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晚霞照红洮河边的水月镇时，我家的耳房里，总有一伙阿爹的朋友——去洮州赶牛歇腿的脚户哥儿，坐在热炕上，围着一盆木炭火熬荼。有人喷吐着又浓烈又苦涩的旱烟，有人用幽怨的声调哼着歌儿。歌儿里总说：穷人“命苦”，一旦注定了就得一世一受穷。那时，我左右想不透这是为什么。我问过小女伴斗斗，她也不知道。因此，我只有倚枕痴听洮河哗啦哗啦的涛声，隔窗望一钩冷落的月亮。
这儿时的情景，至今新鲜地保留在记忆里。三十年后，波声如旧，还是一样的月光水色，但是，我家翻修过的新耳房里，林场里的老尹书记——当年也常在我家歇腿的脚户尹叔，领着一帮小学徒来做客了。他们盘膝而坐，一个个张着稚气的眼睛，要我讲讲过去的事。玉盘样的月亮升起了，照着河上的晚雾，年轻人的心啊，有如洮河里汹涌的波涛。
我想了想，呷一口浓茶，讲起早年间的事。
听阿娘说，我家门前的那棵桃树，是我过百日那天爷爷亲手栽的。那时候，爷爷是鞋匠，爹也是鞋匠。后来，小桃树己长到了一把粗细，我也就成了一个小鞋匠啦。
镇上人管我们叫“鞋匠家”。鞋匠铺里的活路真多：又是打线、搓麻绳，又是编麻鞋，又是钉掌、锥烂鞋。有时，我和爹登上高高的羊山，采亲山苇子、细竹、马尾草，编上几双草鞋卖。爷们三个起早摸黑地干呀，日子照旧过不前去。
有一次，是秋末时候，我和爹上山打马尾草去了。因为跑得远，在几天后的夜晚才回来。隔窗看见铺子里松明予鬼火似的亮着，爹痛楚地说：“爷爷还没睡哩！”
可是，谁知道，我们进屋一看，爷爷抱着鞋夹板悄悄地……死了！
最难忘的是大殓，天上堆着灰灰的云，风索索地响。案子上，两盘素菜，几杯淡酒。纸钱灰吹得乱飞。穷朋友们先是依照乡俗，用细绳将爷爷的手足缚死，然后，把尸首放进棺材，正要合盖，陡然间他们惊愕地面面相觑，手足无措。原来，由于积年累月弯着腰干活，爷爷的脊梁弯曲成一张弓，棺盖怎么也盖不住。奶奶凑近一看，早哭昏了过去，半晌才握着爹的手，呜咽着说；“儿啊，咱们改行吧！”
春天，桃花红得像一片胭脂霞。爷爷的小孙子改行了——我背起爹串乡用旧了的褡裢，揣了几个青裸馍，到遥远的小县城一家木匠铺里去学手艺。临行，阿娘对我说：“孩子，你今日走娘不挡你，这都是命定了的，昨晚我梦见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落到咱家屋顶上，兴许你要转运了。人都说：养儿防老，你就老老实实地学啊，熬出了师，娘可要指望你哩！”说完，她含着泪花笑了。我想，大概是：娘说得对，我要转运了。
满脸络腮胡，目光炯炯的细高个子，我唤作“尹叔”的他听了娘的话，嘴角上掠过一丝苦笑，只是一再叮嘱我，如果干不下去，回来跟他一起赶牛。这是个古怪的人。
邻家的姑娘，小时候的伙伴斗斗，才十六岁，已被南山里一个土财主强逼着定了亲，不久就要迎娶。听说我要走远路，她为我唱起家乡的送郎调：
天上云彩两朵朵，
手张雨伞送哥哥，
把哥哥送到门外了，
平扳着房门哭坏了！
她强笑着走近我跟前，秀丽的长眉，水汪汪的眼睛，仿佛罩了一层悲伤，心头藏着千言万语。我拉着她的手，欢乐地说：“斗斗，我改行了，要转运气的。你，也会好起来的。”她只微笑，回转脸去，却是满手帕的泪。
来到木匠铺里的头一天，掌柜的脸像城隍庙里的判官一般吓人，脑壳秃秃的，玳瑁的茶镜里，鼓出一双鱼眼睛。他盯住我，脑袋一晃，拖长声调说：“这孩子，身子单薄得叫人心疼啊！唉唉，本该不收的。既是收了，工钱当然照减，照减，然而，又不知饭量大吗？”这便是我的师傅。他原也是木匠出身，因为钱多了，心和富人一般狠毒。他从不肯教给我手艺，每日从早到晚，只叫我磨斧子，拉大锯，搬木料，尽干些下手活。一年过去，木匠活还是一门不摸。有一回盖房，师傅正在对卯立木，我笑着问道：“师傅，这对卯的窍在哪里？”
