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走着看吧。正月十五城隍庙灯会，那些一闪一闪的赤炎光芒，感动得她一阵一阵地想哭。二月二她去烫了个鬈发，然后依然待在家里，一个月没有出门社交。到春天她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面写道：“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尚佳，也一直将我当姐妹对待，只是当我得知真相之时，仍无法说服自己，你是无心之过，或是你有何种难言之隐。理智告诉我，你日后的隐瞒只是避免你我二人出现不堪，可我越发觉得我如此可笑，只是在你与兰成的游戏中扮演一个痴情的小丑。就此别过，勿念，心安。”
她认识这字迹，苏青的《杂志》发过张爱玲的稿子。这一次她没能哭出来，可与悲伤媲美的内疚。她怕自己会再读一遍，第一时间用火机将信烧了。所有的幸福、放肆、痛苦、骄傲、怀念，最后都会连同躯体殊途同归。差不多可以了，她三十二岁了，她应该就此衰老下去了。
20
有时候会出门，离家五百米，不需要拐杖，在花园的长椅上手持诗集晒太阳，读一组诗，一首诗，一行诗，连字义都忘记，只是觉得这些字组合在一起，上下排列起来真美。头两个月还在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就餐，到后来她要算笔经济账了。没有版税，新书的出版遥遥无期，她要去市场买菜试着烧饭。那么难吃，但可以让她越来越瘦，离死亡越来越近。慢慢地她已不在乎买到什么，市场的菜名与价格如诗一般排列，两斤四十，三斤五十，多奇妙的逻辑与组合。
盛夏的一天晚上她仿佛把全上海的西红柿都拎回来了，没别的原因，在两斤四十、三斤五十的下面写着，一百全收。快到家时她看见一个年轻男人挡在门前，她从他身后绕过去，用钥匙打开门，转身面对着他后退进屋，将门关上。大概过了十秒她又打开门，探出头问：“你找谁？”
这么热的天还穿着一身西服，年轻男人用手背抹抹额头上的汗，有些结巴地说：“我找苏、苏、苏、苏小姐。”
年轻人叫施施施拜休，是个律律律师。苏青眨着眼端详他好久也想不明白，口吃这般严重之人，是怎么当上律师的。大概十年前他去美国游学，二十出头的样子，四年的法学院还未结业，上海沦陷。之后一等就是八年，从风华正茂的少年，熬成一个形单影只的中年人。他连娶妻生子的本事都没有，一身学问在美国却无以为生，他说，那里的华人不打打打官司，犯什么事儿就认认认栽，美国人更不会会会找他这张中国脸做律师，只等着抗战胜利，好回到上海大展拳脚。
苏青歪着脑袋问他：“你在美国怎么考下来的律师证？”
施拜休解释了半天，美国人讲究三权分立，法律也是如此，检察院、法院和律师协会，谁也管不了谁，只要他刻苦，不需要像在中国那样托人找关系，就有机会取得律师资格。
“只有笔试，对吗？不需要面试？”
“有的，我打打打官司的时候，不不不结巴。”
苏青笑了，问他：“你打过官司吗？”
“没没没有，但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法庭上不会结结结结巴。”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律师事务所不到半年面临倒闭，没客户找他，他就试着自己掏钱找客户，头几单不为赚钱只为吆喝，最好是那种板上钉钉的死案，有些端倪也可以推翻，如果社会影响力再大一点，在上海尽人皆知，就再理想不过了。酱园弄杀夫案是他心中的完美命案，詹周氏还有一次上诉机会，帮凶又被枪决，口供是否真实可信，又是汪伪时期受理的案子，好多空子可以钻，值得重新推敲。
“起码，当年判她死死死死刑的那帮人，”他说，“现在都是汉奸罪坐坐坐牢呢。”
顺着这些材料他看到了苏青这个名字，他长期在国外，不知道《结婚十年》这本书有这么畅销。他需要她的帮忙，需要她跟他在一起，扫除他将在中国面临的人际障碍。
“怎么做呢？”苏青问，“凶手是詹周氏，确定无疑，你有什么本事，能让她无罪释放？”
“不一定释放，哪哪哪怕是死刑改为无期，也是成成成功的。”
苏青盯着他，点起她的长杆烟，慢悠悠地说：“我不管你何种目的，我也不关心你的律师事务所，倒闭也好，飞黄腾达也好，你要我帮你只有一个前提，你要保证，不能让詹周氏死。”
21
施拜休无名无分，去了两次提篮桥也没能见到詹周氏。事实上苏青也无能为力，与詹周氏非亲非故。她写了一封长信，将一年多力挺詹周氏的文章做成简报附在里面，托熟人带给詹周氏。第二个星期那边给了回音，要求见到苏青女士。
这是苏青第二次来提篮桥，头一次是民国三十二年，去牢里探望胡兰成，写信给汪精卫说情，求总统释放胡兰成。大半年她都在想，如果当时胡兰成娶了她，或是自己阴差阳错嫁了他，她现在会过得怎样，在哪里，会不会像张爱玲一样，连新书的序言都要向读者向政府道歉。
