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加缪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是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戏剧家，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父亲是农业工人，1914年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恩河战役。加缪从小跟西班牙籍的母亲在贫民区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在贫穷和疾病中享受着地中海的阳光和海水。因家境贫困，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才读完中学和大学。1933年入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因患肺病中途辍学。当过气象员、汽车推销员、政府机关职员等。同年参加进步作家巴比塞、罗曼·罗兰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次年加入共产党，翌年退党。他酷爱戏剧，演过戏，当过导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担任《法兰西晚报》主编。他在1943—1952年间与萨特交往甚密，后因观点分歧而分手。1944年法国解放后，出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
加缪的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进入鼎盛期。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以文学形式对存在主义进行了形象描绘，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神话》（1943）以哲学语言进行系统论述，它们的相继问世使加缪一举成名，奠定了他作为存在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在他的长篇小说《鼠疫》（1947）、中篇小说《堕落》（1956）、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王国》（1957）、剧本《误会》（1945）、《卡利古拉》（1945）、《戒严》（1948）、随笔集《反抗的人》（1949）等作品中，涉及沉默、自杀、空虚、荒谬、反抗等重要概念，蕴涵着丰富的哲学美学思想。1957年“因为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加缪死于车祸。
作品梗概
20世纪40年代初，阿尔及尔。主人公莫尔索是法国公司的年轻职员。他收到了母亲病故的电报。因为收入低微，无力赡养，三年前他就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他前往养老院奔丧，从镇上步行去两里外的养老院，想立刻见到母亲。可是站到母亲的灵柩前，却拒绝了为他打开棺木的老人，拒绝看母亲的遗容。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他抽烟、打瞌睡、喝咖啡，对来吊唁的老人们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他不悲痛，没掉一滴眼泪。只感到炎热、疲倦，盼望早些回城里睡觉。
第二天是周末，他到海滨游泳，遇见过去的同事玛丽。两人一起游泳，看电影，又一起过夜。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和她结婚，他说无所谓，假使她一定要结婚，那就结吧。问他爱不爱她，他说没想过，大概是不爱。
公司老板想让莫尔索到巴黎分号工作，他觉得生活是不可改变的，在哪生活都一样。
邻居雷蒙说情妇骗了他，把情妇揍了一顿。他要莫尔索代笔写信痛骂情妇，莫尔索觉得无所谓，就写了。他又让莫尔索到警察局证明那个女人骗了自己，莫尔索也觉得无所谓，照样做了。
星期天，雷蒙邀莫尔索和玛丽到住在阿尔及尔郊区的朋友马松家去玩。他情妇的弟弟纠集了一群阿拉伯人报复雷蒙，在海滨大打出手，雷蒙被刺伤。过了一天中午，莫尔索揣着雷蒙的手枪，一个人去海滨乘凉，遇见雷蒙的对头。天气酷热，他感到神思恍惚。当阿拉伯人亮出刀子时，恰好集在眉毛上的汗珠流在眼睛上，他下意识地摸出手枪，连开五枪，打死了阿拉伯人。
莫尔索被捕入狱。“开始他确实没把这件事看得很认真”。律师去询问有关案情，他懒得理他。在审讯过程中，神甫企图靠宗教力量使他服罪，晃动银十字架让他忏悔。莫尔索没有理会。只是觉得热得要命，法庭上有不少大苍蝇往脸上落。法官的提醒，他觉得很可笑。十一个月的审讯和囚禁十分难挨。日子长了，只是想到女人。不是玛丽，而是随便什么女人。审判时，检察官所关心的不是莫尔索杀人本身，而是奔丧前后的私生活。法庭传讯了有关证人：养老院院长、看门老头、玛丽、雷蒙、母亲的生前好友贝莱兹等，借以推测莫尔索“罪恶灵魂的心理”。法庭将莫尔索把母亲送进养老院、给母亲送葬时漠然冷淡，母亲死后第二天就寻欢作乐等一并展露出来，说明他的沉沦：“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证明他杀人时是完全清醒的，是预谋杀人，结果他被判处死刑。
