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旅行中，我应邀到阔绰的地主猎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格××家赴宴。他的村庄离我当时所住的小村子约有五俄里。我穿上燕尾服（我奉劝各位就算去打猎也得带上这行头），就到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去了。宴会预定在六点钟开始，我五点钟就到了，那里已经云集了众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不知其名的各种衣装的贵族。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然后一转身又跑进餐厅侍者的房间里去了。他正在等候一位达官显贵，心情有些激动——这激动的神情与他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没结过婚，不喜欢女人，到他家来的人都是独身者。他花钱大方，生活阔绰，对祖传的宅邸改造扩建，弄得富丽堂皇，每年向莫斯科定购约一万五千卢布的酒，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亚历山大·米海雷奇老早就已经退职，没有获得过显赫的头衔。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去请这位显贵光临，并且在盛宴的这天从清早就开始兴奋呢？这正如我认识的一位法院检察官在别人问他收不收人家自愿奉送的贿赂时所说的话：只有天知道！
同主人分手之后，我就去各个房间转了转，几乎所有的客人我都不认识。有二十来个客人已经坐在牌桌旁了，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纸牌的爱好者中有两个军人，相貌堂堂而略显衰老；有几个文官，系着又高又紧的领带，染了色的小胡子垂挂着，只有果断而心地善良的人才是这副打扮（这些心地善良的人拣牌时派头十足，也不转头，只是斜瞟着走近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挺着大肚子，两手臃肿而多汗，两只脚规规矩矩地一动也不动（这些先生们说话轻柔，和蔼可亲地向各方微笑，把纸牌拿得贴近胸衣，出王牌的时候不敲打桌子，反之，用类似波浪的动作把纸牌抛到绿呢桌面上，收取赢牌的时候发出轻微而彬彬有礼、体面的声响）；其余的贵族有的坐在沙发里，有的一群群地挤在门口或窗边；有一个年纪已经不轻而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肚子上转着他的表坠，虽然谁也没去留意他；还有几位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缝（终身行会技师）非尔斯·克柳欣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在那里高谈阔论着什么，灵活地转动着他们那肥硕而裸露的后脑勺；有个二十岁左右的、眼睛近视的、头发淡黄色的年轻人，从头到脚浑身穿着黑衣，看上去有些腼腆，但在那里冷笑……
我渐渐感觉有些无聊，忽然，一个名叫沃依尼岑的人过来找我。这是一个没有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住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里，是他家一个……很难说清楚是他家什么人。他枪法极好，又擅长驯狗。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属于这样一类青年：这种年轻人往往在每一次考试的时候都“装木头人”，这就是说，对于教授的问话保持沉默。为求音节韵律的美妙，人们又称这些先生们为“蓄络腮胡子的人”（看得出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比如，叫到沃依尼岑的名字，在这以前他挺直了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长凳上，从头到脚热汗淋漓，眼睛慢慢地却又无神地往四周张望，站起来，急忙把制服的纽扣扣好，侧着身子走到考试桌旁边。“请拿一个考签。”教授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道。沃依尼岑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了那堆考签。“请不要挑选。”有一个外来监考、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别系的教授——忽然憎恨起这个不幸的“蓄络腮胡子的人”来，用颤抖的声音这样说。沃依尼岑只好听天由命，抽了一个考签，把号码给教授看过，走过去坐到窗子边，等候他前面的一个学生回答完问题。沃依尼岑坐在窗子旁边，眼睛不离开考签，至多只是像刚才那样慢慢地向四周望望，然而身体一动也不动。可是他前面的那个学生回答完了，教授们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说：“好，你出去吧。”或者甚至是：“很好，好极了。”于是叫到沃依尼岑了。沃依尼岑站起身来，坚定地走到桌子旁边。
