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侵扰海疆边，
方亚关降献海船。
卫所塘墩缘海设，
星罗棋布接烽烟。
15世纪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地理大发现和新的海上商路的开辟，西方资本主义的触角开始伸入中国。15世纪后，西方的海盗商人在中国沿海“掳掠行旅，烹食小儿”，搞得中国沿海无宁日，严重破坏了中国与南洋、日本的正常贸易。加之，15世纪以后，日本倭寇兴起，他们在中国沿海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更搞得中国沿海乌烟瘴气。面对突如其来的海洋文化的冲击，中国明清统治者，怕内忧外患相交接，束手无策，只好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来确保海疆安全。在禁海政策框架下，出海贸易纯属走私行为，这便使得闽商具有浓厚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的特点，这是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点。
明太祖立国之初，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倭寇不断骚扰山东、直隶、浙东、福建沿海郡邑的局面，加之元末农民起义的残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亦遁入海岛，与倭寇相勾结，“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严重地威胁到明朝新生政权的存在。为了维护刚建立的明王朝，明太祖不得不实行海禁：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一方面加强海防，抵御倭寇的侵扰，另一方面防止海外与内地的反抗势力相互勾结，颠覆新建立的政权。早在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在命令靖海侯吴桢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隶各卫为军时，明太祖就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又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因两广、浙江，福建人民以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交通外番，私易货物，再次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与此同时，明太祖还着手加强海防，实行积极防御，于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作为沿海卫所戍兵，又筑福建沿海16城，以防倭寇。
《大明律》明文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和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问刑条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此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私自贩卖硫黄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
按照《大明律》这种苛细的规定，实施海禁，简直是不许人民为海商。换言之，即不许人民从事海外贸易。无二桅以上大船，不可能出海。擅造二桅以上违反规定式样的大船出海，不论带违禁货物前往外国贩卖，或租赁与下海的人，分取外国货物，都是犯罪，都要问罪。定罪看情节轻重，重者或斩或绞，轻者亦发边卫充军。铁货、缎匹、绸绢、丝绵都是外国所需，一律禁止出境贩卖，违者治罪有差。“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在官府高压政策下，走投无路，只得铤而走险，私自出海贸易，“商转为盗，盗而后得为商”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清初的“迁界”，对沿海30公里以外的滨海岛屿区，更是彻底的摧毁。开界之后，沿海生产、生活逐步恢复。但是，荒弃的耕地，有的到新中国成立前还未全部垦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有的至今还未达到新的平衡；至于被焚毁的村镇，有的至今还未恢复到迁界前的兴盛水平。湄洲湾秀屿港就是如此。
据明弘治《兴化府志》“小屿”条记载：秀屿“居民约千余家，皆以渔为业”。当时，在这个小屿上设有“巡检司”，并筑有“周回九百三十丈的河泊所城堡”。说明秀屿当时不仅在航运业、渔业上的地位重要，而且在海防上的地位也很重要。福建沿海历史上像秀屿这样的城镇不是个别的。说明当时沿海由于海港的初步开发利用，经济曾经是繁荣的。只是后来，由于“海禁”“迁界”以及“海寇”等原因，沿海城镇被毁，居民内迁，遭受严重的破坏，才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