莫尔索对生命不是不留恋，对死亡不是没有恐惧，但很快就适应了。他拒绝祈祷和忏悔，把神父撵了出去，一个人平静地等待死亡。
（梁坤）
作品节选
第一部
一
母亲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死的，我不清楚。我收到养老院一封电报，电文是：“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从电报上看不出什么来。很可能昨天已经死了。
……
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看见母亲。可是看门的告诉我说需要先看院长。偏赶上院长有事，我只好等一等。看门的跟我说了不少话，后来，我才见到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见我的。院长是个小老头，还戴着荣誉勋章。浅蓝的眼睛盯着我看。后来，才跟我握手，握住我的手不肯放开，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把手缩回来。他翻开一个档案看了看，说道：“莫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来的。你是她惟一的亲人。”我以为他要跟我说几句不满意的话，于是赶快向他解释。可是，他没有让我说。“用不着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你母亲的档案。你没有能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看，而你的薪水又太少。何况，在这里，她也很舒服。”我说：“是的，院长。”他又接着说：“你知道，这里还有年纪和她相仿的人做做朋友。她可以和他们谈谈过去。你年轻，跟你在一起她反而会闷得慌。”
……
我走进去了，是一间相当明亮的屋子，粉刷的石灰墙，上面是玻璃天棚。里面放着几排椅子，还有交叉支着的架子。在正当中的两个架子上，放着一口棺材，盖着棺盖。只看见发亮的螺丝钉，钉得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更显得突出。棺旁边，有一个阿拉伯籍的女护士；穿着白衣服，头上戴着一顶浆洗得耀眼发亮的头巾。
这时候，看门的从我背后走进来。他一定是跑来的，说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本来已经封口了，我得把螺丝钉再转开来，使你可以再看她一次。”他正想走近棺木，我拦住了他。他问我说：“你不想看她么？”我回答说：“不了。”他没有离开，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着我不应该这样说。过了一会，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呢？”他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想问问。我说：“也说不上来。”于是，他粘着白色的唇髭，也不看我，说道：“我明白了。”这个老头的一对眼睛很体面，浅蓝色，脸色略带点红。他递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那个守灵的女人站起来，走出去了。这时候，看门的跟我说：“她长的是个恶疮。”我一时明白不过来。我看了看女护士，她脸上缠着一条绷带，在眼睛下面鼻子上面，绷带是平的，也不凸起来，只看见脸上那一条白布。
……
我们依次往前走。我发现贝莱兹走路有点瘸。灵车渐渐地越走越快，老头子落在后面了。车子旁边那四个人，有一个也跟不上了，这时走在我身边。我奇怪太阳在天上怎么走得这样快。我发觉田地里满是虫子的叫声和庄稼的摆动声。我脸上流下汗来。因为我没有帽子，我掏出手帕来当扇子。殡仪馆的一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也没听清楚。他右手掀起鸭舌帽的帽檐，左手拿一条手巾擦着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向我指了指天，说道：“够受的。”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这是你母亲么？”我又回答了个“对”。“她年纪大么？”我回答说：“还好。”因为我不知道母亲到底是几岁。他不再说话了。我回过头去，看见贝莱兹老头已经落后五十多米远了。他吃力地往前赶，帽子一会儿拿在这只手里，一会儿又拿在那只手里。我又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别的没什么动作。眉头上有几滴汗，他也不擦。
……
二
……
晚上，玛丽来找我了，她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假使她一定要结婚，我们就结。她是想知道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我已经告诉她一次了，这个问题毫无意思，如果她一定要知道的话，那大概我不爱她。她说道：“那么，为什么又肯跟我结婚呢？”我跟她说这是毫无关系的事情，如果她要的话，我们可以马上结婚。反正，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呢，我只表示同意就是了。她却不是这样，她认为婚姻是一件严肃的大事。我说：“我不是这个看法。”她沉默了一会儿，一声不响地望着我。