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场大灯底下，我们相互对望，哈哈大笑。爆炸头说，那个新疆佬真蠢，竟然不讲国语。显然，他不懂骂人策略，气得吹鼻子瞪眼，嘴里哇哇大叫，只象巴狗叫唤。
后来，我们在广场溜达了一圈，坐在拐角的树下。灯照不见，我们整个的身子埋在黑暗里，所以，我们的一切谈话也都埋在黑暗里。至于谈了些什么，我多数都想不起来。
总之，大家都是流氓，所谈论的话题，自然在流氓之间。后来，我跟爆炸头有深交，他说我是有文化的流氓，但我只是不太说话。不太说话的人，往往被误以为有智慧，其实，并不是这样。
蟋蟀说，吃饱了饭，就得找事来做。这个提议，大家都同意。蟋蟀说，这个广场附近，男女成双成对的多。我们可以找一对，权当练手。蟋蟀这么说，看来，他好像并不精于此道，爆炸头跟胡子都说好。我没反对，但是，打心底我觉得这样不好。蟋蟀说，我们分散找，在这会合，然后，我们就各自走散。
当时，广场人烟稀少，只有一盏大灯，还有大灯下的路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些人全隐在暗处，比如，蟋蟀说的成双成对的男女，或者，象我们这样，准备找男女练手的犯罪分子。说我们是犯罪分子，可能有些早，因为还只是预备状态。
当时，广场周围栽满垂柳，广场中央那杆大灯，高二十米，照不到蟋蟀要找来练手的男女，也照不到预备犯罪的我们。我们在找一对男女，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因为，并没有征兆或者规律可以遵循。
物理学上有布朗运动定律，讲说悬浮微粒不休止地做无规则运动，相互撞击不止。我觉得，人也同样如此。所以，即使我站住不动，还是会有一对男女会撞上我，只是早晚的事。于是，我只走开几步，在一棵更大的垂柳树下，坐住不动。
这时候引用这样的定律，好像有些荒谬，但这足以说明，我正处在边缘状态，跨出这一步，就万劫不复。
当时，摆在眼前有两条路。一是离开广场，回烂尾楼继续睡觉，二是待在柳树下，等一对男女撞上我。我还没来及多考虑，爆炸头一把拉住我，又回到刚才坐的地方。
爆炸头说，在广场另一角，有个卖报亭，旁边有棵大树，树底草坪上，有对男女。我插嘴问了一句，他们在做什么。爆炸头笑笑说，做正在做的事。蟋蟀说，我们这就过去。
蟋蟀打头，爆炸头跟胡子跟上，我走在最后。蟋蟀说报亭后面，有一人高的台阶，下面是马路。有情况，我们可以跑到马路上。这时候，广场上人烟稀少，那盏大灯仍然普照一切。离那报亭二十米左右，我听见心里怦怦跳，越往前走，心跳越厉害，两腿发软。爆炸头说，自己第一次也是这样，还差点尿裤子。
我没有尿裤子，但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那时，我还在读小学。学校围墙刷的亮白，上面有邓小平的标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学校周围有卖唐僧肉的，五分钱一包。
当时，我别着小胸章，还当着不大不小的官--路队长。路队长干什么用的呢?下午放学，在操场大集合之后，老师带各班学生队伍出校门。出校门以后，这路队长就管着队伍秩序。队伍要整齐，不给人乱窜。所以，一出校门，我的使命感和权力就来了。别上胸章，走在队伍最后，有不听话的，就狠狠骂他一顿，再不听话，就来一句"我告老师去"。这话颇具威严，一般很管用。
有个叫忠亮的，个头大我许多，经常都跟我对着干。那天，他跑出队伍，上蹿下跳，跟女生捣蛋。
我说，忠亮，我告老师去。他理直气壮的，想告你就告呗，哈巴狗。我不知道哈巴狗是什么意思，还没有人教我这个词，但是，凭着天生的政治智慧（后面会说到），我觉得这个词语，很不对劲。我被激怒了，上前跟他厮打。
不幸的是，后来，我把忠亮的头打出血，大概我摸到石块了。我也很奇怪，按说，我个头矮小，根本就打不过他。后来才知道，这就叫精神力量。忠亮哇哇跑回家，忠亮他娘，那个瘸腿老太婆，堵到我家门口嚷嚷很久。
几天后，我妈提了一只老母鸡，外加小篮子鸡蛋，给他补伤。但是，忠亮他娘还是闹到学校，我当时就怀疑忠亮要跟我抢路队长的位子，才支使他娘这么干。最后，老师让我写检讨，还让我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把检讨念出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太阳正要西沉。我站在队伍前面，高声朗读，内心激昂豪迈。我想，只要保住了路队长的职务，读个检讨，算什么。
这事以后，那厮也消停了，很配合我，再不越轨，这当然好。有天，回家路上，他忽然拉住我的手，刘小小，我给你一样东西，你要不要。他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彩色玻璃球。呀，我一下叫出声来。这东西稀罕的很，过年时候，我这当孙子的，给爷爷磕头拜年，几乎磕破头，才能得到这样一颗玻璃球。有时，还不一定有。
我一把抓在手里，真真地看，很喜欢。一抬眼，看见前面十来个人，站在那里，巴巴等着我们俩归队。老师宣布队伍纪律时说，如果半路有人掉队，要停下队伍，等全部归队，人数齐整了，队伍才能走。我一挥手，今天不排队啦，都走吧。他们欢呼一声，做鸟兽散。可见，我这路队长有着多大的权力。
我问忠亮，你要干什么。
我想跟你换个东西。
换什么，你说。我有点等不及。
跟你换个位，睡午觉的位子。
我想都没想。好，不就是个位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