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警察局，苏青没有回家，她想去杂志社再写一篇稿子，杂志来不及，就发在明天的报纸上。她在桌前坐了两个小时，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因为她明白，就算稿子写得妙笔生花，也不会改变詹周氏的命运。
她给张爱玲打电话，约她出来坐坐。这让张爱玲为难，她说她在写《十八春》的那个长篇，刚刚知道怎么写，她怕一出来，又要重新构思几天了。听到苏青语气低落，她问苏青怎么了。
“詹周氏明天就要判决了，是死刑。”
“就是杀丈夫那个吗，那你为什么难过？”
“你一直没关心这个吗？”
“我只是知道这场争论，死刑还是终身监禁，但我无所谓，我没态度。”
“一个事情发生了，你能做到没态度？”
电话那边停了好久，在想怎么跟她解释。“就像写小说，把它如实描绘下来，我可能会有倾向，类似于同情，但我真的没态度。你知道，我不是左拉或罗曼·罗兰那类作家。”
“你可以做那样的作家。”
“像鲁迅那么操心，搞得自己一本书也写不出来吗？”
“好吧，你是托尔斯泰。”
苏青笑了，挂掉电话她又打给一个人，接通后她就后悔了。那边是胡兰成，听到苏青有点不对劲，问要不要找个地方喝点什么。地点定在静安，离他俩都不算远。苏青要血腥玛丽，由于口渴，一口气干掉头一杯，喝到第二杯的时候，苏青说起詹周氏，事实上她都没机会去提篮桥探视过她，但说不上来，死刑为什么会让她很难过。
“说真的，我们能不能改变世界，让上海变得更美好？”
胡兰成沉默，苏青也觉得自己格局太小了，胡兰成干什么的，以前给汪精卫写稿子，新总统上任前都得跟他拉拉关系。苏青又要一杯，喝得太快有点晕了，想从吧台上下来，找个舒服点的卡座。胡兰成搀着她胳膊走下去，坐好之后胡兰成说：“现在局势不稳定，说好的三个月，八年还没拿下。老蒋随时可能回来，你知道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什么吗，我没有想我胡兰成什么下场，怎么个死法，我在想中国以后会什么样，会更好还是更坏。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想为改变这个世界尽一点力气，可有时候我们会错，我一直努力的事，没能让找个世界更好，到那时我们才发现，我们把力气用反了。”
苏青的确是喝多了，脑子要转好几个弯才能想明白胡兰成在说什么，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但好像是越来越喜欢这个男人了，他太强大了，在他身上总能找到一种力量来治愈她阶段性的虚弱。
结账之后他们站在街边叫车，这时候她都不知道是一辆还是两辆，第一辆车停在他们面前，他为她开车门，她坐到后排里侧，胡兰成也弯腰探进车内，说：“对了，我忘记说了，我要和张小姐结婚了。”
“哪个张小姐？”苏青皱了皱眉，想到是谁了。“可是，你妻子不是刚给你生了个女儿吗？”
“所以我上个月离婚了。”
苏青冷笑，摇了摇头，嘴里念叨着：“真是禽兽。”
胡兰成还是对她笑了笑，感谢她介绍张爱玲与他相识，最后退出车内，礼貌地帮她关上了车门。
17
薛至武后来想想，当时应该明确回答那个问题，一般来说，从死刑到执行是十五天到二十天。奇怪的是，两次詹周氏都没死成，头一次是七月十八日，清晨小雨，像是与世界告别的日子，可上面突然要求调走所有的警力，全城巡逻戒严。于是行刑推迟二十天，于八月六日的晌午执行。
五号的晚上詹周氏吃了一顿不错的上路饭。到六号九点十五，东京时间的八点十五分，日本出事了，美军在广岛投放了蘑菇云一般的炸弹。所有的警察进入戒备状态，包括行刑队，眼下有比枪毙几个犯人更大的事儿等着他们。
晚上通知下来了，日本拒绝投降，周佛海要求提篮桥先处置******，刑事犯人暂时搁置。行刑队马不停蹄，平均每二十分钟便往刑场拉一名犯人，枪决，掩埋，再进入提篮桥提下一个******。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郊区爆炸了，时间紧迫，行刑队连刑场都不去了，直接在提篮桥打开牢房大门，对着犯人的额头就是一枪。
这段时间薛至武一直抱病在家，他知道老蒋会回来，日本人不会带他走，事实上他们连和服女人都无法带走了。每多杀一个犯人，日后都会多一份罪责。他在思考怎么活命，有一种预感，詹周氏都会比他活得久。
还好，最终日期定为八月十五日，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他那天上午出门，想去提篮桥看看，老蒋的人差不多都杀光了，一千多人，在监狱西北角拢起一个火堆，专门火化临时处决的尸体。在那一天詹周氏终于害怕了，自杀的时候她一心想死，可别人要杀的时候，她坐在那里两腿发抖。
