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位极具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描述”“历史的演变”等词汇俯拾即是。他对中国哲学史、文学、历史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对这些史料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描述来讲，这就是所谓的“史癖”。
史学是胡适最感兴趣的学术研究。晚年的时候，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或许这是胡适不经意间说出的话，但至少证明，对于他这位身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来说，史学研究可以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研究项目。
胡适在其著作中如此写道：“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是一幕英雄悲剧来看。”这就是胡适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其内心深处的隐含观点。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等众多方面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变化的过程中，胡适都曾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但最为难得的是，不管这条道路有多艰难，他一直保持着“建设者”的姿态为自己热衷的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壹
汉初的儒道两派为什么总是“互掐”？
西汉的治国思想在汉武帝初期曾经出现过一次大的转变，那就是黄老之学与独尊儒术之间的互换。其中，窦太后在维护黄老之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窦氏在汉文帝时期被立为皇后，到了汉景帝时期便被尊为皇太后，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被尊为太皇太后。在汉景帝时期与汉武帝初期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虽然窦太后没有像汉初的吕雉那样直接临朝听政，但作为皇家两朝辈分最高的人物，自然在朝政大计上有着一定的话语权，甚至是拥有左右朝政最终决策的至高权力。
在汉文帝死后，窦氏自然紧紧地抓着西汉朝政的最终决策权，在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儒道之争中，可以说烙下了她的鲜明印记。
胡适曾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并对这一时期的诸多史实记载进行了对比，选出了具有纪实性的史料告知了后世。
胡适曾对汉武帝初年赵绾、王臧自杀的案子进行过详细考证，他发现在《史记·儒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这段史实资料说的是，赵绾、王臧请示皇上，想要建立一处明堂让诸侯们前来参加朝会。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做，于是将他们的老师申培推荐给了皇帝。随后皇帝立即派人携带贵重的束帛和玉璧，驾着由4匹马拉着的车去迎接申培，而且他的两位弟子也乘着驿站的马车前去迎接。申培进京后，见到了皇帝。皇帝向申培请教治国之道。此时的申培已经80多岁了，在当时已属高龄，他说：“要想将国家治理好，并不在于治理者说了多少话，而在于他是否做到了身体力行。”当时皇帝喜欢听一些奉承话，因此听到申培的言论，默然不乐。但想到既然已经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将对方请来了，不能不进行封赏，于是他就封申培做了中大夫，让他在鲁国住下，与众人商议建立明堂的事情。但是，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喜欢老子的学说，从来都不说儒术，因此她就利用赵绾和王臧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来刁难皇帝。为此，皇帝中止了建立明堂的事情，最后还将赵绾、王臧都下了大狱，随后两人见事不可为，于是都自杀了。申培也以体弱多病的理由被罢免官职，告老还乡，数年后逝世。
胡适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此事很像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经历三朝，凡立四十五年（此据师古考订，《外戚传》原文作五十一年），故她一家的威权很大。她的信奉黄老之言，在别处也有记载。”随后胡适找出了《史记·儒林传》中的另一处记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
由此，胡适得出了这样的论断：“辕固生批评了老子一句话，便几乎得了死罪。赵绾、王臧等想借明堂的招牌来推翻窦太后的****……窦婴与田蚡都是大贵戚，也免官而去；赵绾、王臧的下狱自杀真不为奇了。”
由此可见，胡适在研究国故时的严谨态度。他始终坚持“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研究理念，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故的真实性。
所以，从胡适的考证可以得出儒道之争的真实内涵。汉初的儒道之争，决定它们命运的不是其在学术上的“孰高孰低”，而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支持与否。汉初道家之所以可以战胜儒家，取得学说上的正统地位，主要就是出于当时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之后汉武帝才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最终使得儒家取代道家占据统治地位。胡适认为，汉武帝初期，儒家学说之所以可以稳压道家学说，根本原因出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治斗争的需要（汉武帝与淮南王刘安之间展开的政治斗争）。
汉高祖时期，国家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取得了初步成功，国力在休养生息中逐步增强。当时淮南王刘安同自己的门人宾客一起编纂了一部《淮南子》，收录了关于黄老之学的各类著作，并以此来证明道家学说的正确性。后来，刘彻登基，直接展开了对“外兴功业，内改制度”的“有为”政治，逐步削弱诸侯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并采取“尊王攘夷”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遭到了窦太后和刘安政治集团的一致反对。《淮南子》里刘安作为诸侯势力的有力代表，实际上一直与中央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对抗关系。汉武帝如果想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就必须在统治思想的斗争中赢得胜利。如若不然，其统治地位必然会受到严重威胁。
在窦太后去世之后，朝廷的统治大权落入汉武帝手中。这样一来，汉武帝必然抛弃原有的统治思想，因此“独尊儒术”就成为其改变意识形态的有力方法。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政治上的正统思想。这就是著名的“元光决策”。