“窍？——嘿嘿，不熟个十年八载还想知道窍？怕连个边儿也摸不着吧？”他冷冷地说。
又有一回，铺里包盖外乡一座灵官殿。临到套斗拱、扎跷角时（这算是木匠活里最难的括儿），我私下喜欢，这回大概能学点本事了。谁知这天早晨，师傅说：“给我买茶叶去！”我不知是计，便到四十里外的小集去了。回来的路上，心里十分纳闷；前两天才买的茶叶，哪里就完得这么快呢？何况师傅又是顶吝啬的。猛然，我明白了：原来师傅怕我学会“扎角”，故意支使我出来的。顿时怒火攻心，眼眶贮满了泪水。等气急败坏地赶回来，庙顶已经扎好了。人要活得有骨头，有志气，宁可饿死，穷死，也不能受这份气啊！我背上铺盖回家了。
这时，门前桃树上的桃子熟了，只是那果实小得可怜！我从桃树下默默地走过，推开小门。
娘说，爹被抓了丁，关在韩镇长家后院里。可足，同被抓去的“尹叔”，却杀了一个兵，乘夜翻墙逃走了。满镇都在议论呢。
无论怎么穷，爹是要赎出来的。送钱不说，镇长传了话，还要一个油松木的大匾。用最好的油松，日夜不歇地做了十来天，六尺大匾脱手了，上面镌着“瑞映岷麓”四个大字。眼看匾成了，我早支撑不住，一头撞在大匾上。
富人做尽了坏事，为什么还要挂匾呢？难道这也是命？
匾挂上镇长油墨的门楼，爹放出来了。老人家看见为救他，家里卖得空空荡荡，埋怨我们不该救他快死的人，气上加病，不久便下世了。爹死了，我只好打短工谋生，一双腿跑遍了洮河两岸。
一天，薄暮时分，我搭一只木筏渡河。上了筏，在跳跃不定的灯光下，我看到一张络腮胡子的脸。从那坚定锐利的目光里，我认出那是他，使惊呼了一声“尹叔”。果然是他，只是如今改行做了筏手，更显得老了。
听我讲述家里的变故，他也不叹息，也不说话，像早知道似的。长烟管的一星火光在夜色里明灭，他拧紧刀背眉，看定映着月光的水波。
邻筏的筏手讲起另一件事：前天夜里，落着雾一般的雨丝，南山里一个土财主的媳妇，才过门就跳了洮河，如今连尸首也没有捞到。我的心猛地抽紧，急忙问起那姑娘的身个眉眼，一把揪住筏手的衣角，激动地哭了：“斗斗，是斗斗呀！”
我想起娘说过的：“斗斗命相很薄，小时候算卦，八字就不好得很，该不是祖坟埋错了地方？”我讲给尹叔听，他冷笑了几声，不说什么——这个人的心真硬。
跟着尹叔，在木筏上打杂。这些筏手们叫人从心底佩服，他们胆子大，豪爽，不相信命运的诡说，深夜，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秘密地商议什么，随即便有恶霸被抢被杀的事情。连他们唱歌也叫人担心：当木筏穿过黑色的群山，冲上高高的浪头，又一个回旋，跃上另一个浪头的时候，这些人敞开青铜色的胸膛，扯开响当当的嗓门，唱起来了：
大黄山上红旗插，
洮河川里王仲甲，
苦命的穷哥哎钢刀拿，
要祭祖坟先把仇人杀！
听了这样的歌使人出一口长气，觉得命运就在咱穷人手里掌握。后来才知道，尹叔是地下党的领导人，这帮筏手是游击队员。我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也有一把锋利的钢刀。
解放前夕的一天，洮河滩上踉踉跄跄跑过来几个人。两个夫子挑着几大箱金银细软。为头的正是韩镇长，气喘咻咻的，头上冒着汗，后头跟着他的大小老婆、儿子和媳妇，命令我们顺流运他们到省城去。尹叔欣然答应了。木筏行到白马滩，白浪如山，涛声似雷，筏子快得像离弦的箭，躲在篷子里的尹叔，递了个眼色，筏子猛地撞在对面的礁石上，人和东西全翻落水底，我们却从容地浮到对岸……
木炭火嗞嗞地燃着，小学徒们的脸激动得红了，他们把尊敬的眼光投向老尹书记。老尹书记——我的尹叔庄重地说；“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命运要自己改变。生活靠自己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