这回没上路饭，监狱已经乱成一团，狱警的伙食都难以供应。以前的那些厨子们不是辞职就是告假，他们只是养家糊口，日后万一上纲上线怕是命都没了。副典狱长带人将詹周氏和小宁波押在前面，薛至武跟在后面，鞋跟一下一下地敲打在监狱的长廊上。他依旧带个手电筒，像那天走进来一般，在无窗的长廊里忽明忽暗。
走到行刑地点，副典狱长先将小宁波绑在柱子上。所谓行刑队也没几个人了，树倒猢狲散，六人的行刑队，现在还剩三个。副典狱长一声令下，端枪上膛。不知是残忍还是人性，民国时的枪决需三人瞄准头部，三人瞄准心脏，保证犯人第一时间无痛苦死亡。副典狱长喊“预备”时，小宁波绑在柱子上尿了裤子，哭着喊着说，你要保我的，你个王八蛋！
砰！三个人开枪却只有一声枪响，因为身子绑起来了，小宁波向前倒不下去，最终脑袋耷拉着站着死在柱子上。下一个是詹周氏，还好没吓尿。薛至武可不想看到这一幕，尤其是长相还不错的女人。三个人退枪换弹，薛至武有几句话要对詹周氏说，背对着三个枪口走到詹周氏身前，凑在她耳边说：“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詹周氏看着他摇头，那眼神，真像是告别，居然没有恨。
“说出来别怕，我副局长的位子也坐不久了，没时间抓他，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詹周氏眼神发直，盯着电线杆上的喇叭，这眼神在法庭上也曾经有过，直到薛至武把她叫回来，又问一次到底是谁。
詹周氏张了几次嘴，决定说出来：“你调查过这个人，怀疑过他，他是……”
话没说完，喇叭响起警报声，不大会是空袭，上海已八年无战事。警报过后冒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各级单位注意，各级单位注意，日本天皇已于今日正午一点零五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中文报了两遍，之后是天皇接受投降的日语原声，薛至武当然听不懂，但他知道那语气有多沮丧，仿佛失败者的遗嘱，他长吸一口气，仰头望了望天空，等转回身时三杆长枪全都垂下来，指向沾满血迹的水泥地上。薛至武，你生命中最风光的时刻结束了。
18
审判自上而下，一车一车地拉人，一批一批地审，轮到上海警察局这一块，已经是入冬时分。没人当他律师，烫手山芋，律师们避之不及，不愿跟汉奸、卖国贼有一点关系。听说东京也要大审判了，东条英机一枪没打准，还要被美国人救起来，等着上绞刑架。薛至武没自杀的念头，他就一警察，国民党来了他抓犯人，日本人来了他也是抓犯人，怎么加罪也不至于判他死刑。
开庭那天被告席上站满了同僚，该来的都来了，就好像上海警察局迟来的年会。没律师，每个人都自我辩护无罪。但是说实话，日本人在这儿八年，上海哪个警察手上没沾过军统中统的血？十五年的，二十年的，还有两个周佛海的刽子手直接判了死刑。轮到薛至武自我陈述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还是那三个字：“我没罪。”
现场也没什么反应，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早习惯了。薛至武继续讲：“我是戴局长安插在周佛海身边的卧底。”
这句话引起了骚动，法官敲了敲小槌子，示意现场安静后，问道：“是戴笠局长吗？”
“是的。”
“虽然你在牢里，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戴笠局长上个星期飞机失事了。”
薛至武倒抽一口气，一副茫然失措的样子看着法官说：“我不知道。”
“除了戴局长之外，还有谁可以证明你的卧底身份？”
“蒋委员长，”薛至武说，“戴局长告诉我，如果他有什么不测，蒋委员长会有我的真实身份。”
法官盯了薛至武许久，他不敢怠慢，既不能轻易判被告死刑，错杀有功之臣，又不能将报告发到委员长那里，让自己闹出笑话。他右手举槌敲下去，宣布休庭，择日审判。
从此以后便再没开庭过，当然，他不会见到蒋委员长，没人知道此人真假，狱警也不敢找他麻烦，将他如软禁一般押在提篮桥。薛至武一直坐牢到民国三十八年。他一直想去女监看看，像一块心病。民国三十七年的除夕，提篮桥搞过一次文艺晚会，台上唱唱跳跳，薛至武没半点心思，两个多小时一直抻着脖子往前排的女区张望。他好像看到了詹周氏，回头同后面说了两句话。他不确定是她，她早该死了，可他又觉得她死不了，三次行刑未中一颗子弹，永生之神庇护在她头顶。之后他就盯着那女人的后脑勺，然而她再没有回过头。薛至武在想，那会是她吗，哪怕她多回几次头，他能确定吗？三年过去了，他忘记她的脸了，也许他记得的只是那一画面，手电筒从旗袍一路向上，最后定在她略微翘起的嘴唇上。
