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栋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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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穿过窗棂，光线里极其微小的尘埃浮动着，就像有着生命的律动。桌案上一只叫不出名的小虫子在爬行，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叫什么，在忙碌些什么，从我打开台灯到日光涌进窗户，一刻不停。窗外，垂柳细长的叶子在小风中翻转着，叶子的两面，向阳的一面墨绿，背阳的一面银白，翻转中反射出耀眼的光亮，就像孩子手里晃动着的镜片。碧绿如毯的草地上，有一群麻雀蹦蹦跳跳，就像潭中泛起的泡泡，一位大婶推着小推车，车内的小孩粉白如藕，这是上午九点，太阳还不暴烈，小推车的凉棚还没打起。几只小狗在追逐打滚。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手颤抖了。时光退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那个上午，语文课上的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下课这个题目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纪念孙武群君，纪念顾原成君，纪念王道远君，纪念张啸君，纪念王老二君，纪念牛老四君，当然，肯定说过纪念李春生君，纪念王志浩君。我们知道纪念的意思，但我们没有跟死亡联系起来，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真会写一篇纪念李春生君的文章，更没有想这么早。
2
大哥翻建老地方，打电话说你那些古董要不要，不要就扔了，占地方。我忙说留着，留着，我回去拿。大哥笑着说多少年都没动过，还宝贝一样。周末我回去了一趟。大哥所谓的古董主要是一个榆木箱子。看着榆木箱子，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述的亲切。箱子是母亲的陪嫁。我们那一带木头奇缺，结婚时女方家都兴陪一对箱子，漆成大红色，上面有黄漆画的富贵牡丹、报春蜡梅之类的图画。小学毕业，中学要去草鞋公社读，离家四十余里山路，要住校，就得一个箱子，把重要东西锁起来。所谓重要东西就是馍馍和炒面，至少要吃一周。家境贫寒的学生多，馍馍和炒面不锁起来就会被偷吃。母亲便给了我一个箱子。这箱子伴随我整整十年，至现在，又过去二十年，里面装的应该是些古董了。不过我想，除了课本和作业本，箱子里大概不会有别的东西。
箱子一直锁着，放在老屋的一个旮旯，从我考上大学就再没打开过，我的记忆中已没有了钥匙。我问大哥，大哥说你用的箱子问我找钥匙。我又翻腾着找，大哥拿来锤子，说找啥，砸了去，多少年了，有钥匙估摸也锈死打不开了。我不想砸了，翻转火柴盒大小的锁子，侧壁的漆被剐过，我笑了，这是一把我曾丢失钥匙的锁。一个疯疯癫癫的少年，丢钥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砸这样一把小锁当然容易了，可砸了还锁不锁，那时间哪有多余的钱买新锁。丢了钥匙我们自有办法，找出装弹簧的一侧，剐掉漆，封弹簧的铝铆钉露出来，用刀尖挑出铆钉，倒出铜珠和弹簧，刀刃插进锁孔一转，“吧嗒”一声锁就开了。再找一把长短宽窄一样的无用钥匙插入锁孔，将铜珠和弹簧依匙牙深浅装进去，拧转能开，再用铝丝砸封弹簧孔，就又是一把好锁了。我找了一把小刀，正如法炮制，爹掮着锹回来，扔过一串钥匙。这串钥匙足有一斤重，大大小小钥匙几十把，有些钥匙已没锁可用了，可他还带着。因为翻修老地方，大哥和爹在许多方面意见相左，比如时间，爹想推后两年，说人一辈子能盖几次房，急惶惶做啥，大哥不允。再如父亲说门窗用木头雕花的，可大哥要用塑钢的。凡此种种。光阴交到大哥手里，大哥就是家长，父亲便有了寄人篱下的感慨。两人正拗着一股劲，大哥当然不知道爹有钥匙。