“把你的考签念一遍。”教授对他说。沃依尼岑双手把考签捧到鼻子边，慢慢地念了，慢慢地放下手去。
“现在请你回答吧。”那教授懒洋洋地说，同时身体向后仰，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死一般的静寂笼罩着考场。
“你怎么啦？”沃依尼岑一言不发，外系来参加的小老头不安起来。
“多少讲一点儿呀！”沃依尼岑一声不吭，仿佛已经麻木了。他那剃光的后脑一动不动地立着，迎接着所有同学好奇的目光。外系来参加的小老头的眼睛几乎要蹦出来了，他恨死了沃依尼岑。
“这可真奇怪，”另一个监考人说，“干吗像哑巴一样站着？你是不是回答不出？回答不出就照实说啊。”
“请让我另外再抽一个考签。”这不幸的人用低低的声音说道。教授们互相递了个眼色。
“好，你抽吧。”主考人挥一挥手回答他。沃依尼岑重新抽了一个考签，重新走到窗口，重新回到桌子边，重新一声不响，像死人一般。外系来参加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生吞了下去。结果他们把他赶走了，打了个零分。你以为现在他至少总得走出去吧？没这回事！他回到自己的座位，照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走出去的时候叫喊着：“唉，遭罪！这是啥考试啊！”这一整天他就满莫斯科游荡，偶尔抓住头发，痛苦地诅咒自己的愚笨和不幸。书本他自然不会去碰了，第二天上午再重复同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沃依尼岑坐到我旁边来了。我同他谈了一会儿关于莫斯科和打猎的事。
他突然低声对我说：“要不要我介绍您认识此地最爱说俏皮话的人？”
“好的，费心了。”
沃依尼岑领我走到一个穿咖啡色燕尾服、戴花领带、额发高耸而长着小胡须的、身材矮小的人那里。他那暴躁而灵活的面貌，的确显得机敏而刻毒。时不时飘忽的、讥讽的微笑不断地扭歪着他的嘴唇；一双黑色的眯缝的小眼睛在不整齐的睫毛下面表现出果敢的神色。他旁边站着一个地主，此人身宽体阔，态度柔软而甜蜜，像是个糖菩萨，而且是独眼的。他在这矮小的人还没有说俏皮话之前预先笑着，仿佛高兴得全身融化了似的。沃依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彼得罗维奇·卢比新。我们相识了，互表了敬意。
“请允许我把我最好的朋友介绍给您。”卢比新一把抓住了这表情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说。
“别固执了，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他又说，
“不会咬您的。来。”他继续说，这时候狼狈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手足无措地鞠着躬，仿佛他的肚子要掉下去似的。
“来吧，让我来介绍下：这是一位优秀的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一直很棒，忽然想起要医治自己的眼睛，因此就变成了独眼。从此以后他给自己的农民治病，也得到同样的成功……而他们呢，当然也就对他忠心耿耿……”
“您这人可真是。”基利拉·谢里发内奇嘟哝着，笑起来了。
“说下去，朋友，哎，说下去啊。”卢比新接着说。
“您恐怕是要被人选去做法官了，一定会选上的，瞧着吧。当然啰，那时候会有陪审官来替您出主意的，可是无论如何，您总得会说话啊，即使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万一省长来了，就会问：‘为什么这个法官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别人就会回答他：‘因为得了麻痹症。’省长就说：‘那么给他放血吧。’这在您这样地位是没面子的事，您一定同意这话吧。”
甜蜜的地主笑得前仰后合。
“瞧啊，他笑了，”卢比新继续说，得意地望着基利拉·谢里发内奇那上下起伏的肚子，“他怎么不笑呢？”他又转向我说，“他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没有孩子，他的农奴没有抵押出去，他还替他们治病呢。他的太太呆头傻脑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把脸略微转向一边，装作没有听清楚的样子，但是一直笑着。）我也要笑，我的太太跟一个土地测量员逃跑了。（他咧嘴笑着。）您不知道这事吗？可不是吗！她就这样果断私奔了，还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写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我，我为爱情所惑，跟我的心上人一同离去了……’她爱这测量师，只是为了他不剪指甲，还穿紧身裤子。您觉得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坦诚。’唉，我的天！我们乡下人说的全是真话。可是我们还是走开些吧。我们为什么要跟未来的法官站在一起呢？”
他拉住我的手，我们走到了窗边。
