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至现在，尚无一个书画评论家和收藏家，对宋湘的书法这样高度评价：“在清代中季，能与北派乃至全国书画坛鼎足而立的，宋湘是最有实力的一位。”虽然，漫长时间，书画诗词大手笔都在北方，以至“南不成派”，但宋湘一人却撑起南方半片天，与中国北方书坛鼎足而立，可见宋湘在中国书坛、诗坛的分量。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谢志峰何以收藏宋湘的书法特别多。
《宋湘先生翰墨》贵在全书都是谢志峰先生自己的藏品，而且包涵宋湘早、中、晚期的作品。最难得的是宋湘殿试考卷，使今人领略封建科举中魁的学问功底。它是宋湘翰墨中最难得的瑰宝，其价值远超黄金钞票。书中收集当代著名书法家杨奎章先生序，并有谢志峰收藏鉴赏心得《论宋湘及其书法艺术》。谢志峰写道：“历来书以人传，任何书法家，原来都是在学术、词章、释教、绘画等方面得名，然后才有人收藏他们的书法手迹。这是历史所证实的，从来没有纯粹的书法家。如果纯粹是写得一手好字，笔笔都是古人法，句句都是别人言，自身没有或缺乏文学修养，那顶多只是‘字匠’而已，毫无艺术价值可言。”
这就是谢志峰从论宋湘书法艺术中，得出来的对书法鉴赏的原则和要领。如果离开宋湘诗词和学术成就谈宋湘书法，必然会坠入“瞎子摸象”的尴尬局面。谢志峰评价宋湘书法所以极成功，就是把宋湘词章书法浑然一体进行评价。
所以，文人字如文人画一般，必然诗中有字，字中有诗。不像现在媒体报道的那样，不是残疾人，却有牙齿咬着笔写字的“书法家”，有脚趾夹着笔写字的“书法家”，至于被那些媒体捧到天上的“字匠”，则更加花样百出，令人啼笑皆非。
《宋湘先生翰墨》不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宋湘的书法在书坛中所占的地位，而且把诗与法，两者融于一体进行分析。赋予书法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把书法家和“字匠”进行严格的区别，使读者从中汲取新的知识与养分。
我相信，当读者详细阅读了《宋湘先生翰墨》一书中，杨奎章先生写的序言和谢志峰先生的论文后，会有更大的启迪。正如国画大师关山月先生在《宋湘先生翰墨》一书首发仪式时写给谢志峰先生贺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11.《宋湘先生翰墨》序
杨奎章
谢志峰先生，广东梅县人，在广州市从事政法工作30多年。我与他由相识到相知，并不是因为同乡或在工作中打过交道，而是在文化活动中结下了缘谊。我在广州市文化局工作亦垂30多年，志峰是广州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于文物研究颇有心得，对广州市的文物保护及管理提出过许多积极建议和意见，这对文化局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支持。他常说：“政法工作是我的本职，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收藏和研究文物是我业余生活中陶冶情操，涵养性灵的余暇之事。”他以政法工作为职志，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到，要搞好社会治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键问题和根本任务，是要切实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其中包括增进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修养。这决不是什么“玩物丧志”，而是格物励志；不是什么“厚古薄今”，而是茹古涵今。正因此，他在从政之余，热心社会工作，是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藏家协会会长，潜心于历史文物的搜集收藏和研究。
经年积累的知识，书画文物的摩挲濡染，使他对民族传统文化有较深厚的认识和见解，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有关文物鉴定研究的学术性文章。近两年来，还先后编写出版了《宋元明清嘉应诗人录》、《瓷砚赏析》两本专著。现又计划出版《宋湘先生翰墨》一书，要我为之作序。我素爱书法，从童年至青少年时代，即对宋湘诗词书法留下深刻的印记，但缺乏系统研究和赏析，今被作者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一片赤诚所感动，乃欣然命笔，写点个人感受吧。
志峰将所收藏或见到的宋湘早、中、晚期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编辑成册，集宋湘书法艺术之大成，实属难能可贵。
