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对于方治乾，一个从偏僻农村来的孩子，一个平时连与父母交流都少有机会的孩子，陡然有了机会代表国家，关心起世界各国的大事来，那是一件怎样神圣和令人激动的事情。当他迈步罗马会场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骄傲与自豪。或许还没等到罗马的那一天，就在获得参加活动通知的那一刹那，在北京天安门前，他的心中早已装下了有一个国家之大的神圣和庄严。
这应该是他在此之前所没有的，或者说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明晰的神圣与庄严。
那是一次怎样有趣的聚会啊！
那么多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风格，甚至不同手势，还带着一些顽皮和随意的孩子们，可以在一起学着各国首脑板着脸孔谈国家问题，还可以相互学习各国语言，将每一个话题谈到最好，最有趣，最理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他还可以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在欣赏罗马古建筑的同时，可以去畅想故宫，去寻找罗马与中国北京的任何一处古建筑群的区别。
罗马对于他，是一次难忘的盛会。
那些只能从电视上看到，从来没有想到能够见面的各国首脑，竟然可以同在一个会议活动空间。他可以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他可以问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首脑，或者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首脑，儿童在成人或者在国家面前，享有怎样平等的待遇和优越？首脑们所在的国家对待儿童问题上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等。他甚至可以问德国的女总统：“作为德国的首脑人物，你在处理国家事务的同时，你如何恪尽母亲职责，你怎样处理与孩子的关系？你的亲子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孩子现在学习成绩如何？母子关系如何？”
无论方治乾在走进会场之前，是一个怎样的留守孩子，可以说，八国峰会提供的这次活动平台，注定对他有所改变。改变了他的幼稚，他的腼腆，甚至一时充溢于心的少年激情会抹除他存留在心底淡淡的忧伤。在那样一种特别的场合，无论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孩子的大脑都会经历从紧张、胆怯、试探表达这一变化，经历种种稚嫩思想的优胜劣汰。正是如此，在这次峰会上，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他，尽管一直仍然免不了紧张、拘谨，但总算以较好的英语和外国代表进行了比较好的交流，他甚至利用平时学习的环境保护知识勇敢地谈到了自己的见解。
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有方治乾的坚持，青少年峰会通过的《罗马宣言》关于教育的那部分，增加了一句话：“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的一部分，我们要求八国集团领导人确保学校获得资金用于心理咨询以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
他的一句话，赢得了各国首脑的赞许，写进了《罗马宣言》里。
如果说在参加罗马峰会之前，作为留守儿童的方治乾是孤单寂寞的，那么，自此之后的方治乾再也难得孤单寂寞。少年的身心，已经开始浸染太多的鲜花和掌声。
在我和易凌的连线中知道，对他的采访，易凌是找到他在河南的家里进行的。
因为出席罗马的会议，方治乾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媒体趋之若鹜，各类社会活动纷至沓来，因为这次机会，他得到了牵一而动全身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整根链条似的关注，他曾经的寂寞与孤单自从接到罗马会议通知那天起，已不复存在。
而更多的孩子却得不到哪怕是自己学校的特别关注。
“我不希望其他孩子有我那样的童年。”面对记者，方治乾坦诚道出自己的隐痛。
方治乾年仅3岁时，母亲谢奎娥离开他哥弟俩到沿海打工，12年来，母亲仅回家三次，与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到200天。7岁时，父亲方有平也到母亲工作所在的服装厂浙江桐乡，成为一名人力三轮车夫。方治乾和哥哥方朋交由年逾六旬的祖父母照顾，在此期间，他和哥哥无时不刻不在想着爸爸，也想着妈妈，但没有办法，爸爸妈妈如镜中月，水中天，有，但总是看不清，摸不着。
“我能想起来最愉快的记忆里没有父母。”采访中，方治乾说，童年是他不愿多谈的话题，因为“总是很孤单”。
可母亲能怎么办呢，别家孩儿都是这么过。方治乾的家乡，河南罗山县有73万人，近九成是农村人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外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母亲在养家糊口和照顾孩子之间，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