后来她说她只是想知道假使是另外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和我的关系跟玛丽和我的关系一样，如果她要求跟我结婚的话，我会不会答应。我说：“当然会答应。”她自己心里揣摩她究竟爱不爱我。关于这一点，我毫无把握。又沉默了一阵子，她嘟嘟囔囔地说我这个人真怪，她爱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怪，不过，有一天，也可能为了同样的理由恨我。我一声不响，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笑着拉住我的胳膊，说她要跟我结婚。我说随她的便，高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我把老板刚才的话也告诉她了，玛丽说她倒喜欢到巴黎去看看。我跟她说我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她问我巴黎是什么样子。我说：“很脏。连鸽子也是黑的。人的皮肤倒是白的。”
后来，我们俩出去走了一阵子，穿过城里的大街。女人都很漂亮，我问玛丽有没有看出来。她说她知道，并且还知道我的心理。有一会的工夫，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我倒是真不愿意她走，我跟她说我们一起到赛莱斯特那里吃晚饭去吧。她很愿意去，不过她还有事情。这时候我们离我家不远，我只好和她分手了。她看了看我，说道：“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么？”我的确想知道，只是，我没有想到问，她心里难过，就在这里。看见我不好意思的样子，她又笑了，晃了晃身子，把嘴凑上来让我亲。
四
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见大家都在谈说自己也是开心的。当检察官和我的辩护律师发生争辩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在谈我，甚至于谈我比谈我犯的案子还要多。他们的争辩，难道就有这样大的距离么？只见我的律师举起了胳膊，为犯人辩护，想尽了理由和借口。检察官呢，举起了双手，肯定我的罪行，不接受有任何可以原谅的地方。我夹在两个人当中感到很尴尬，因为虽然我心里有些不安，但是我很想插进去也讲两句，可惜我的律师总是跟我说：“你不要响，这对于你更有利。”看样子，好像他们处理我的案子，丝毫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一切都在我的干预之外进行着。我的命运怎样决定，没有一个人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不时地真想拦住他们，告诉他们说：“真是岂有此理！这里究竟谁是被告啊？被告的地位也很重要呀！总得让我也说几句话才对呀！”……
他的主要思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说，我是预谋杀人。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正像他亲口说的：“先生们，我可以证明，可以从两方面证明。一方面是铁一般的事实，另一方面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启发。”他历述了我母亲死后一系列的事实经过。他提出我漠不关心的态度，连母亲多大年纪我也不知道，母亲葬后第二天就去游泳，而且还带着一个情妇，还看电影，而且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还把情妇带到家里去。我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听明白他的话，因为他说情妇长、情妇短，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对我来说，玛丽只是玛丽，而不是什么情妇。
……
“先生们，你们看，”检察官说道，“我把这一连串的事情说给你们听，证明这个人杀人是完全神智清醒的。这一点，我非常肯定，”他用力地说，“因为这不是一件平常的杀人案，不是一个仓促间的行动，你们可以用临时不得已来减轻他的罪行。这个人呀，先生们，这个人非常聪明。你们都听过他如何狡辩了，不是么？他非常善于对答。他知道每一句话有多大的分寸。我们不能说他这个人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
我呢，我听着他说话，我听见他夸我聪明。但是我不了解，一个平常人的长处，一旦到了一个犯人身上，怎么就变成了沉重的罪名。至少，这一点我不懂。他后来的话，我没有再听，一直到我又听见他说：“他表示过后悔么？先生们，从来没有。自从他被逮捕以来，从来没有一次对于他这个可耻的犯罪行为有任何紧张激动的表示。”