探视时间是下午两点，苏青和施拜休到早了一些。狱警破例让他们去探监室等待，非常时期，大把大把的汉奸等着拉刑场，杀人犯已经是小罪，用不着十分戒备。苏青一进去就注意到了从头顶射来的一缕阳光，差不多四十公分见方的铁栏窗，硕大的太阳要好不容易才能从外面挤进来，在房间里形成一道沾满灰尘的射线。苏青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头也不回地问施拜休：“她还会被枪毙吗？”
“不管政府姓汪还是姓蒋，中华民国的刑法没没没变。”
“那什么时候枪毙？”
一切都取决于最高法院复核下来的日期，施拜休告诉她，可能今晚就会被枪决，也可能在里面待十年二十年，老死在监狱里，都没等到行刑通知。
“他们复核的逻辑是什么？”
“没法说，什么原因都都都有，可能今年枪毙太多了，就等明年再说，可能监狱不够住了，赶紧上上上路腾地方。”他说，“我也着急，一旦申诉成功，这期间不管最后怎么判，但是诉讼期间，她算是未决犯人，不会被拉拉拉走。”
“未决犯人？未被枪决的意思？”
“不是，是未被被被判决的犯人。”施拜休告诉她，按照计划他打算十一月上诉。
“现在才八月，”苏青问，“为什么要那么久？”
“因为我要赢，我输不起了。”
“那如果这几个月，詹周氏被毙了怎么办？你连赢的机会都没有。”
“但至少我没输，我可以再找别的案子，我还有赢的机会。”
苏青瞪大眼睛，咽了口唾沫。外面传来脚步声，詹周氏戴着脚铐进来了。直到今天苏青才第一次见到这个瘦弱女子。狱警将她带到对面的座位上，詹周氏没有第一时间坐下，而是向苏青鞠了个躬。
“我认识你。”她说，“以前有人跟我读过你为我写的文章。我早就知道，有个叫苏青的女士一直在外面帮我。”
“我是帮过你，可我什么都没帮成。”
“那我也要谢谢你。你知道吗，去年上刑场前，狱警问我还有什么心愿，或是想说的话，我当时说没有，其实我的心里想说的是，我想见你一面，当面谢谢你和那些帮过我的人。我要是识字就好，起码死之前还能给你写封信。”
“真好，你还活着。”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因为我不想你死。”
苏青说完扭过头去，在包里掏出香烟，找了半天才想起来，火柴在进门的时候就被狱警收走了。她咬着过滤嘴，空吸一口空气，之后长吐出来。施拜休则打开本子，里面写着备好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都留了七八行的空白，仿佛詹周氏可以对他的提问长篇大论一般。
三人一时有点无话可说，施拜休赶紧翻着问题，挑一个重要的问：“詹詹詹女士，请问你当时的律师是是是谁？”
詹周氏有些诧异，转头问苏青：“这是我的律师吗？”
苏青点点头，施拜休接过话回答：“我是否有资格当你的律师，取决于你。”见詹周氏没反对，他继续问之前的律师叫什么。
“一个老律师，我不知道叫什么，姓徐吧。”
施拜休在本子上写下来，问她最后一次见到徐律师是什么时候。
“没有最后一次，我只见过他一次，在法庭上。”
“开庭之前他没有来过？”
“没有，就是上了法庭，我才知道我还有个律师。”
“是法院委托的律师。”苏青补充道。
“不管是是是谁委托的，他也是拿拿拿了法院的钱的！他应该有起码的操操，操守！”
听施拜休讲话很有趣，明明很愤怒，可是最后几个字一结巴，又多少有些可笑。
“可能这是一个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结果的案子吧？”苏青说。
“如果是这样，”他摇着头，“为什么还要接呢？”
说完低下头看着本子上的问题，很多可以查到，多问詹周氏一遍，也没什么用，他合上本子，只想问最重要的那个问题：“詹周氏，你在这里自杀过，是是是吗？”
詹周氏点点头。
“那么我问你，你现在还想死吗？”
“我想活。”
“等我几个月，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活活活下去。”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呢？”
“我刚才说了，”苏青讲，“我们不想让你死。”
“我活下来，对你们也没好处，你们为什么还要帮我呢？不是这样的，你们跟我认识的人不一样，以前大块头在酱园弄几天打我一回，有的时候打到夜里，吵得邻居们都睡不好觉，你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他们盼着我哪天被大块头打死，那样世界就清静了。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可是你们，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帮我呢？”