小时候与母亲分离的场景，方治乾一直记得。母亲离开时，他和哥哥爬在地上抱着母亲的腿大哭不让母亲走，母亲是把腿别开，边跑边哭着离开的。
“我们老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就总说不好好学习就对不起他们，很少问我们怎么想。”方治乾说。在浙江打工的父母，除了十天左右一次的电话，几乎没有其他与孩子们交流的方式。在每次让他们既期盼又失落的几分钟左右的通话里，父母主要督促孩子好好学习。他们在成长中必经的每一种疼痛，无人问及，他们只能在没有父母的孤寂中自己面对自己的困境。甚至望眼欲穿，几年难得看到父母的踪影。
方治乾说，他最喜欢的，是过年放鞭炮时的味道。因为每到过年放鞭炮的时候，父母有可能回家，只因父母有可能回来，只因对父母团聚的揪心期盼，在常人眼里唯恐避之不及的刺鼻的硫磺味，在他的情感里竟变得格外珍贵起来。
而远在外地的父母却希望作为父母的威严能绵延千里依然有用，他们更期待孩子能感动于自己日夜的勤劳付出而自律自强。然而不在身边的父母在渐渐长大的孩子内心，却成了两个陌生人。
母亲谢奎娥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孩子跟她“不太亲”，但直到兄弟二人第一次到浙江过暑假，方治乾常把她误叫做“奶奶”，她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称职”。“可我能怎么办呢，别家孩儿都这么过啊。”谢奎娥说。方治乾的班主任王世海说，这个群体的孩子比较容易识别，“绝大多数学习刻苦，但不善交流，习惯沉默，没有县城里的孩子那么活泼自信。”
方治乾对自己的“不一样”则更加直白：“我想我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比如胆小，见了生人就躲，有问题也不想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哥哥就更内向了，现在学习压力大，他一下子长了很多白头发。”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环境的影响，在罗马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就在同龄人与美国总统******或是英国首相布朗愉快对话时，方治乾一次次鼓起勇气，想请教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怎样在做好工作的时候，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兼顾家庭”时，最终，他没有提出最想问的这个问题，哪怕他的英语没有障碍，能够与总理对答如流，但因为“心理上的障碍”还在，即使有了说话的最优环境，却还是不能适应过来。
因为“心理上的障碍”，男孩方治乾永远地失去了这次与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平等对话的机会。失去这次机会，也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
他一定为此懊恼过，因为当时若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女总理默克尔一定会给他有趣而满意的答案。
留守的疼痛是刻骨的。也正是想到了自己刻骨般孤寂的童年，在这次峰会上，年仅16岁、看上去有些腼腆的方治乾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与自己有关的问题，与中国农村2000万以上的孩子相关的问题。也勇敢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方治乾作为留守儿童中极少数的幸运者，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获得这样的机会帮助自己，可很多孩子却是在孤独地成长。
易凌和我有同感。
全国妇联2009年5月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目前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几乎是2006年的3倍，达到5800万。而14岁以下的儿童就超过4000万。日益突出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2006年由******牵头成立了应对该问题的专题工作组，保护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措施也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教育部门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扶持农民工子弟学校，并在中西部地区改建和修建了万余所农村寄宿学校，以确保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然而从我们的调查中看到的现状是，这些政策与行动仍然像一张撒不开的网，没有形成覆盖面。除一些地方组织积极主动地做出了一些尝试外，大部分地方因财力及功利政绩的考虑，所做的只是等待与观望。