还就自己多年摩挲研习所得，加以诠说。文笔不入俗套，观点不随波逐流，对全面了解宋湘书法的风格特点、美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失为一篇较好的文章。为引起岭南诗词书法界重视对宋湘诗词书法的欣赏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宋湘（公元1756年——1826年）出生于嘉应州上半园堡白渡前村（今梅县白渡创赋乡象湖村）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宋步云，任私塾教师，乃一代贫儒。宋湘自幼受庭教，天赋极高，9岁即取纸笔为文，大受长辈赞许。在梅县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和山歌民谣极盛的文化氛围陶冶下，他的诗书禀赋得到很好的培育和发挥，因而早有“广东才子”之誉。
他的诗，植根民间，贴近生活，不事雕饰，直抒胸臆，内容丰富，技巧圆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或点染山川美景，或刻划民情风物，或揭露时政弊端，或描写灾荒战乱、或感念民生疾苦，或抒发人生抱负，其风格雄浑苍劲，奔放淋漓。《清史列传》称其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推为“岭南一大家”。《茶村诗话》更认为“洵足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诗如其人，书法亦如其人。他的书法，多写本人诗作，融诗情书法于一体，笔酣墨饱，雄劲道健，以柔为刚，精气内涵，气韵生动，如古木苍藤，生机盎然；又如秋云在天，舒卷自如。特别是晚年的书法作品，笔力深透，元气淋漓，达到至高的艺术境界，被誉为“红杏风流人不及，米家一落江湖”（李蟠：《岭南书风》）。这里特别要提到他晚年在汉阳龟山占琴台，用竹叶蘸墨题壁，首先挥腕仰首写下“高山流水”四字巨匾，气韵苍古，腕力雄劲。
继而一气呵成，写下了著名的《伯牙琴台题壁》诗，横亘数丈，高达丈余。笔力深透，结体雄浑，气势奔放，清劲潇洒。如行云流水。诗情笔意，浑然一体，给人以荡魂慑魄的艺术享受！记得80年代初，我率广州粤剧团赴京作汇报演出。当时叶帅正在西山养疴。一天晚上，我偕红线女同志前往探望，叶帅坐在轮椅上在大厅里接待我们。大厅墙壁上高悬四条屏《伯牙琴台题壁》拓印堂轴，四壁生辉，诗情墨妙，光彩照人。想见叶帅日夕观摩欣赏，磊落襟怀，高标风格，今古共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历久弥珍，光照万代！
目下，学术界正重视开展“岭南文化”的研究，这无疑是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有过历史性的贡献，是中华民族文化七彩缤纷的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花。如岭南诗坛，盛唐时有张九龄（曲江）为代表，“首创清淡诗派”，被认为“岭南诗派”的创始者。明、清的“前五子”和“后五子”，开岭南一代诗风，特别是明中叶的陈（献章）、黄（佐）、丘（睿）三家，至清末的黄遵宪。丘逢甲倡“诗界革命”，继承和发扬了“岭南诗派”现实主义和革新精神。书法方面，岭南书坛始于明代的陈献章、湛若水、释函昰，清代鼎盛期的黎简（二樵）、宋湘。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现代的侯过、容庚、商承祚等，他们既是学者、诗人，又是书法名家。志峰先生提出“书以人传，人以文重”的看法，我是赞同的，因为是正确的。书法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传统艺术，而且是一种高超、优雅、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艺术，必须也必然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否则徒具形式，缺乏神韵。即使形似，缺乏神似，更乏创意，迹近临摹，是很难称得上成“家”的。至于蔑视传统，信笔涂鸦，或效颦东洋，脱离传统，美曰“创新”，更非正途。
由于地域的辽阔，历史的局限，历代岭南人才辈出，但在全国往往不以名传。屈大均有“未出梅关名已香”之评，宋湘的诗更被推崇为雄直诗风的代表。新加坡著名老派诗人潘受有诗赞曰：“南国诗风多霸气，粗枝大叶胜菰蒲”。霸者，“月始生魄然也”。霸气者，气魄也，生气勃勃也。作为传统诗词姐妹艺术的岭南书派，我认为亦不妨作如是观，而其中的突出代表者当推诗人兼书法家宋湘。我认为谢志峰先生《宋湘先生翰墨》一书的出版，对宋湘乃至岭南诗风、岭南书艺的研究，对于丰富岭南文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具有积极作用，是很有裨益的。
1995年元旦之晨——论宋湘及其书法艺术
谢志峰
浅谈宋湘其人
宋湘，在清代中叶是广东诗坛、书坛一代巨擘，被誉为广东才子。在民间有很多传奇的故事，我童年时代，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很注意发现和收藏宋湘的诗词、书法，为我今天研究他的书法艺术，有了较多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