从提篮桥出来，两个人一路不说话。一直开进市区，施拜休建议找个地方喝点什么，苏青望着他，一脸茫然，这时她才意识到，原来她早就戒酒了，说不上从哪天开始，她差不多一年没碰过酒了。那就吃点什么，可惜也没胃口，下午的探视让她有些难受。她干脆让施拜休直接送她回家。车停在门口，苏青摸着门把手，想最后跟他讲几句：“你也没帮她，你和他们一样，你在做你的事，只是碰巧在帮她。要是她死了，你再去帮别人。你想翻身，总要找个人帮的。”
施拜休拉开车窗，让晚风吹进来，把头探出窗外盘算了一会儿，钻回车内欲言又止。苏青对他摇着头，又冲他笑笑，打开车门说：“谢谢你送我回家。”
22
整个八月施拜休都往返于法院与巨鹿路的住宅的路上，那天分开以后，他决定立即上诉，不再拖延，用前途去打赌。本来是想瞒着苏青的，待拿到上诉书再去找她，证明给她看。只是几趟法院跑下来，一点头绪都没有。他找法院，法院推给检察院，他找检察院，检察院又说汪伪时期的检察院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机构，况且那时期的大多数检察长，不是降职就是坐牢，擦屁股的事儿他们可不想管。然后他又回到法院，挨个儿房间敲法官的门，过完整幢楼时，他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这不是上海，所有人都有西南口音，就算不是陪都重庆，也是成都昆明那一带的。日据八年，江南都没几个干净的法官了，坐在大厅他冒出了个结论，这是个被摧毁后正在重建的时代。照这个逻辑，他施拜休将成为民国法制最需要的新生代，自我慰藉一番，他一下子又充满了动力。
只是充满动力地坐在那儿等，他做不了什么。通常他拦住一个法官，刚说上几句，就被挥挥手，说写一封书面报告交上来，回去等消息。没人愿意跟他聊，没人在乎过去的几年，上海发生了什么，就好像是两个朝代，崇祯年间的事情，顺治才不关心。
他看看时间，下午两点半，他决定等到五点法院下班，还有两个半小时。大堂的北窗正对着一座工厂的食堂，一股股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在空中逐渐变淡。人生难得有两个小时的放空，未来不敢想，他自己这三十多年，从中国出去，滞留在美国，抗战后归来，通通过了一遍。然后他激动地站了起来，对着窗外的炊烟问自己：“施拜休，你学法律，当律师，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些，吃饱饭，住好房，找一个好太太，做一个中产阶级，但这都是后来的欲望，最早立志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不然哪个行业发财干哪个好了。民国十几年，百废待兴，他可是想着改变国家。真是的，年纪大了就将家庭、婚姻、幸福视为男人的责任感，反倒失去了少年时的磊落气概。
不是小情小爱，不是功成名就，他推开窗户，使劲挥了一下拳头，大口呼吸着上海的空气。
五点差一刻，第一个法官从电梯出来，准备离开。施拜休认识他，他姓于，也是从重庆调过来的。施拜休装好文件追上他，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
“你是律师？”于法官停下来，狐疑地看着他。
“是是是的。”施拜休抓紧时间陈述这个案子，可是由于口吃语速跟不上，最后一着急说出可能让他感兴趣的那句话：“这是日伪时期上海三大奇案之之之一。”
于法官看看门口，挥手让外面的司机等一下，转身问：“奇在哪里呢？”
“奇在杀夫这件事，所引起的社社社会轰动。”
“现代版潘金莲？”于法官自言自语，低头看眼手表说，“我不是不接，从法官到检察长，没一个亲历一审，连你这律师都是新的，重新审理耗时耗力，这是在浪费国民政府的钱啊。”
“律师！徐律师！他他他是亲历者。”
“那就叫他申诉，叫他提供材料。”于法官说完就向门口赶去，推大门的时候他回头问施拜休：“年轻人，你怎么选的律师这一行呢？”
“啊？”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找到徐律师不难，卷宗上写他叫徐沛东，祖籍浙江丽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今年六十三岁，应该是儿孙满堂的年纪，光复以后就退离这行，在家养老赋闲。第一次拜访并不顺利，管家将施拜休领进去，听到他的身份就连连摆手推辞：“我不接案子，老了，干不动了。”
“不不，不是接案子，是您您过去的案子。”
“谁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就清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