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乎那个，她们过得好坏跟我无关，杀了人，或者是被人杀，花钱请我打官司就好了。记住，律师是冷血动物，上来就这么感性的东西，你走不远。”
“那您在乎的是什么？”
“你看看这宅子，这池塘，这些文物，这些都是我干了几十年律师赚来的。我研读法律，倚仗这个打官司，让我请得起管家，请得起厨子，下面还有几个用人。我之所以接这个官司，是因为我觉得，法律带给我那么多，一辈子的衣食无忧，而现在应该是我回报法律的时候了。”
施拜休有些惊诧地望着他，雨似乎下起来了，偶尔有雨点打在脸上。徐沛东说：“但是我老了，见得到一审，见不到二审，死缓不能接受，不管詹周氏结果如何，你要上诉到，让全上海，让公检法都认定，我们的婚姻法错得有多么荒唐。”
28
1980年的苏青老是思念一些过去的老朋友。胡兰成已经死在日本，她想给张爱玲写信，苦于她在美国，无法寄出。这一年她已经六十四岁了，刚刚从芳华越剧团退休。到现在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为哪一个时代还债。最惨的时候，她在剧团守了十年的大门，上面传达编排郭沫若的《屈原》，剧团领导审查几次依然不够满意，这时剧团才不得不直面这样的窘况，全上海最有才华的女子正在收发室替他们看大门呢。她可以改善《屈原》，却无法改善自己的人生，每次彩排结束，她都要抱着《屈原》的打印稿，回到收发室继续改编。
上个月她刚刚和人换了房子，住了半个世纪的老屋，由于她政治背景有问题，又是个有作风问题嫌疑的离异女人，没人瞧得起她。邻居习惯性地在她门前堆放垃圾。有一次她终于忍受不了了，她提醒这些邻居：“解放前这里都是我的家！你们住进来也就算了，为何天天还要针对于我！”
她没说服任何人，每天一开门，除了满地的垃圾，门口从此多了一摊又一摊的脏水。在给朋友信中她写道：“每日痛苦生不如死，却又失于死的勇气。”
她小女儿在郊区给她联络了一户人家，远离市区，房间反而更小，思量许久她决定和女儿一起换过去。新房地处荒郊野岭，夜晚的时候风声鹤唳，第二个星期她终于习惯这里的荒凉与清静。那时候她才意识到，她早已不在上海，上海的荣辱都将成为她最后的记忆。
这一年十月家里头一次来了客人，先是门口停了一辆“红旗”车，客人一副干部装扮从车上下来，穿着一套系扣到顶的中山装，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头发也基本掉光。隔着门苏青瞅了半天也想不起在哪见过，直到他讲出第一句话：“是苏苏苏青女士吗？”
施拜休从北京过来，说是回上海探亲，其实他早在民国时期就父母双亡了。他去老宅找过苏青，没想到她真“住”在那里，以前一个人的房子，现在变成四五户人家合住，新换的那个人家告诉他这个地址，才叫上海法院派车把他送来。
“不然不愿动用公车。”他说。
苏青问他现在在做什么，弄得这么大发。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卷宗，在那些已经被判死刑的案子上写上“核”字，或是不写字。
“核就是同意死刑，七天内，我核准的这个人就要被枪毙了。要是不写字，就是打回去，等到明年或者下一批再说。”
“你以前跟我说过这个，没想到，你现在就做了这一行。”
“我们分红案和白案，红案子是杀人越货，那是一定死的，写上核。为难的是那些白案，反革命，通奸，巨额的投机倒把，甚至贩毒走私，我们每天都在讨论，这些人该不该死。”
苏青留他吃饭，可是家里也没什么，下一碗面条，炒一盘鸡蛋浇在上面。还好有些酒，可以慢慢小酌。月色上来，施拜休说出了心中的困惑，他说这次是回来探亲，其实已无亲可探，他只是想回来静一静，想一想自己还做不做法官，要不要抱病退休。
“还记得詹周氏吗？”他问。
“笑话，不记得她，我就不记得你了。”
两个笑了，苏青建议碰杯，小饮一口后，施拜休说：“我当时跟徐律师讲，酱园弄杀夫案是可以推进婚姻法的案子，我当时没当真，我是为了我自己，想要说服他。但是他认真了，临死前嘱托我，把这个事做下去。我呼吁了三十年，去年我们终于推行了，新的婚姻法，女人可以申请离婚。”
“我以为早该有了。”
“对啊，我们都这么想，什么年代了，可是你知道吗，女人主动起诉离婚，被法院同意，仅仅一年的时间，全国有两万起——男人将妻子也好，前妻也好——杀死的案例。”
