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胡适的传记文学研究
传记文学是传记的一种，跟历史性传记有着明显区别，其多数采用文学性的语言，记载的都是真实人物的经历。人物传记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真实和生动，也就是真实性和文学性。
在胡适看来，要想保证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收集材料，并对其进行详细比证，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传记文学。他曾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演讲中说：“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的。可惜所有的传记多是短篇的。……中国传记文学第一个重大缺点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料太少，对于被作传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原因是个人的记录日记与公家的文件，大部分毁弃散失了。这是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
由胡适叙述的观点可知，传记文学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必须收集大量的史实材料，这样才能保证传记人物的真实性。
所谓真实，就是与历史相符。传记文学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纪实，即对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做到就事论事，据实记载，做到“事信而不诞”。胡适也认为，传记文学应该写出传记人物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好的传记，并流传后世。
《史记》在传记文学领域中的地位非常高，堪称典范。作者司马迁在还没有做官的时候就开始漫游，为《史记》的创作做各方面的准备。他亲自到各地采访一些知情人士，尽可能地多搜集丰富翔实的资料，以保证历史的真实性。而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尽管身为臣子，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汉武帝迷信神仙道术，想方设法地寻求长生不老药的事情也毫不讳言。他在《高祖本纪》里主要写的是汉高祖刘邦揭竿而起的魄力、运筹帷幄的睿智，以及一统河山的壮志雄心，而在其他传记中，他又直接将刘邦性格中的阴暗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
后来，一代文豪鲁迅赞颂《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正是传记文学真实与生动的高度统一。
胡适认为，传记文学的真实与生动是保证其长久流传的必备条件，如果一部传记缺少了这两种特质，就失去了灵魂，将没有任何可读性。
所谓生动，简而言之就是将人物写得鲜活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写人的手法上，例如：
（1）通过极强的表现力来刻画人物个性，叙写事件。《鸿门宴》中对樊哙的描写就十分到位。他乃是一介武夫，而在鸿门宴上，在面对西楚霸王项羽时毫不畏惧，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得有勇有谋，并说出了“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这样有理有据的话。而后又以刘邦所取得的功绩进行了相关表述：“劳苦而功高如此……窃为大王不取也。”樊哙说的一些话，可谓是不卑不亢，让人感觉到其忠义之心。还有项羽在初见始皇帝时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无不表现出项羽心怀凌云壮志的一面。
（2）选材典型精当，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密切。冯至的《杜甫传》对杜甫的所有经历和个人情感历程进行了全面叙述，将这一伟大诗人充满坎坷的一生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将杜甫的坎坷历程和唐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相互融合在一起，并特意从杜甫的诸多诗篇中选取紧扣几个历史时期的诗词作品，进行重点介绍，将诗人忧国忧民的心境完美地表现了出来。
（3）通过作者在传记中所带入的个人情感对人物进行褒贬。作者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基本上都是通过个人感情色彩进行理解与评判的，其描述形式也是如此。作者对人物的褒贬和毁誉，都在著作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许道勋的《唐太宗传》叙写了唐太宗李世民跌宕起伏的成长历程，尽显李世民的睿智与心怀天下的宽广胸怀。作者对唐太宗极为崇拜，在言语中更是不吝对他的赞颂与推崇之情。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朱东润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由此可见，在传记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和描写方面，并没有固定的创作套路，也不用拘泥于某种特定形式，只要可以将人物的特有性格和内在精神再现出来，就是不可多得的好方法。
但胡适认为，传记文学灵活的记述与塑造人物的手法，主要得益于史实材料的多少，如果收集的材料足够多，那么描写出的人物性格等各方面的东西都会具备真实性与生动性。反之，则无法雕刻出人物的真实面貌，以及各方面的特征。
在胡适看来，中国传记文学之所以不发达，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果想要写好传记文学，必须不忌讳任何事情。如果什么都忌讳，著述时瞻前顾后，那么必然不能写出真实可信的生动传记。他还做了一个这样的比喻，“中国的帝王也有了不得的人，像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等，都是不易有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都没有一本好传记……当时的大部分史官都会将一些不利于君主的记载删节成为一二句。除此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活材料，因为执笔的人，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多有忌讳，所以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都删削去了。”
还有就是很多人手里掌握着第一手资料，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不敢随意将资料流传出去，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这样往往造成一些有价值的材料被损坏或遗失了。比如，晚清重臣曾国藩，他就是一个十分有作为的人；他去世之后，其学生为其著书立传。但是有人拿曾国藩的日记与他的学生所写的传记进行了对比，才发现传记中的曾国藩的人物性格根本就不鲜活，不具体也不生动。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本真实的、生动地再现曾国藩往日历程的传记。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忌讳。中国的文学传记，因为诸多忌讳，所以很多言论都不敢写出来，而这样就导致很多资料用不上。因此，也就写不出一个赤裸裸的人，一个真实生动的人，一个可以让后世铭记的人。
第二，从古代到民国时期，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可以保存史料的强力部门。以前根本就没有类似图书馆性质的地方，也没有专门保存文献的单位机关。所以，一旦遇到战火，很多资料便会遭到毁坏。
