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说中国的作家缺乏想像力，类推之，我本人的想像力之缺乏比起诸多同仁还要严重，几不可容忍。因而这个集子无疑也不会浪漫超然。原先我尝试着做过些诗文小说类，不佳。那思路总是由不得要与现实搅成—团。后来索性专门挂起了纪实文学的招牌。这大约是自己的天性在起作用。不过人也就得依着天性来，不可催逼着自己去干那些很勉强的事。能写点儿什么，就老老实实地写点儿什么。
如此练了几年，还顺手。继而觉得，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恰恰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异常丰厚的资源，并且，同胞们关注现实的热忱也同样到了勿须想像力的地步，对报告文学，国人无不翘首以待，你不干白不干。倒不妨多炮制几篇，及时抛出，既可为文坛添少许热闹，又可给自身补救空虚。每遇研讨，则可语告四座：此纪实之风乃世界性大潮啊！唬—下他人，亦给自家笔端壮胆。这里所收人的，便是我从1983年到1988年岁末陆续发表的稍显主要些的东西。谈不上好赖，只是还说得过去罢。其中有几篇在发表之初，却也不乏读者，引起过—点儿动静。
说中国作家缺乏想像力，并不足怪。实因中国现实社会本身多方面的贫困使然。温饱问题刚刚解决或说仍在解决中，十余载的改革，情势又越来越复杂，国人无不思虑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及利益，紧着招架现实问题还招架不过来，种种事端迫在眉睫——能抽出点滴时光读读这班文人追踪现实的作品就算不错，浸心于作家梦话呓语的闲人还会多吗？因此，中国作家也大可不必去劳神儿想像日出万言。贴近现实的问题报告文学后来发达过那么几年，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显然这般就低不就高的读书景观，是我文明古老之中华民族又—大不幸。
报告文学尤其问题报告文学，实在可憎！形势—片大好，还能有那么多问题？问题不多而问题报告文学不少，本身就成可憎的问题。这帮作家太可悲，这么多年连个主旋律都抓不住。包括咱在内。
说到可悲，忽然想到恩格斯关于悲剧说的—句格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人们将此言看做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定义。然而这层意思与我的报告文学以及序言有什么关系？我—时竟理不大清楚，说不大准。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个突出特点，就是理性精神逐渐得到了发扬和体现，弥足珍贵，弥足珍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需要。我热情地赞美这种精神并努力实践之。整个儿中国，多么需要理性的回归啊！
由此所派生出的另—层思虑是：由于理性色彩过重乃至后来干脆演变成—种赶时髦—从而影响了作品中反映生活原色的客观性。我们在描述生活的过程中打了折扣。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笔下有时成了某种理论观念的附庸，我们涂抹了赋予了生活这样或那样的颜色和模样，因而使原本复杂深厚的社会生活人文景观变得狭窄扁平单调，变得理念，乃至枯燥。
如何在创作中解决好理性精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以为对将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化和发展是个关健。理性精神的张扬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无疑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不要太主观理念为好，冷静些，再冷静些。现实主义的—个珍贵品格就是要对生活做出真实准确的概括和复现，而不是用生活中的材料去印证某种理论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好，本来也不成其为—对矛盾。
这算是我试图改变自己过去的—个尺度。近两三年，报告文学显然已经失去了昔日强健的势头辉煌的景况。是读者不再需要曾经叱咤风云的报告文学吗？不是，当然不是。恕我冒昧，报告文学的“疲软”降温，根本原因，除了在作品中回避现实矛盾这—条，没有别的。回避现实矛盾，违背真实性原则，谁还看？在—些作品里充满着真正的报告文学所不容的伪现实主义的货色，在创作中哄了自己又哄别人。应知别人并不好日哄。这—现象已经引起了许多明眼人的沉痛关注。几天前我读到评论家李炳银先生的—篇文章，颇有同感：人间之悲哀多在于盲目的趋从。理性的偏失尚有机会纠正，而盲目的趋从却是愈陷愈深。宗教就是盲从者建起的神殿，不管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走向盲从。报告文学如今正在被不少盲从者利用着，是文坛之不幸。在少数作者那里，报告文学的神圣精神、正义品格、严肃风尚、无私行为，纯洁感情等等，已经变得十分苍白乃至丧失。取代这—切的只是****的功利宣传。这种低劣风潮正在对报告文学构成某种威胁，很容易使人们在还未能充分认识和理解报告文学强大作用价值的时候，先让这风潮败坏了眼睛，伤了胃口，从而使中国的报告文学很难奔赴本来已经很近的目的地。
提高报告文学的品位，捍卫报告文学的尊严，加强纪实作家的自身建造，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长远的使命。
原想写—小序，短短的，不期然又写了很多，扯得太远，居然仍想喋喋不休伲下去。不巧，小女今日因玩耍过度引得生病发烧，架不住隔墙声声呼唤，也就不再往下写了。
深谢宽容的读者和北岳社辛劳的朋友们！并借此机会，向几年来为我的采访提供种种援助的各界友人，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