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目标客户导向原则。刘永好兄弟的幸运在于，他们没有像众多其它行业有那么多的对目标客户选择的困扰。他们的客户就是农民，是一个很简单却庞大的目标客户群，但也是很有潜力的目标客户。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了解农民的需求，为他们服务好。不外乎做好的饲料，把价格降下来，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初他们从养鹌鹑转向做猪饲料，正是因为农民问他们为什么不做饲料，当时饲料那么贵，但农民们还是去排队，说明了市场有需求。
第七，时间原则。要想真正持久地做成一件事，肯定是要花费时间的。人往往过高地估计在一年内能做成的事，又往往过低地估计在十年内能做成的事。刘永好一直强调他的坚持，强调下乡插队的经历对他有多么重要，这真的是很对的。下乡插队的经历培养了刘永好“农民的心态”，也就是耕种的心态：种下种子，不断浇水施肥，只有等到足够的时间才能收获。他知道坚持的意义，不能说种下种子第二天就想要收获。在刘永好兄弟身上，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他们急功近利过。刘永好说过一句话，越是要急着进世界500强的，倒下去的速度就越快。企业要想成功，需要长期的坚持，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办法。
第八，实验原则。实验原则实际上就是学习精神。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前面的路是对还是错，刘永好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敢于尝试，拼命地去学习，以开放的心态把别人好的经验拿来，如果实验成功了，就进行推广，不成功停掉就是了。
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屹立不倒的企业，刘永好经受了创业途中的千般磨难和万般的辛酸。其间，他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后的痛苦，有敢为天下先的万丈豪情，也有如临深渊般的小心谨慎。于是，他对创业有百般感慨：“做企业，就好像那个综艺节目中的孤岛生存游戏。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是明确的，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倒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例子，从独木舟上翻下去，下去了就是下去了，再翻过来就非常难。”
1.高调回归农业：一业旺，百业兴
可以说，刘永好的成功，源自于他看问题的前瞻性和独创性，源自于他敢冒风险的雄心壮志和拼搏精神。他的成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也因此成为推动社会进程的一代精英。
所以，当外界认为刘永好进军地产、化工和金融等领域完全是利润导向的时候，刘永好也并没有否认这些行业给新希望带来的真金白银。但在他看来，新希望各项业务之间的主次之分还是相当分明的。“我们适当地投资了一部分房地产、金融，但都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前一段时间这两项的收益很好，对我们集团发展农业起到支撑作用，假设我们没有做房地产和金融，现在也不敢这样去做农业产业，正因为有这样的后盾，才可以在农业上做长期的、大规模的投资，比如这些年我们收购一些大型农产业企业，到海外发展，都在于我们前几年的投资得到一定回报。”
之所以刘永好能坚持下来就在于一直做农村经济。但在适当的时候腾出一部分精力投资银行、房地产，做一些发展。而且他进去的时候恰当，适当的时候做一个减值，通过简单的进去和出来，规避了行业的风险期，达到了利润的高峰期。
但刘永好很清楚自己的重点仍旧是在农业上。“我们的产业是农业。国家5个一号文件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加以肯定和支持，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
国家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农业产业作为重中之重，提出要鼓励土地的流转，要扩大农业跟踪的规模，要扩大种地和畜牧业的规模，同时要保障农民的利益。刘永好觉得这些政策都非常好，对农业企业来说是好事，企业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最好的时光选择回归农业，而更吊人胃口的野心还在后面。在重新把主要精力投放给农业之后，刘永好为自己也为新希望设定了一个更为清晰也更为宏大的目标：十年之内把新希望打造成一个年产值超过500亿元的农牧业产业帝国。如果需要具体地了解刘永好的野心，他会告诉你，将来要让全国13亿人民每人每年吃上一只新希望生产的鸡。当然，在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之前，新希望首先需要赶上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商美国的泰森食品有限公司20亿只鸡的年产量，“2007年我们的产量刚刚超过5亿只。”刘永好承认，目标很大，难度也不小。