苏青被这个数字惊到了，有些失神地看着酒杯。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一年净核这些杀妻案，要是没出这个法律，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我想休假一阵儿，好好想想，我们三十多年前就在呼吁的事情，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
29
倒是詹周氏后来结婚了，从大丰农场释放后，组织给她物色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两人说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结婚成了实用主义的互补。从前几年开始她就搬进孤儿院居住。她一辈子无儿无女，忽然又拥有了这么多孩子。有时候，阳光明媚心情爽朗的日子，她会回想一下过去，要是她能生育的话，要是她给大块头生了一个孩子，他对她会不会好一些，会不会多一点家庭的责任心，不那么嗜赌？
有时候她会想起另一个人，那个永远查不到的帮凶。她有假想过跟那个人在一起会怎么样，比如他们那天藏尸成功了，顺利脱逃了，会不会幸福余生？也许他们逃不过战火，到处都在打仗开枪，也许他早就死在日本人手里，或是被哪一颗冷弹打死。
1980年有二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是正月十五，院长通知他们今天镇委书记会来看望阳光福利院的孤儿们。为此她带着孩子连干了三天的大扫除，又排练一出方阵欢迎仪式。那天一早，他们就在院前铺上了红毯，十点钟左右镇委书记莅临福利院，在欢迎欢迎的口号中，挥手笑着走过红毯。本来是顺利验收的一天，但詹周氏就是觉得不对劲，有个老司机，给镇委书记开车的，好像一直在车里盯着她。是不是太敏感了，因为自己的过往。那天来了三辆车，都是停在院前的路边，其他两辆都没问题，只有那一辆，把车窗摇开，好像还跑到副驾位上来辨认她。
对的，一定是辨认，过了正月她想，他一定认识她，上海的旧人，也许是酱园弄的某个邻居。她以为他会再来，她可不怕，虽然杀过人，可现在是光明正大，除了干儿子干女儿，谁都不用瞒，连她丈夫都知道，自己娶的这个女人，在旧社会不忍家暴，坐了那么些年牢，改造良好才出来的。
但他还是来了。那一年夏天，苏北最热的那几天。她带着孩子们在泳池玩水，他直奔大厅，坐在吊扇下面看着她做事，中间还抽了几支烟。
她不去理会，也没法抽身出来，直到把孩子们从泳池劝走，将他们哄睡午觉后，回到大厅，和他面对面坐着。两个人都不说话，吊扇的影子一下下打在他脸上。詹周氏记起他是谁了，那个薛局长，喜欢拿着手电筒的薛至武。完全变了样子，不只是变老了，身上再没一点光鲜的东西。他戴着前进帽，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衣服，脚底也不再是响彻提篮桥的皮鞋，只是一双军绿色的胶鞋。
他居然还没有死，她想。事实上连薛至武自己都想不通，自己怎么还不死，新中国成立，五六十年代毙了那么多人，政委也没找他谈话。也许是从1945年就一直在提篮桥坐牢的关系。他想如果国民党没抓他，继续做他的上海警察局局长，以这个官位他没机会去台湾，留下来就一定是死。可他是阶下囚，国民党的犯人，新中国成立后，好像敌人的犯人就不再是犯人一般，只是转到大丰，简单地进行几年劳改，就被分配到镇政府当司机。三十几年从宣统到北洋，从租界到汪伪，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王朝更迭，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明天的命运如何。慢慢地，他从薛局长变成了薛师傅。自然他永远讲不出那句话：在上海，我说了算。
他几乎都忘了，詹周氏的出现才提醒他，他不是一辈子都这么卑微。他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过来看看她，似乎通过她能看见自己不错的日子。
“我在提篮桥见过你一次，我后来也进去了。”他说，“五〇年我跟着来了大丰，我知道你肯定也在这儿，只是三十万上海人，就又过了三十年。”
“你一直在找我？”
他点点头，又拿出一支烟，说：“因为是个谜，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詹周氏眨着眼看他。