这时候，他朝着我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我，继续狠狠地数落我，凭良心讲，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我不能说他没有理由。但是，对于我杀人的行为，我真的并不怎么后悔。只是他这样缠住我不放，倒使我很惊奇。我真想客客气气，甚至于热情地向他解释明白，我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真正后悔过什么事。我一向就只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想到今天或者明天。不过，当然，在我现在被迫所处的环境里，我这样的心情能向谁说呢？我没有权利表示我的多情，表示我的善意。我压制住自己，再听下去，因为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提醒那几位陪审员注意，他说他曾经仔细研究过我的灵魂，结果他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没有一点人性，人类心里的道德观念，我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他说道：“自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怪他。他无法得到的，我们不能怪他没有。但是，说到我们法院，我们就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这件事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工作是高尚的，我们要树立法律的尊严。尤其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变成连社会也可能陷下去的深渊的时候。”
他又谈起了我对于我母亲的态度，重复了辩论时已经说过的那许多话。他的话简直说不完，比谈到我拿枪打死人的时候还要多得多，多到最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感觉到天气的炎热。到了最后，他实在说不下去了，才停下来，可是马上又用他那低沉的、镇定的声音说道：“先生们，不要忘了这个法庭明天就要判决一个最重大的要犯：杀死亲父的凶手。”看他那个样子，仿佛担心别人在重大杀人案之前会心软下来。他希望人类的尊严要坚决地处罚，决不宽贷。不过，他居然又说，即便是这件杀父的案子，和我冷漠的态度比起来，他几乎认为还是我的罪过大。依照他的看法，一个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拿刀杀死父亲的人，应该以同样的罪名从人类社会的名单上清除出去。无论如何，精神上杀人，就是给拿刀杀人准备条件。他差不多像颁布条例似的，以立法的口吻高声说道：“先生们，我坚决相信，如果我说，坐在这条板凳上的人和明天法院要判决的人，同样都是杀人犯，你们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太过分的。因此，他应该受到严厉的处分。”
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脸上发亮的汗水。他最后说道，他的职务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但是他要坚决地执行它。他说我和这个连最基本的规律我也不予重视的社会，无任何共同之处，我根本就不配叫人类有同情我的心，因为心有什么作用我原本就不知道。他说道：“我请求判处这个人杀头的死罪，而且我心里非常快活。因为，在我年限已经很久的职务里，如果说我只会请求处人死罪，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感到这样相称、这样应该、这样受良心的神圣的、义不容辞的驱使。在这个人面兽心的动物身上，我看到的只是妖魔，我感到的只是可憎。”
……
后来，别的事情我都忘掉了，我只记得通过法院所有的房间和辩论法庭——我的律师还在那里辩论个没完——我听到街上卖冰小贩吹喇叭的声音。我充满了对一个生命的回忆，这个生命虽然已经不属于我了，但是我还看得见我在里面曾享受过的一切亲切和真实的快乐：夏季的气息，我喜爱的区域，傍晚时的天空，玛丽的笑容和连衫裙，等等。一种再在这里待下去是毫无用处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只想赶快办一件事，那就是尽快地结束辩论，让我再回牢房里去睡觉。所以我的律师最后大嚷大叫，我几乎也听不见了，他说陪审员们总不能眼看把一个一时糊涂的正直好人送到死亡里去吧，一种永恒的悔恨已经使他摆脱不掉了，这就是最可靠的刑罚，让时间来消磨这个生命吧。法院宣布辩论停止，我的律师劳累不堪地坐了下来。可是，他的同行都来向他握手道贺了。我只听见：“亲爱的，说得实在好！”有一个居然来问我：“嗯？你说怎么样？”我当然表示同意，不过我的称赞不是出于真心情愿，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
白天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上诉。这个问题，我老是想到好的一面。我计算着我的观感，从我的思想里求得最好的效果。但是，我也常常会想到坏的一面，那就是：上诉被驳。“那么，我就去死。”别的出路是不会有的，这很明显。谁心里也明白，生活是不值得去度过的。说老实话，我也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是七十岁死都没有什么大关系，因为三十岁死也好，七十岁死也好，别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照样会继续活下去，而且再过几千年也还是如此。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了。反正，我需要死，那么，现在死和再过二十年才死，有什么分别呢？不过这时候，在我的推想中使我不安的，是我一想到如果还有二十年好活，我心里便会紧张得跳动。其实，如果想到过了二十年以后还是要死的话，这种思想也还是可以压服住的。既然需要死，那么怎么样死和什么时候死，都是次要的问题，这不是很明白么？所以（不容易办到的，便是不要放弃这个“所以”所代表的理论），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地接受上诉被驳。我应该接受它。
