不但没达到德国人预期的效果，而且还使德国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强烈指控与不满。
实际上，恐怖战术只在特定的状况下才有用，只在持续时间短的战争中奏效。当战争持续时间过长时，恐怖战术反而会起反作用。会使敌人的反抗意志增强。原因是，当被侵略的人们发觉一味地求饶并不起作用时，就会尽全力抗争到底，哪怕是最后一秒。不单单是这样，他们不但会反抗得越发强烈，而且会视之为耻辱，永远不会忘记。在战争之前，开战之前，比利时的大多数商业，特别是安特卫普地区，都由德国掌握着。而且，德国早已在比利时人民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了，这可以追溯到和平时期。假如德国注意到这些，就可能不会对比利时这个国家那么残忍。
5.德国军队的抵赖
德国人完全抵赖对自己的控告，顽固地申辩，并想要以报复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否定自己对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
对于德国总理在国民议会上进行的演说的内容，想必大家都知道，在其中，他控诉比利时小女孩儿挖出德国伤兵的眼珠——不仅是德国总理这样说，德国的媒体刊载了一些事，称比利时牧师也挖出过德军战俘的眼睛，并将他们的手指砍下。虽然这些听起来简直荒谬至极，但是，在德国总理和德国媒体报道下，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有一种事情发生了，让人大吃一惊，而就是因为这件事，这一切就看似是德国捏造出来的，德国人的控诉完全是无根据的。
德国的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关系一直都不好，新教教徒习惯地给天主教徒身上冠以不好的事，而为求自我澄清，天主教徒各地为此成立了调查领导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就是为了对天主教徒的胡乱指控做出澄清。
经过德国天主教的调查领导办公室的调查，这些所谓的对比利时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指控就会被推翻，毫不费力。
在这之后，德国人就会申辩，说是鲁汶的平民最先对敌军发起攻击，否则，德国就不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城市做出焚烧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战争与这些平民无关。德国这样说是因为这并未对德国的利益有影响，当有影响时，就不是这样了。以下就是德国报纸上节选出来的一段，是关于俄国进入东普鲁士的问题：
当敌人想要冲破德意志帝国的边境，我国人民将会进行强烈的反抗，为此，我国民众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打击这些入侵者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只要具有战争的能力就应该这样做，把他们打回自己的国家去。每个人都要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抢夺他们的军火，切断他们的物资供给，逮捕他们的侦察兵，并且要对他们的救护车和战地医院予以毁灭，在天黑前将其完全歼灭。
6.对于恐怖方法使用的反省
早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德国和奥匈帝国已经使用过这种掠夺枪杀的行径了。这种行为灭绝人性，让我们想起了人类初期的兽类行为。
在读者眼里，如果他们天真地认为，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会变得越来越睿智，越来越有理性，就实在太天真了。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一些国家野蛮兽性，但仅仅是压制而已，不会使之完全消失。一旦兽性大发，人的本性就会显现出来，从而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来。
这些国家中的人，都是野蛮的，无论其是否受过良好教育，原因就是，人的天性与智力并没有完全紧密的联系，不仅如此，教育在这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当德国人的天性得不到压制时，就会展现其暴力残忍的一面。
越是文明进步的种族就越容易发生凶残的事件。这在历史上就发生过好几次。在文艺复兴时期、莫卧儿帝国时期都曾有过。在那个时期，有很多的诗人、艺术家、学者，他们将繁星分类，测量黄赤交角的仪器也是他们发明，而同样的，将战俘的头颅堆得像金字塔这件事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在未来的战争里，几乎全部的国家都会做出德国式的行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只有非常弱小的国家才会遵守所谓的《海牙国际公约》，像那些大国，根本就不把这些放在眼里。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人道主义越来越形同虚设了。就德国军官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凶残行为的看法，以及1796年波拿巴对军队下达的指令就可以很容易地知道了。
这么说，社会学、人道主义学、海牙公约，和那些想要提高国际关系友善度的说法都是无用的，丝毫不起作用。早就被人们舍弃了。
而且，这本书还能够防止战后德国从太平洋展开新一轮侵略。虽然这本书不足以完全切断我们与德国人的商业往来，但至少会一直提醒我们，德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必须与它保持距离。如果这些凶残的行径是合法的，那这些言论必定会被写进书里，这样做还远远不够，还应让其后代拥有这些思想，将其列入初级教育之中，因为德国的邻国的民众会永远记得德国人曾做过什么，而这说明了什么。倘若我们早点对德国人残忍的天性有所了解的话，法国必将加强本国北部边境的防御，即使政府不这么做，法国民众也会促使加强防御工作。若是这样的话，法国的繁华地区就会依然繁华，而不会被夷为平地，遭到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