19
连苏青的日子都不好过，先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离婚，苏青在报纸上读到张爱玲写给逃到武汉去的胡兰成一封公开诀别信。这让她难过挺长时间，尽管不那么情愿，多少她也算是媒婆，更多的是心疼张爱玲，要么是她不再爱胡兰成，要么是被谈话了，不得不与汪精卫的主笔划清界限。有几次苏青拿起电话，想去看看寡居的姐妹。可她不知道怎么面对，有次聚会的时候听朋友聊起了她，张爱玲那年写了两部卖座电影，《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一分钱都没留，两部电影的编剧费连同那封诀别信，全都寄给了胡兰成。真是傻姑娘。那晚苏青一个人喝了好多酒，转念一想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胡兰成当年要求她介绍张爱玲，她又为什么无法拒绝，还不是怕惹怒他，永远失去这个男人。
更糟糕的事情是，将她与政治挂钩。爱国委员会在汪伪时期的报纸翻到《结婚十年》的一篇短评，充满赞誉之词，这本没什么，不幸的是，这篇短评的作者署名为周佛海。顺藤摸瓜，他们查到苏青曾经被邀，两次成为周佛海的座上宾。于是他们带她到局里谈话，一天一夜不让她回家。他们认定有些罪行是一戳即破的，比如苏青一定是周佛海的情妇，周佛海也一定跟苏青征求过卖国的计划。
车轱辘话正问反问，将近二十四小时还没取得口供的爱国委员会，开始在大仁大义上对她宣判：“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拒绝汉奸周佛海的邀请。”
“为什么？他那时不是汉奸，是上海市长，你让我拒绝上海市长的邀请？”
“他是日本人扶持起来的，你是作家，你应该明白，这就是汉奸。”
“那你们还是美国人扶持起来的，****是苏联人扶持起来的，无非就是你们胜了，他们败了，我就是一个女人，写小情小爱的一个女作家，不管你们哪一个做上海市长邀请我，对我来说都是荣幸之至，我考虑不到你们想的那么大，吃一顿晚饭是爱国还是卖国？”
离开爱国委员会是早上六点钟，她想起在胡兰成家的最后一晚，也是这个时间，天刚蒙蒙亮。张爱玲与胡兰成一夜定终身，可是我们曾坚信的终身，最终也成了终身之恨。看着日出她想念张爱玲，想到要哭出来，睫毛沾着清晨的露珠就大片大片地掉起了眼泪。
这次她没打电话，直接去敲张爱玲的门，开门的是她姑姑，说爱玲在睡觉。她求姑姑告知一声，说苏青在外面。姑姑关她在外进去询问，苏青在台阶上冻得直跺脚。过了一阵儿姑姑出来说，爱玲昨日受了风寒，此时见面怕将苏小姐传染。苏青愕然站在原地，确定无疑，她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就要与她疏远了。
冬日漫长而寒冷，她的第三本书终于写完了。关于詹周氏的一生，关于中国女人的一生。将近一年，她前后去了提篮桥十几次，除了杀夫案不谈，詹周氏跟她无话不说。她从自幼父母双亡讲起，随苏北姨妈家来到上海，因无力抚养，将她送到周家做丫鬟。那年她九岁，詹云影十四岁，在周家的厨房打杂。直到十六岁老爷把她许给詹云影时，她还对这个未来的丈夫没任何印象，可是她没法拒绝，她不能再赖在老爷家里吃闲饭。詹周氏说，她不是没提过离婚，哪怕出去饿死，也不想在他身边受罪。詹云影也并非不答应，他说，等你找到姘头，我就把你休了。她问苏青，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戴上绿帽子才同意离婚？
“因为你是老爷许给他的，”苏青说，“只有这样，他回周家才能说，是你有姘头，不是他詹云影辜负老爷。”
这本书在元旦前交稿，编辑一改之前的催稿态度，一直到春节都没回复她。正月初五她约编辑吃饭，她问写得怎么样，如果哪里不妥，她可以修改。
“我还没有读。”编辑低着头夹菜，似乎回避她目光。“现在是新时代新气象，你的书没法出版。”
“酱园弄是去年发生的事情，也能算陈旧吗？”
“不是题材，是你，你是汪伪时期红起来的作家。”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也被连累了，我们一起往前走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