……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看我。我不喜欢他待在那里，我觉着讨厌。我正想请他滚蛋，不要再麻烦我，看见他忽然对着我转过身来，放声说道：“不，我没法相信你的话，不过，我坚信你盼望过另一种生活。”我说当然了，可是，现在说这样的话，那等于愿意自己成为富有的人，希望游水游得快，或者希望自己的嘴长得更好看，完全一样，都是毫无意思。可是，他拦住了我的话，问我我所盼望的另一种生活是怎样的。我说道：“一种可以回忆现在生活的生活。”不过，我马上跟他说我不高兴再多和他啰唆了。他还想和我谈谈上帝，但是我朝他走过去，想最后一次向他解释明白，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意把它浪费在上帝身上。他想换一个谈话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称他“先生”，而不叫他“神父”。一句话使我火起来，我跟他说他不是我的神父，他是别人的神父。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你这话不对，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神父。只是你不明白，因为你的心跟瞎子一样看不见。我要为你祈祷。”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仿佛在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似的。我扯着喉咙大叫，我骂他，不许他为我祷告。我抓住他那件黑袍子的衣领，把我内心深处的话，喜悦和愤怒混在一起的强烈激动，一股脑儿都发泄出来了。他的样子很镇静，不是么？但是他的镇静，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他连活着不活着都不知道，因为他活着，等于一个死人。我呢，虽然看起来两手空空，但是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比他知道得清楚，知道我还活着，肯定我即将死去。是的，这一点是绝对有把握的。我对它有把握，跟他对我有把握，完全一样。我从前就没有看错，现在还是很正确，永远正确。我过去这样生活，今天换一种生活也无所谓。我办过那件事，没有办过这件事。我没有那样做，而我这样做。怎样呢？过去所过的日子仿佛只是为了等待这一分钟，等待受刑的这一个短暂的黎明。什么都不重要，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明白为什么。他也明白为什么。在我度过的这一个多余的生活里，一股黑暗的气息通过还没有到来的岁月，从我将来的深处，向我扑过来。这股气息，一路吹来，把我活过的岁月和人们想让我活的岁月，都同样吹得一干二净。别人的死活，母亲的慈爱，对我还有什么意思呢？既然我自己，只有一种命运在等待着我，那么，他所说的上帝，别人所选择的生活，所奠定的命运，甚至于成千上万和他同样幸运的人都自称是我的兄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些，他懂么？他明白么？大家都幸运，世界上只有幸运的人。不管是谁，有一天都注定要死。连他本人也是一样，也是注定要死的。所以，我被控杀人，而死却是为了在母亲下葬的时候没有哭，这都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有同样的价值。饭馆里遇到的那个小女人和马松娶的那个巴黎人，甚至于要跟我结婚的玛丽，都同样有罪。雷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这都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玛丽拿嘴去亲另外一个莫尔索，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注定要死的人，他懂得这些么？这个从我遥远的将来……我嚷得气都接不上来了。但是，已经有人从我手里把教士救出去，看守恐吓着我。可是那个教士，反而劝阻他们，不要他们动气。他沉默地望了我一会儿，眼睛里满含着眼泪，然后扭转头去，走掉了。
他走了以后，我倒安静下来了。我累得要命，躺在我睡觉的木板上。我想我是睡着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看见头顶上满天的星斗。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夜晚的气息，土地和盐的气息，清醒了我的头脑。夏季沉睡中神奇的安静，像潮水似的透进我的全身。忽然，在黑夜即将结束的时候，汽笛响了起来。它宣告有些人走进一个永远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的世界里。很久以来，我又是第一次想到了母亲。我仿佛体会到为什么到了老年她反而交了一个“相好的”，为什么到了老年反而开始活动起来。这是因为在那边，在养老院的周围，一个个的生命也在死亡，夜晚跟一个消沉的过渡时期一样。因此，临死了，我母亲反而会感到解放，想重新再过一次生活。谁有权利哭她呢？我认为谁也没有这个权利。我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形，我觉着愿意重新生活。刚才的愤怒，仿佛从罪恶里使我清醒过来，而对满天星斗的夜晚，我不存任何幻想，我第一次向着世界可爱的冷漠态度公开我的心胸。我觉得它和我一样，对我很友好，我认为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还是幸福的。为了作一个好的结束，为了避免感觉自己太孤单，我只要想我受刑的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咒骂的呼声，就行了。