宋湘，字焕襄，号芷湾。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广东梅县白渡创赋乡的一个山村。父亲步云，以教书为生。宋湘幼承家学，读书用功勤奋，少年时代，是在故乡朴素的山村度过的。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13岁时参加嘉应州在仙岩寺举行的童子试，初露锋芒，名列榜首。后来因为山乡的师资未能使他感到满足，于是只身离乡别井来到省城广州，进入有名的越秀书院就读。他聪慧过人，每作课艺辄获贴堂，同学、教师均极为惊佩。由于家境贫寒，间亦赖卖文为生。直到公元1792年，即乾隆五十七年，37岁时始中广东乡试解元。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但第二年进京赴考进士，却未能考中。落榜后，没有回广东，他的业师南海陈鹤翔正任北京附近的三河县令，邀芷湾到任所暂住，一住三年，埋头苦读，准备应试下一科进士，可惜再试依然榜上无名。芷湾为了自我奋发，又回到北京，考取了镶黄旗官学教习，靠每月两千钱、二石米的薪俸生活，边教书，边学习，在北京度过了六七年清贫而艰难的岁月。写了《不易居斋诗集》，以记其事。
他对人生充满信心，在《孤鹊诗》中云：“晴干听天时，欢喜付人世”。同时又在《种花三首》诗中，书怀立志要考取功名的心迹：“同时所种花，南黄北青了。青者岂不喜，阴多露亦少。黄者岂不怜？脉炼气深老。不信待他日，花开看谁好。人生立功名，岂在迟与早。”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功不负人，一点不假。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43岁的宋湘第四次应试进士，考中己未科二甲第11名进士，并选进翰林院庶吉士，终于如愿以偿。是年10月，他告假南归奔丧，回到梅县白渡创赋乡象湖村。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宋湘应惠州知府伊秉绶之聘，出任惠州丰湖书院院长。他以过人的才气，严谨的治学精神，备受伊氏赏识，伊知府是福建汀州客家人，两人感情甚笃。惠州曾是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谪居之地，州治的西湖（丰湖和鳄湖合称为西湖），曾是苏氏居停之所，湖上的山、水、桥、台、寺观均曾留下这位文豪徜徉的足迹。每逢东坡生辰，伊氏必邀芷湾一起设坛吟咏，然后濡毫相赠（见笔者所藏伊秉绶与宋湘设坛拜祭苏东坡诗原迹），以文会友，成为莫逆之交。宋湘在丰湖书院任教期间，惠州西湖的旖旎风光，淳厚朴素的风土人情，以及苏东坡等历代名人留下的遗迹，时刻触动着宋湘的诗情，可以说是诗思泉涌，写下了大量反映当地民情风俗、山水秀色的诗歌，除《丰湖漫草》、《丰湖续草》两卷诗外，还在惠州留下了许多墨宝。如《丰湖书院》的巨匾及门联：“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相传是以草秆写成。将离去时，他在丰湖澄观楼墙壁上以蔗渣作笔，即兴题壁，留下了告别湖山、湖水、湖风、湖花、湖月的《湖上五别诗》并序。写出了他离别惠州时，对西湖一草一木的依恋深情。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冬，宋湘来到省城广州，回到了他青年时代读书的越秀书院，担任院长。九年冬（公元1804年），回北京销假，翌年春又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获二等，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了他第二次长达九年的优游燕台的“清贵”生活。除嘉庆十二、十三年先后被派往四川、贵州担任乡试主考外，在翰林院，历任文渊阁校理、成安官总裁、国吏馆总篡、文颖馆总篡、教习庶吉士等职。宋湘在京华生活，最为满意的是将九年间的诗作，编成《燕台剩沈》诗集，其中有诗句云：“十载朝官诗一部，半因花事半衔杯”，这是他在京为官淡泊生活的写照。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宋湘被外放为云南曲靖府知府。这时宋湘已58岁，万里南行，由帝京历天府四川、贵州，而远道边陲。亦可想见其仕途之艰辛。后来曾先后护理广南、永昌、大理、莫南府等诸府和统制迤西道、迤南道，在云南为官13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躬行素志，开设书院，培育人才，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改革耕作，切切实实不辞劳苦地做一个亲民清官。不仅在吏治方面，而在书法、诗歌方面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诗作更丰，内容更深沉，风格更雄直，格调更清新，编成《滇蹄集》三卷，这是他一生中诗词创作最重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