事实上，摆在刘永好面前的难题决不是可不可以怀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商业愿景，一个现实问题是，在胆量和产量之间如何达到商业逻辑的无缝对接。换句话说，当刘永好再次把农业树立为其多元化布局之中最核心的产业之后，他在这个核心产业之上如何构建它的核心竞争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该轮到农业大发展了。”刘永好像发现了金矿一样的兴奋。
自从成名以来，作为富豪的刘永好几乎就一直被树立为中国的8亿农民当中“脱贫致富”的典型。这也难怪，其赖以发家的第一桶金正是只有农民才会涉足的养殖业，再加上刘永好兄弟共同创业的艰难心酸，更契合了外界对中国农民致富形象的原始想象。毕竟，只有这种想象才能满足人们对“奇迹”或“传奇”的一贯理解。
“我对农民一直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他们是我事业的根基，但遗憾的是，我本人并非出自农民家庭。”尽管表示遗憾，但看得出来，刘永好对他的家庭背景同样的深感自豪。“我父亲一辈子都在研究农业问题，不幸的是在‘文革’后期就去世了；母亲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正是她带领我们兄弟几个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研究并经营起了农业。”
在母亲去世之后，刘永好兄弟在四川老家还为她建造了一座雕像，用刘永好的话说，这是感恩：不仅是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也是感谢她的引导之恩。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让刘永好对农业和农民有了更为复杂、更为深厚的感情：与其说是在创富，不如说是在延续一种使命。
所以，尽管后期新希望集团的多元化之路让刘永好尝到了不少甜头，并让外界对其主业与副业之间的轻重关系产生过怀疑，但刘永好最终还是认识到了农业之于他以及新希望的重要基础作用。
2.饲料带来的新希望
相当长时间里刘永好做农业感觉到很悲壮。跟他一块做农业的企业绝大多数都倒闭了，曾几何时台湾养猪养得很好，因为环保的原因，台湾政府限制养猪，于是大量台湾养猪的农民到福建沿海养猪，结果十年下来几乎全部都亏损。
因为当时养猪、养鸡定价权在两亿农民手里，而他们养猪、养鸡、不算猪舍、鸡舍的成本，不算饲料的成本，连小猪小鸡都自己孵的，自己养的，这样不计成本的一个体系和规模养殖什么要计成本的体系竞争，是没有优势的。
当然产品少的时候，价格高可以赚钱，但很多时候产品多，这些不计成本的农民他不算的，规模养殖根本不可能。而大量农户到城里面去，生产小农经济这种格局逐步弱化了，另一方面很多农村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他们加大了肉蛋奶的需求，这对规模的现代养殖业带来了契机。
当初刘永好之所以转投金融行业或其他行业，也是在农村农业的发展遇到很大问题，在压力之下的转型。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前七八年非常好，但后期十多年农村经济增长很慢，农民收入增长慢，农业生产体系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对农产业企业压力非常非常大，这个时候企业不单单不赚钱，压力很大，自然风险、疾病的风险，市场的风险、政策的风险、多重风险下，绝大多数规模的养殖企业从事农业企业都倒闭或者改行了。
而这个时候刘永好坚持做农业，但是要坚持刘永好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于是，他们适当投一些金融和地产，用金融和地产那几年收益特别好，来回补和帮助他们的农产业，就像国家提出的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业，这就是金融支持养殖业，他们的房地产的收益来帮助他们的畜牧业的发展。
现在国家更加重视农产业，农产业发展新的格局，新的机会到来了，而刘永好把主要精力进一步放在农产业，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的宏大目标，而在这目标体系下，新希望领导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其他企业向这目标前进。
这个团队和体系体系不但是新希望，他们还联合了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联合了很多这些龙头农业类企业，所以说应该是发展的好机会。当然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加多。
所以刘永好说做金融也好，做房地产也好，或者叫做曲线救国，他们目标是农业，但是为了农产业的发展可持续，他们有抗风险的能力，他们也投了金融和地产。但是他们在农业的投资和农业的产值收入和人员占到整个集团90%以上，他们是以农业为主的企业，这一点毫不动摇。
经历了重化、地产乃至金融行业的推动和洗礼之后，中国经济又开始步入了一个调整期，而这个调整期的到来，则意味着会有其他行业催生新的商业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农业都是最具潜力的。”刘永好在极力让自己相信这一判断。
不得不指出的是，刘永好得出上述判断的宏观背景并不美好，甚至还有点残酷。在新希望每年将近800万吨的饲料产量中，至少需要从美国进口100万吨黄豆。“而随着农作物价格的不断攀升，我们的成本压力持续增强。”刘永好苦涩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