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指导规范实践过程中人们具体的认识与行为。"为何"追问追问出的成果的实质是什么？是更高层次更加丰富的事实。追问出来干什么？
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其存在"，发现其存在与发展的本质规律及其内在要求，以规范指导人们的实践行为--顺其自然，无为而为，而不至于因为认识不到其存在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强行妄为。
在认识论的论域里，为了提高认识的高度与精确度，我们应当通过不断的"为何"追问，站在尽可能高的高度，居高临下，以尽可能广阔的视野审视我们的"研究的对象"，对其进行尽可能全面尽可能深刻的关照。
可到了实践领域，我们就必须收回眼光，聚焦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自身存在的具体而实在的严肃现实：前者是为了保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能够有一个格外清醒的头脑。
后者是为了保证实践过程中真正做到对症下药，灵活而科学地解决具体环境中的具体问题。理论是抽象的产物，抽象出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规范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学活用抽象的理论是学以致用的不二法门。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邓小平之所以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源其实就在这里。探讨语文教学问题自然也应当如此，我们不断进行"为何"追问认清"画龙点睛""课文""学科"等"研究的对象"的本质的目的，正是为了指导我们具体而实在的教学。
到了这具体而实在的教学领域，就应当特别关注"这一篇"作文，"这一篇"课文，在弄清"其存在"与"其存在的根据"的基础上，由高屋建瓴的"为何"，走向具体而实在的"怎样"--怎样拥有（理解，包括思想内容与行文结构）"这一篇"课文，怎样拥有（表达，包括思想内容的合理开发与优化组合）"这一篇"作文。
本该高屋建瓴的认识论视野中的探讨特别关注特殊的"这一篇""这一处"，到了应该充分关注"这一篇""这一处"的实践领域，却又主张高屋建瓴（关注苏洵的"思维结构"），都恰恰与认识与行为的内在要求南辕北辙：我们高喊"理性"的徐老师，无论认识还是实践领域，都彻底背离了康德理性行为的标准，彻底走向了"理性"的反面！
在"探究论证的思维过程"部分，徐老师一方面积极"主张把力气花在思维构造方面"，另一方面又说，"大家不必过分看中外在形式"，因为，"同一意旨的文章'结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这实在有违朴素简单的情理事实，让人难以捉摸了：这文章的"外在形式"或者说文章的结构的本质是什么？
不就是内在于作者头脑中抽象的"思维构造"在这一次创作实践过程中所行走路线（思路，亦即创作的思维路线，落实到言语作品中，也便是"课文"的结构）的外化或者说物化、客观化吗？
如果不借助这些"外在形式"做把手，如何探询存在于作者头脑里面读者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构造"？
"同一意旨的文章'结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之说，不能说没有道理，可徐老师同样忽略了另一种朴素现实的存在：
一旦具体到富有个性独具风格的人，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种情感的表达，经历作者独运的匠心，最终落实到纸面的，十有八九都是一种相对稳定甚至固定的结构，主体的语文能力越高，创作的态度越严肃，付出的时间精力越多，这种情形越容易出现啊？
我们不妨仍然以徐老师的"例子"为例。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徐老师还拿苏洵的《六国论》过了一把"改编"的"游戏"瘾，声称，"改编后文章基本意旨及其感染力与原文相比较，可以说伯仲难分"。
可在笔者这里看来，不客气讲，徐老师这里实在有点盲目自信，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判断能力，毫无自知之明可言--笔者认为，"改编"后的文章至多不过是一种浅薄的文字游戏，实在谈不上什么文学作品；如果这一试验能够说明什么，那就是，改编者没有真正领会人家深刻的意旨，更没有领悟出人家行文的匠心之所在。
对《六国论》，笔者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创作动因看，苏洵是在实践韩愈提出当时的"散文八大家"都在努力追求的"文以载道"理论，具体情形不外乎两种：一是由历史（历史教训）想到关照严酷现实；一是由严酷现实想到历史追寻，寻找并借助历史教训关照严酷的现实。
无论哪一种情形，创作动因或者说文章主旨都是高度一致的，这也便决定了其创作的思维流程：发现大宋策略的失误而深感痛心（可能潜藏于心，但却是根本动因），早就萌发作文讽喻的念头--围绕"为世用"的意旨寻找最为相似的历史教训（也可能是阅读秦史时因为偶合而萌发灵感），并基于已有观点搜寻有力证据--整理思路选择甚至通过不断修改确定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去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