（选自孟安译本，载《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
家作品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作品赏析
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是“局外人”——从人思考的那一天起，人便被自然放逐；肉体的死亡击碎了精神对永恒渴望的迷梦；精神对统一的追求与现实的非理性的分离构成了世界的荒诞；上帝的拯救为死亡所阻，而人的自由却因死亡而得——当人清醒地意识到以上诸条并以最伟大的诚实与最执著的坚持将其后果付诸行动时，飘零于生活之外，亦即深沉投入生活之中的“局外”状况，也便成了人的宿命。
严格地说，“局外”并不意味着距离上的疏远，而是指意识上的清醒；而“局外人”则是那些对生活的荒诞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将这认识贯穿其生活本身，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生活怀抱的人。他们对生活完全不抱希望却也并不绝望，不断地拒绝却又绝不放弃。因为他们明白“荒诞”使生活毫无意义，但毫无意义的生活并非不值得过，相反，越是没有意义，生活才越值得过下去。
那么，“荒诞”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给荒诞下了定义，那么，这定义的过程本身就是荒诞的。是荒诞感确立了荒诞的概念，但是如果真的要定义荒诞的话，就会遭到荒诞的最大嘲弄。荒诞可以被描述却绝不可能被明确定义，我们只能说：精神对未来的向往与肉体对人的背叛是荒诞的；思想投诸对象形成一个认识，而这认识的抽象性对个别事物的具体性的否定是荒诞的；人对永恒、统一和希望的渴望与生活的短暂、分裂和无望的对立是荒诞的……荒诞处于现实结果与逻辑可能、理性期盼与非理性现实的对立之中而不属于任何一方——二者间存在的差距越大，荒诞感就越强。以上所有的特征皆具有荒诞性，而荒诞却绝不仅仅是以上内容的相加。
荒诞的产生并非时间问题，而是意识问题：一切皆如往常一样的发生——上班、下班、赶车、吃饭，而当某一天有人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时，荒诞便开始了。“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在很大程度上，思考或认识带给人们的并非是对世界或人本身的亲近或归属感，而是一种疏离、陌生感。思考是将我们曾经归属过的自然、曾经拥抱过的自身变为我们的对立面来认识，因此，越深入的思考便会带来越严重的剥离感——诚然，我们并不可以因此否定思考，“绝圣弃智”与“参透世事”同样渺不可及——从我们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时刻起，人便被自己无可救药地放逐了。在这种意义上讲，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是“局外人”。
“精神与世界互相用力支撑着却不能拥抱”，而荒诞却在二者之间茁壮成长起来。无论如何，自救是人毋须证明的本能，面对着越来越疏离的世界、越来越陌生的自身，拥有安全感和接受无论来自何方的心灵安慰成了人必然追寻的目的。
在理性的渴望与现实的分裂之间，人们来回摆动——追寻统一的安慰是其摇摆的根源。人们或者倾向理性，颂扬理性的无限力量对世界的认知与分析，导致理性的绝对化，走向唯理主义；或者倾向现实，感叹经验世界的杂乱无章，导致世界的非理性化，走向信仰或神秘主义。无论怎样，这都是人类对自己的欺骗——并非此二者的结果让人们相信自身与世界（或人的感性部分）、精神与现实是相互融合一体的，而是人们自己愿意相信这一渴望。
而荒诞的坚守者——“局外人”却是一个敢于直面这矛盾的人。他生活于其间，能感到理性之无力、思考之矛盾；同时也能感到信仰之虚无、拯救之无望，在他看来，理性或信仰、有神或无神都同样虚妄。因此，他拒绝对理性或信仰任何一方的坚信，而走向了矛盾、荒诞中的反抗。
可以说，诚实是“局外人”最优秀的品质——虽然，更多时候人们宁愿相信美丽的谎言，也不愿面对****的真实，但“局外人”却以莫大的勇气与毅力坚持着在任何人看来都堪称恐怖的真实：死亡，“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整个儿地死去”。在“局外人”看来，死亡，正如生活之中的每一件小事一样，是伴随终生的，是一件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却并非人人都能意识到的事。而他——莫尔索知道，死过之后一切即已不再，如果他要寻求超越此生的另一种生活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他从不渴望自己无法认识、无法理解的事，因此，他只忠于现实的生活，只忠于今天或明天，绝不会对永生抱有任何希望，也绝不会后悔昨天已然发生的事。