“这里的人全都当我是个爱说俏皮话、很逗的人，”他对我说道，“您可别信他们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要大声骂人的：因此我才无拘无束。确实如此，我干吗那么客气呢？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觉得一文不值，我没啥追求，我就一恶人——这又有啥关系呢？恶人至少是不需要智慧的。做恶人是一件很爽快的事呢，您不会相信的吧。喏，譬如说，喏，您看我们的主人！天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奔走，时时刻刻看表，微笑，出汗，装神气，而让我们饿肚子？一个达官显贵，有啥稀罕的！瞧，瞧，他又在跑了，而且是一瘸一拐的呢，您瞧啊。”
于是卢比新尖声地笑起来。
“只有一点不好——没有太太，”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说，“这是单身汉的聚会，不然，我们这些人可就快活了。您瞧，您瞧，”他突然叫起来，“科泽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的男人，长着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看就知道他是去过外国的……总是这么迟到。我告诉您，他是一个傻瓜，就像商人的一对马一样；要是在别处，您可以看到，他对我们这班人讲起话来是多么谦虚，当我们那些如饥似渴的母亲们和女儿们恭维他的时候，他会很有风度地微笑！他有时也说几句俏皮话，虽然他只是顺路经过这里才住在这里的，他可真会说俏皮话！简直就像用钝刀割牵索。他看我可不顺眼……我得去招呼他一下。”
于是卢比新就跑去迎接公爵了。
“瞧啊，我的死对头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这里，这样说，“您看那个胖子，面孔焦黄色的那位，头上立着硬发，喏，就是手里抓着帽子、靠着墙壁走路、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人。我卖一匹马给他，只卖了四百卢布，这匹马却值一千，这个一声不吭的家伙现在完全可以不把我放眼里了，他其实是那么缺乏思考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以前，或者刚吃饭以后，如果你对他说一声‘您好’，他就回答：‘什么？’啊，看，高级文官来了，”卢比新继续说，“退休的高级文官，破产的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一座得了瘰疬腺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倒了……可是您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到这里来了！是个德国人，可是蓄着小胡子，而且不熟悉自己的业务，真是奇迹！其实他干吗非要熟悉自己的业务呢，他只要拿贿赂，替我们这些柱子贵族多立几根柱子就行了！”
卢比新又哈哈大笑起来。忽然，整个屋子里一阵骚动，大人物来了。主人立刻往前厅跑去。几个忠诚的家人和热心的客人跟着他跑。嘈杂的谈话声变成了柔和而愉快的絮语声，好像春天的蜜蜂在自己蜂房里所发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停不歇的黄蜂——卢比新——和一只神气活现的雄蜂——科泽尔斯基——没有把声音放低。终于蜂王进来了——大人物进来了。人心雀跃地欢迎他，坐着的身体都站起来；甚至那个以廉价向卢比新买马的地主，甚至这个地主也把下巴贴在胸前。
大人物的派头很大：他常把头向后面仰，仿佛在点头的样子，同时说几句的话，每一句话都用一个延长的带鼻音的“啊”字开头；他带着极度的愤慨看看科泽尔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的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内，大人物已经说了两次他没有迟到而且非常高兴——大家往餐厅走去，大人物走在前面。
无须对读者详述，大人物是如何被请上首席座位，安排在高级文官和省首席贵族之间的，这位省首席贵族脸上带着自由而威严的表情，这表情同他的浆硬的胸衣、宽大的背心和装法国烟末的圆形鼻烟匣十分相称，主人如何张罗，奔走，忙乱，敬客，经过大人物后面的时候向他的背脊微笑，像小学生一般站在屋角里，匆忙地接过一小盘子汤或者一小块牛肉来吃，管家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着一束花的、一俄尺半长的鱼来；穿制服的仆人如何板着脸，郁闷地缠着每一个贵族斟酒，一会儿给他们倒马拉加葡萄酒，一会儿倒干马德拉葡萄酒；差不多所有的贵族，尤其是年长的贵族，如何像尽义务似的勉强喝干一杯又一杯的酒；最后，如何砰砰地打开香槟酒，开始举杯祝健康——这一切大概是读者非常熟悉的。但是我觉得特别精彩的，是大人物在众人高兴地洗耳恭听时所讲的一段趣事。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破产的文官，他是熟悉新文学的，他提到了女人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