“你用不着怕，我现在就是个老司机。”他抽口烟说，“几十年我都在想这事儿，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分尸，就是，你为什么要分尸，你又拿不走，为什么要分？因为死的人不是大块头，是何惠贤，早在退房子的时候，你们就把他杀了，占了他全部家当。你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制造你杀了大块头的假象，计划那天晚上远走高飞，只是被楼下的瞎子发现了，计划乱了。”
“你想多了。”
“我没想多，大块头发现你俩有奸情，失手打死了他，你也没法报警，你是通奸罪，之后那几天，他想到了这个办法，看起来是把自己杀死，这样你这边也相当于离婚了，他死了，你也就自由了。也许怀揣罪恶，你们各跑各的，只是他跑了，你还在犹豫往哪里跑。”
“你真的想多了。”
薛至武搓着脸，有些不自信地：“难道死的人是大块头？而那个人，我一直在问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何惠贤？反正有一个是何惠贤！”
詹周氏笑了，不置可否，死的人是谁，杀的人又是谁，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意义了，其实她詹周氏也该死了，她自己都不明白，哪里来的力量，让她活得那般长久。
30
1995年9月8日，中国人的中秋节，远在加州的张爱玲在公寓死了一个星期，才被她的美国房东推门发现。老无所依，贫困交加，张爱玲晚年给朋友写信时曾抱怨贫穷，为了钱她什么都干，甚至五六十岁的年纪，还要去餐馆刷盘子。她的房东是再普通不过的美国老太太，推开门的一刻，她绝对不会想到，死在她房间里的这个中国老太太，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作家，没有之一，甚至不需要性别限制：最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中午，相当于多蹭一顿午饭才告辞。午饭过后她一直抓着我的手，仿佛生怕一松手就见不到我了。她问我，还见过别的人没有，比如帮过她的那个女作家，那个结巴律师。我说都没了，时间那么久，再没谁如您一般长寿，苏青女士于1982年死于上海郊区，施拜休在1985年死于心脏病，而那时他仍没有想好，他所推动的婚姻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他没能呼吸到二十一世纪自由的空气，薛至武于1981年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就葬在大丰农场。我没有他那么疯魔，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他墓前走走，告诉他，那个人是谁。
风和日丽，她想跟我出去走走，数字命名的农场大门她轻车熟路。在路上我发现头一天绕路了，走了一个马蹄，直接去汽车站的话，是不用经过田地的。
等车的时候她比我还要焦虑，时不时看车来的方向，希望迟些过来。直到站长吹了一声哨子，让大家准备好上车，她最后一次握住我的手。我说您保重身体，若有时间我还会再来看你。这是敷衍，她的时间不多了，我也不大会过来。
“你就只是来看看？”
“啊？”
“真的不是案子重审了？”
她问第二遍了，昨天离开的时候就问过我一遍。我挥手上车，大巴在大丰前后颠簸，半个小时后进入平稳高速，右侧的公里牌如年份一般，每四十秒上涨一个数字。我把窗帘拉上，有些明白了，也许她想说的是，如果案子再重审一次，她就会把真相讲出来。真是的，在逃的那个人，也早已只剩在天之灵了吧。
注 释
[1]. 蒋峰，作家，编剧。1983 年 6 月 17 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著有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为他准备的谋杀》《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淡蓝时光》以及短篇小说和散文数十篇，编剧电视剧《独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