我们认为，在对待留守儿童问题上，政府忽略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父母打工前的父母责任转移。在中国目前不可能实现政府接管的情况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只能由代管父母代管，由学校代管。由代管父母代管的，再也不能让孩子像物件一样被亲友相互踢皮球，应需履行一个责任手续，可由劳动部门增设一个表格，负责监督，父母打工外出前与代管父母一同填写，由代管父母肩负其父母的全部责任；由学校代管的，可由民政组织列入慈善事业考虑。我曾经数次走访调查过的湖南省湘阴县的黄金留守儿童托管中心模式，为儿童组建大家庭，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黄金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由县民政局拨款一部分，社会资助一部分。村级申报把关，将全县打工家庭父母中有特殊实际困难又没有其他合适监护人（父母中有一人残疾、犯罪、失踪、死亡等）的留守儿童优先集中到托管中心，让孩子们依托学校过大家庭生活，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辅导课余的活动与学习。目前，湘阴县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占地有1800多平方米，有食堂、宿舍、图书室、阅览室，还配备了汽模、航模活动室，有书法、舞蹈兴趣小组。现在托管中心已呈现四大特色，心理疏导、行为矫正、智力开发和综合素质培养。这里的生活老师每天为孩子发一个水果，晚上12点钟以后，还要起床为孩子们检查三四次被子。对有自闭倾向的孩子，生活老师先带孩子和自己睡，直到孩子有信心走进大寝室，和同学们交往。这里人性的关怀，让孩子们感觉像在父母身边一样。
政府忽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问题。在许多农村父母仍然需要以打工维持家庭生计与孩子教育的中国国情下，加强对留守孩子的父母的责任教育和学校心理辅导的职责仍然是政府的重中之重。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一般在初二初三的年纪，表现为自卑、过分敏感、不能跟其他人很好配合等，有的孩子还会掩饰情绪，只有通过细心交流才会发现。而许多父母和教师却对孩子的心理关注普遍疏忽，只关心文化考试成绩。对于大量的农村留守孩子，他们的伤痛是白天的月亮，看不见但仍在。
如方治乾所说，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的一部分，政府应“确保学校获得资金用于心理咨询以保护学生的心理健康”。目前忽视孩子情感需求，重考不重教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对此，我在访谈中力荐政府在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项目中增加家庭教育指导内容，鼓励他们积极并科学地同孩子沟通，与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建议学校自小学高年级开始增设心理课程，配备专门的心理教师，及时疏导孩子的心理障碍；建议政府完善留守儿童托管教育体制，推广“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等。
德育主任让学生放下砍刀的秘密
这是我在学校的走访调查过程中最受感动的一个故事。
湖南省岳阳市有这样一个男孩。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有过约定，孩子读小学期间，一切教育归母亲负责，孩子读中学期间，一切教育归父亲接管。按照这个约定，孩子在小学阶段，常有这样那样的题目不会做，母亲细心辅导孩子到深夜，生活中出现了小问题，母亲总是以温和的言语感化他，以自己的行动帮助他，甚至闯下了祸，母亲依然对孩子充满关爱，带着孩子一同处理他惹下的一些棘手的麻烦。可以说，在最重要的小学阶段，孩子享受到了母亲最细致、温暖的家庭教育与照顾，学习成绩与其他方面的发展还算均衡。
然而进入初中后，孩子的教育转归父亲管，情况发生了逆转。令孩子最不能忍受的是，父亲的教育方式常常是棍棒加身。稍有不对，或许是父亲认为不对的，孩子就要遭受皮肉之苦。有时甚至还不得不屈打成招。当孩子几次把求助的目光看向母亲，这时的母亲已经与父亲保持默契。
孩子当然不知道父母曾有过的约定。与父母缺乏正常沟通，积怨便长期堆积于心。在家里得不到想要的温暖，正处在叛逆期的他，开始把眼光投向校园和社会，以父亲言传身教给他的方式回报父亲的残忍。在学校，孩子专与成绩不好，喜欢打架闹事的同学在一块儿疯，找小同学要东西吃，想办法欺侮小同学，一句话不合，就挑起事端打架。一年时间不到，他带着一班同学拉帮结派，与外班、外校学生打群架10余次。学校屡次将他叫到德育处教育，他如耳边风。暴怒的父亲每从德育处回家，就死命地揍他一次。
直到后来，他带着一帮同学手执砍刀与外校生发生群殴出了事，他的父母最后一次被班主任叫到学校，领回了他，母亲才开始插手父亲的教育方式。
疼在心里的母亲不再顾及与父亲的约定，来到几所偏僻的农村中学说尽了好话替孩子求情，希望有学校能接纳孩子，给孩子一个新环境能继续学习生活。可谁知孩子打架闹事名声太大，好话说尽，几个学校都不敢要。
在最后一个学校——华容县万庾中学，绝望的母亲不由得坐在一楼的德育处门前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