其二，国力的逐步增强与实施“有为”统治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数代皇帝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库也日渐充盈，已经可以为一系列的改革提供坚实的后盾。对匈奴汉武帝开始实施战略反击，他派出军队对其展开了长期的军事打击行动，以此来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此时，道家的“无为而治”，很明显已经不符合时代需要，所以必然会被无情地抛弃掉。而儒家学说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方面的“礼”治思想恰好可以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无为而治”还是“独尊儒术”，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正所谓“适者存，不适者亡”，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
其三，汉武帝的个人因素。
胡适根据各方面的考证，了解到汉武帝是一位奉行“集权”统治的霸主。其实，由在其统治期间产生的各种事件就可以看出，他坚持的是“外儒内法”的治国原则。他采用儒家思想来统治老百姓，采用法家思想来管理朝廷官员以及各地诸侯。在这非常时期，统治者采用的一系列手段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学派的走向，因此，道家学派的没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汉初的儒道之争，道家从起初的大好局势逐步转变为后来的崩溃局面。对此虽然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相关议论，但他们基本上都将儒道之间的关系看作水火难容。其实，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两者之间的表面情况，是将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混淆在了一起。
但在胡适看来，儒道之争不仅存在斗争，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融合。儒道在汉初基本上属于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的状态，这不仅是时代的推动，也是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但真正决定两者“胜负”的是统治阶层的需要。
贰
王莽怎么成了一位社会主义者？
在历史教科书上，保留的基本都是对王莽的批判。可以说，他就是阴谋家的代名词。白居易曾经在诗中这样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但在后世，知识界对王莽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变化，胡适一度为其撰文翻案，他在文章中写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却是社会主义者。”
王莽其实就是一位儒家学子，他以这种身份建立起一个帝国，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如果王莽想要实现他的政治抱负，那么他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这样才能让他的抱负得以施展，缔造出一个相对理想的世界。王莽的改制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当时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并铲除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基本上都是“马上得天下”，但有两人例外，一位是武则天，另一位则是王莽。历代人对王莽的诟病要远多于武则天，但到了近世，很多学者想要为王莽翻案，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当属胡适。
胡适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西历十年，莽即位之二年，初设’六筦之令‘。’筦‘字《食货志》作’斡‘，即是’归国家管理‘之意。六筦是：（1）盐；（2）酒；（3）铁；（4）名山大泽；（5）钱布铜冶，（一今本钱作铁，今依钱大昭校，据闽本）；（6）五均赊贷。”其中记叙的就是王莽在位期间颁布的新政，也就是变法的内容。
王莽变法是在中央统治受到世族经济的威胁之后，才开始展开的。而这种情况正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当时的世族势力遭到数次压制，但在汉武帝去世之后，以前颁布的各项政策逐渐松弛，而后来出任皇职的人都十分软弱，致使朝政大权逐渐落到外戚手中，并且地方势力也伺机而起。朝堂之上，外戚和诸侯开始制定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并拥有了一定的人事任免权。在地方，官商势力逐渐勾结在一起，大量兼并土地，招兵买马，最终都成为了地方豪强。到西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已经愈发严重，逐渐出现了“四世三公”“一门数侯”的现象，这让世族门阀的势力空前高涨。
世族集团采取“闭门成市”的经济手段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但这种方式却为商品的流通带来了严重阻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随时可能孕育出可以推翻中央政权的力量。公元8年，王莽接受了汉朝刘氏的禅让，建立了新朝。这是一起典型的外戚夺权事件。在得到朝政大权之后，王莽便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他企图通过这种激烈的改革，一举改变世族失控的状况。
王莽认为，他在国内展开的变法是“奉古改制”，因为历代中国人都认为今不如古，所以王莽也推行这种噱头来进行改革。但从政策上看，他并不是想将当下的政治改革成周朝的模式，他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企图回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财政、货币、土地展开的。
如果我们从王莽在变法期间所下达的诏令来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独具特色的，并且十分到位。他认为，政府必须进行管制的是百姓的日常用品。简单来说，就是即使价格很高，百姓也会购买的物品。也就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只要这些产业实现了国有化，必然可以实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因此，如今一些学者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论：“王莽之前，凡提及经济管制的人，比如管仲、桑弘羊等等，对管制政策的理解都没有王莽理解得透彻。”不过，大多数人都知道，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基本上都以“均贫富”为口号，但本质上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王莽新政与汉武帝时期推出的政策相比，其推行的政策变得更为密集，计划性也更加明显。比如，在商品零售价的控制方面，简直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据相关史料记载，中央政府对各类商品都进行了分类定价，甚至将一种物品分为三个不同等级，进行再定价，之后才允许商人在集市上贩卖。这其实就是利用计划手段取代了市场功能。
当然，财政和产业政策方面，王莽的改革大部分都是效仿汉武帝时期的政策改革，但在货币和土地改革方面，王莽的改革要比汉武帝时期彻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