胡适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为举世公认的伟大领袖。他死了以后，他家属找人替他作传，就邀请了许多朋友在家中商量。最终决定请贝克替他作传。贝克考虑后答应了。所需的资料，威尔逊太太答应替他送去。后来由当时的陆军部长下命令，派七节铁甲车替威尔逊太太装传记资料给贝克。你想，光是威尔逊太太家中所存的资料就可以装七辆车！我们中国因为很少有保存这种资料的地方，所以导致很多有价值的传记资料被毁掉。”
第三，就是文字方面的原因。虽然很多人认为中国话十分简单易懂，但要想表述成文字却十分困难。通过中国的文字去记录某些人在生活中的一些言行，确实是有些困难。因此，传记文学在这方面也会吃一些亏。
胡适曾说：“《论语》是一部以活的文字来记录活的语言的书，后来中国的很多名人语录，开始采用白话文的形式进行记录。但因为文字困难，不容易完完全全记录下活的语言，所以这类文学，发达得比较慢。这是我们传记文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我们想要做出好的传记，将传记文学发扬光大，就必须在著书立传时没有任何忌讳心理，同时国家也要建立起相应的保护资料文献的机关部门，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凝练文字，将文字以更高的水平论述出来，这样才能让传记文学得到更好的发展，并写出可以流芳百世的优秀传记。
伍
文学改良应该从何入手？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整个中国阴云密布。外有帝国主义的逐步侵略，内有袁世凯的尊孔复古。同时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随后，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范围逐步扩大，大部分人逐渐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许多文人开始思考从文化思想方面冲击人们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让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于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逐步改善了中国深受封建思想统治的恶劣局面，并积极带动了中国一些自由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使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新文化运动后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让中国的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得到了飞跃性提升。他们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拯救中国，改造社会旧思想的有力武器。这对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最主要的是对文化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他认为，“今日之文学”要想获得突破，就必须与“过去之文学”进行比较。对此，他提出了八项文学改良主张：
其一，须言之有物。
胡适曾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由此可知，胡适提出的“言之有物”与古人提倡的“文以载道”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在他看来，“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情感”，二是“思想”。因此可以说，如果文章缺少情感和思想，那么就是“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外表很好，但实际接触之后，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差距。
其二，不模仿古人。
胡适曾这样说过：“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周秦有周秦的文学，唐宋有唐宋的文学，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各有特色，并且多姿多彩。所谓的文人，其实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下的人，就应该根据当下的时事去做文学，不必摹仿以前的手法或故事，这样才有可能造就出新时代的文学特色。
其三，须讲求文法。
任何一流文章都拥有严谨的结构，句子也是长短不一。行文必须讲求语法连贯，如果文字不通，那么读起来就不会朗朗上口，甚至会影响到读者对文中意思的理解。因此，我们著书立传时，必须要讲求文法。
其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胡适的这一文学观点，主要讲的是少年人做的文章往往都是悲观格调的，与“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的古言极为吻合，这就属于典型的无病呻吟。如果少年人都以这种内容进行创作，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写呢？如果少年人都这样发牢骚，不思报效国家，那么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有很多文人曾对当代或古代文学做过考究。王国维曾经就对宋词做过详细分析，在他看来，大部分宋词都属于哀怨之音，激情洋溢的词调基本绝迹了，或许是因为哀怨词汇比较容易写，激情洋溢的文字比较难以把握，又恰逢两宋时期的混乱时代，战乱连天，民不聊生。胡适曾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国危之时，岂痛苦流涕所能收效呼？”他的这种分析非常有道理，如果国家真的遇到危难了，痛哭流涕是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
其五，务去滥调套语。
胡适早就说：“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筑词状物者也。”
其六，不用典。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曾经多次批判当时很多用典方面的弊端，其主要源于担心作者丢掉自己起初写文章的意思，让读者只顾着看典故，“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
胡适所说的“不用典”，放在如今，我们可以理解成不能用过去的陈旧事物来判断如今的新鲜事物。在文章中也是如此，不能用过去的经典言论来评述今天的文章。比如，《离骚》和《红楼梦》都是经典，却不能在其各自的主要优势面进行比较，那样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
其七，不讲对仗。
胡适认为，如果想要发展白话文，就应该放弃之前讲究的语言之间的“对仗工整”，这样才能将白话文的活力解放出来。
实际上，语言的对仗对作者的创作进行了诸多限制，这样不利于文章的写作，因此随性而为才是最好的写作方法。
其八，不避俗语俗字。
胡适曾发表过这种文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做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其实，胡适这是在教导我们，搞文学创作不应该在细微的方面入手，应该有全局意识，要做大众文学。鲁迅之所以会弃医从文，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想要拯救国家，就必须先拯救人们的灵魂，也就是他们的旧思想，而在改变人们的思想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首推文艺。可见，在胡适和鲁迅等文学大家的眼中，文艺可以带动民族精神的发展与进步。优秀的文艺，对民族的发展与繁荣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用费力地去研究那些深奥难懂的文字，然后用这种文字进行文学创作，那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没有太多人可以看懂。我们应该做到不避俗字俗句，只要有用，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再俗的字句我们都应大胆地使用。
就此方面而言，胡适确实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