死亡是“局外人”的终结之墙。然而，死亡却也并不意味着比脱离此生有更多的含义，它只是人类无奈的终点、自然的灭亡、每个人的必经之途；他人之死也并不比一条老狗的走失，或一次痛快的游泳多些什么深刻的意义。生命是一条汩汩流淌的长河，一路上的风景各人只能经历一次，人不应为死亡改变得更多——这也是莫尔索可以坦然面对母亲之死的原因。在“局外人”眼里，生活是从不会因为某件事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他人的死亡也不过如此。“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一切的一切都是照常进行的：太阳照常升起、照常落下，工人照常做工……死亡轻灵如鸿毛。关键的问题是“习惯”，人们或早或晚都会习惯一切曾经的不习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局外人与常人的不同在于，他似乎看透了这一切所谓的巨变从来都不会是根本意义上的、质上的变化，生活之流从不会为某些巨石所阻，一切都按计划行事，义无反顾地冲向既定的死亡，因此，莫尔索实在只不过是比常人早了一些时间习惯于没有母亲的生活罢了。
“习惯”一点点磨损着生活，“局外人”并非一个专门以与习惯抗争而生的人，但他们能明确意识到这种习惯本身的荒诞性并试图在习惯中求得新鲜——他们知道，自己在抗争过后得到的不过是对另外一种新生活的“习惯”。生活从未在质上发生过变化。因此，对生活的“量”的追求，在荒诞的坚守者——“局外人”那里变得较“质”更具有魅力。他们知道，数量有时会产生质量——无数个“一”堆积起来，就是一份沉沉的生之礼物。所以，品味每一次心灵的悸动，经历每一次的重新再来便成为莫尔索们追求的目标。
死亡成了人生意义的终结之墙，任何终极性的东西都因对死亡的清醒意识而不存在了。因此，对玛丽的所谓“爱情”问题，在莫尔索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而人人追求的那种永恒的爱也变成了一种冲动过后的习惯而已，真正的爱情也许本不存在。即使再伟大的人物，过的也不过如庸人一样的生活，每件事、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一种意义和价值。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是平等的，谁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好些或者更坏些，“大家都幸运，世上只有幸运的人”。生相对于死亡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所谓“局外人”是要在荒诞中生存的人，他们要在精神与世界对立的坚守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既然信仰或理性同样不具有绝对可靠性，既然死亡是惟一可确定的东西，那么，在与死亡的对立中攫取到的生命便是一份上苍最美丽的赐予。局外人悲观地看到了生命的幸福所在——活着就是一切。因为世界与内心的无法把握，因为所有事物的平等，他们从不否定其他人对生活的看法，与此同时，莫尔索们也要坚持自己的真诚，反对他人对自己的打扰，因此，莫尔索要以一种消极赞同的方式来摆脱预审推事关于信仰的争论——争论是毫无必要的——既然，没有永恒、绝对的惟一；既然，每件事都有平等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讲，拒绝永恒（并非指没有对永恒的渴望）、不抱希望（并非指完全绝望）地投入现实、现世生活的荒诞者——“局外人”实在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生活局内的人，他想参与每一件他认为值得参与的事，甚至包括对自己所谓罪恶的审判。可以说，“局外人”被判处死刑这一结果充分地证明了人生的荒诞性。在“局外人”看来，对自己（人类）命运的审判本身是荒诞的——有罪或无罪、生存或死亡从不是由他来决定的，他是这场审判的局外之人。而参与审判的每个人所做的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记者要报道这一审判以增加报纸的销售量；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有罪；律师则必须为被告开脱；而证人们——养老院院长、萨拉玛诺、玛丽等都不过是控辩双方的一件工具；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审判更像一个审判而已。然而，所有的争论却从未指向过莫尔索——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其他人放逐了莫尔索——正如人类被自然放逐一样——使之置于本该置于其内的局外。人生的审判完全不由人来决定，尽管人身置其中。死亡正是命运对人类的审判，莫尔索的死亡也不过是人类命运的一种象征而已。
局外是意识到并坚守荒诞的人的宿命。人总会被自己思考的真相抓到——意识到荒诞的人，永远也无法逃脱荒诞的束缚；而对于那些不愿面对荒诞的人来说（这实在是绝大多数），一个不能遵守社会习惯、遵守所谓伦理道德的人，永远是一个“局外人”。因此，虽然莫尔索从未想到过要生活于生活之外，却永远只能是一个局外之人。
（樊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