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大话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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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海贾垂涎规互市 涨海声中万国商

日出渐看云雾散,

潮来先觉海风寒。

争较锥刀浪中走,

千艘万货集水边。

枕山面海的地理环境,使福建海运成为与省外交通的特殊优势。福建海外贸易发达,不仅为福建注入大量资金,而且还带来许多贸易商品,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商品为闽商从事海上贸易提供了条件。

港口是海上交通的起点,福建海港开发的历史悠久,有不少千年古港,如漳州港、福州港、厦门港、月港等。尤其是泉州港,早在南北朝时便作为对外交通口岸崭露头角。入唐以后,泉州的地方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国内外商家云集。唐代后期,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促使了海上交通的迅速发展,泉州则以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港的黄金时代。宋元?二年(1087)在泉州设置了“市舶司”,标志着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政和五年(1115)又在泉州设“来远驿”,使泉州港成为宋政府接待海外“贡使”,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当时与泉州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00多处,远及阿拉伯、土耳其及东非等地。因此,泉州港内常常“风樯鳞集”“大舶百艘,小船则不可胜数”。码头上进口的香料、珠宝,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杂货山积,品种多达300多种,真是“涨海声中万国商”,一派繁荣景象。

泉州港在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公元9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就将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王闽时代,“招宝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未有市舶司的设置,却仍在对外贸易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番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太平兴国七年(982)闰十二月“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船舶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法条”。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泉州港对外联系越来越广泛。如前所述,“福建专擅交通高丽”,在海外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元丰五年(1082)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因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宁五年(1072),“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元□二年(1087),北宋政府“诏泉州增置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厘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素号“乐土”,“珍奇毕集,近联七邑百万家;生聚实番,远控重溟数十国”。时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泉州港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超越两浙,并有凌驾于广州之上之趋势。从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赐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数目,即可反应此种趋势。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贸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

宋室南渡进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终使泉州凌驾于其他海外贸易港之上,成为海外交通贸易之枢纽。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离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两浙舶司收入时已无多,促成两浙路舶司之永久罢废。《宋会要辑稿》载:乾道二年,“诏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质浩瀚,置官提举,试所当宜,唯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罢废,故有是命”。

其后,又先后罢杭州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年),温州、秀州、江阴军之市舶务(庆元元年,1195年),仅留明州市舶务。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相较于广州更为便捷,故当时宋廷规定由泉至杭与由广至杭的时间颇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二月二十七日户部“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货物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因此,正是宋室南迁,国家经济文化中心转移至东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之形势,使得泉州超越两浙、凌驾广州,居于海外交通枢纽的地位。

《舆地纪胜》即载:“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元市。”《梦粱录》则载,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南宋泉州港已成为海商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门户。

在境内外交通条件改善、经济联系加强和航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福建海商依托渐居于海外交通枢纽地位的泉州港,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福建海商具备了与“外商海贾”相提并论的国内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条件。因此,宋代以来,所谓的“闽商、闽贾、闽船”的足迹所及,屡见于时人文献,福建海商必然为今人所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