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大话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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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闽地山多耕地少 家家耕海波涛中

水曲山隈四五家,

夕阳烟火隔芦花。

卖鱼沽酒归来晚,

扯篷耕海即生涯。

福建人的经商传统还是由福建的自然人文环境决定的。大概在南宋时期,福建先民已经将可耕种的土地开发完毕,再无荒地可以利用。到明代,福建缺粮的记载经常出现在地方史籍上:“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从明代开始,福建粮食不能自给,经常需要从省外调运。入清以后更加严重缺米,常由上海、乍浦运米往福建,“故岁虽频而米价不腾。”

土地贫瘠、人口过众、粮食短缺,为生活所迫,人们只好经商以图生存。唐以前,福建已有商业活动,如东晋末年,福建沿海已有商人走异域,被称为海商。南朝陈代,长乐人严恭,携钱5万,闯入扬州,开设写经坊,并将所赚钱财运回家乡。唐代,福建商人积极向外拓展经商,即使偏远之处也可看到福建人的踪迹。如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福州唐益谦到安西四镇(今新疆境内)经商,带回一批奴婢、马、驴和货物返回福州。唐代莆田黄田,已成为商业中心。当时福建不少商人到南海诸国经商,闽南一带更是商业兴盛,如永春商人善贾,以陶瓷铜铁运至南海,取金贝而返。宋代福建商人遍布全国沿海各地,同时随着泉州港地位的日益重要,福建海商盛极一时,正如苏东坡在《论高丽进奉状》中所言:“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凡沿海地区,争相以舟船贩货。”《宋会要辑稿》载:“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这些外出的商人中以闽南人为多,也有不少其他地区的人,如建州(今建瓯一带)海商周世昌,因遇风暴漂至日本,侨居七年后始归。元代由于更加开放的外贸政策,泉州港继宋代之后进一步繁荣,除了闽南一带海商活动更加频繁外,福州商人到海外经商的也不少。明清时期,由于沿海人口向海外流动与山区农民向外省迁移,产生了大量经商者。正如《漳州府志》卷三八《民风》所载:“商其利而农渐死”。从商人数不断增加,农民“辄弃耒耜而从之。”明清之际,福建商人对全国各地大量渗透,仅苏州一地,就有漳州、泉州、兴化、福州等地商人。除了沿海一带的海商外,内陆山区也出现了专营该地商品的福建商人,如连城县四堡为刻书之乡,该地商人将其所刻古今图书运卖至海内外,不仅可维持生计,有的还因此致富。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盛产岩茶,出现了经营茶业的茶商,有的世代为业。上杭商人则经营当地产的纸张,兴化商人多贩糖、桂圆等。当时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带经商,这个时期的闽商与外来商人结合在一起,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泉州的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十分发达,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宋代古船就是当时闽商兴盛的见证,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风石刻则是当时航运业发达的见证。至少在宋代,闽人已完全掌握海上安全航行的各种技术。每年选择在北风南吹的秋季下南洋,选择来年暖风北吹的春季归来。在这两个季节,海面平静,风顺帆鼓,根据星象确定航向,商船往返安全系数很高。南宋时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带动闽北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建阳麻沙曾是当时全国的印刷出版业中心,现在图书馆藏的宋版书中还有很多麻沙版的图书。德化的瓷器,漳州的年画在宋代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宋元时期中国三大外销商品丝绸、瓷器和茶叶,其中后两种商品大量产自福建。

明清时期是闽商的又一次活跃期,主要是航海业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郑和下西洋的海上通道主要是由闽人用生命开辟出来的。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相当部分海船是在福建制造的,许多船员都是闽籍人士。明代是以海商为主体的闽商发轫期,明末清初的郑氏航海集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一个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清代以来史书多称郑芝龙为海盗,其实郑氏集团主要是从事大规模海上贸易,为保护商船并拥有海上武装力量的商人集团。成为闽商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声。

晚明的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领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余两,往南京买布”。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余岁,聪明洒脱,唯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复如“富人左东溪,只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明人何乔远说,泉州安平一镇,其民“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雍正元年,江苏巡抚何天培论到苏州治安时说:“福建客商出疆贸易者,各省码头皆有,而苏州南濠一带,客商聚集尤多,历来如是。查系俱有行业之商。”苏州织造胡凤?也惊奇地发现,“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氏,几及万有余人”。从闽商在苏州的经营情况看,这些论断是符合实际的。清前期,据说汀州一府“贸迁有无遨游斯地者不下数千百人”,于康熙五十六年在阊门外上津桥始建汀州会馆,即鄞江天后宫,落成于雍正七年,共耗银3万余两。这一会馆,由《汀州会馆碑记》所载,“其实为上杭纸业之一部分也”,一向也由六串纸帮主持馆政。一县中的部分纸商就可独立建造会馆,福建纸商实力非同一般。在南京闽商还是与徽商对垒的大商帮,《金陵琐事剩录》卷3载:“(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取利三分、四分。而徽商至今在福建一带还能见到的当铺“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故当地人最不喜欢福建的当铺,但“亦无可奈何也。”在这种情况下,徽州商人利用宗教势力等在南京采取统一行动,降低典当的利润,同福建商人开办的当铺竞争客户,最终挤垮本薄利高的福建商人,从而使徽商在南京的当铺业取得独占权。在此情况下,在南京的福建商人成了竞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