打开箱子时我想该是蟫丝纵横，书虫惊遁，然而箱内干净整齐，课本、作业本码放整齐，连卷起来的角都拉展抚平，报纸、牛皮纸包着的书皮依然。我明白了，父亲经常翻看这些课本。父亲在农民扫盲夜校识了些字，能勉强读这些课本的。
从一年级到高中的课本竟还都在，尽管有些挼得已经很破旧了。我是个细详人，这是这些年人们对我的一致评价，当然，这与我们没书可读有关，那时候我们最快乐的三件事是开学、发新课本、看电影。而发新课本更让我们激动，因为课本是我们唯一的读物，不像跟我们同年纪的城里孩子，有《365夜》《童话大王》《少年科学》《少年文艺》《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选》这样的书可读。我从一年级课本开始一本本地翻阅起来，对于一个已入不惑之年的人来说，儿时的课本最是怀旧的。大哥嘿嘿笑着说还真是宝贝啊。
“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毛主席教导牢牢记，阶级斗争永不忘。”这是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册中的一课。“红小兵，地头坐，贫农大爷来上课。/资本家，狗地主，害咱穷人代代苦。/干革命，把枪拿，毛主席领导打天下。/红小兵，心里亮，阶级斗争永不忘。”这一课是《贫农大爷来上课》。那时忆苦思甜是一门很重要功课，请“贫农大爷”“上课”是经常性的，“贫农大爷”讲的都是熬活受罪的故事。现在想来，这不应该是语文课，而应该是政治课。那时候所有的课里都包含着政治因素，比如算术吧，就有算剥削账的题，一个长工给人扛活一年，地主打了多少粮食，长工分回多少粮食，然后求地主剥削了多少粮食。而但凡开批斗大会，学生也必须列队参加。
在箱底我翻出三张照片，因为是夹在一本作业本里，又压在一箱书下，照片没有发黄。照片背景是草鞋公社中学生锈的铁大门，一张是我、李春生、张啸、李生玉的合影，一张是我和李春生的合影，一张是李春生的单人照。照片是普通的四寸大小，四边被裁成波浪式的花牙。两张合影上方均有一行字，写着名字和日期，这是那时候流行的风格。两张合影照上李春生面带微笑，单人照上李春生表情坚毅冷峻。他有一头密而长的头发，且向左边梳着。这一点与众不同，那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梳三七头，头发都是向右梳的。单人照正面能看出背面有字，翻过来看，是那时候十分流行的两句诗，或者说是格言、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诗句是竖写的，低诗句两字有一破折号，写着与王志浩君共勉，李春生，1980年8月25日。王志浩就是我。不可否认，李春生是我们几个中字写得最好的，潇洒中透着钢劲。这当然与他父亲有关。他父亲读过私塾，那时候村子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标语都出自他手。
记忆会篡改历史，但照片会复原过去。光阴如白驹过隙，一晃竟过去了三十年，倘若不是翻出这张合影，我的记忆中是不会有这张照片的。端详照片，过去浮现。
8月25日，对于我们是一个正常的日子，这是草鞋公社中学一年一度开学的日子。可1980年的8月25日，对于我们是一个非正常的日子，这是我们第一个复读年开学的日子。吃过早饭，父亲拉出家里的灰驴备鞍子。给灰驴勒肚带时，父亲一只脚蹬在鞍子上，两只手使劲往紧拉肚带，灰驴都给他扯得趔趄着几乎倒地。四十多里地，翻沟越岭的，肚带勒不死，在颠簸中会转鞍，驮着的东西会掉落，因此要将鞍子和驴身尽量勒成一体。
爹勒紧了肚带，李春生掮着一袋黄米，他爹提着铺盖卷进了院子。春生爹说来，吃烟，让他们两个弄毬去，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得弄毬这些事。这话自然饱含着激励鞭策我们的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历了一次名落孙山，他们当然会抓住时机对我们旁敲侧击。
他们蹴在一边吃烟，我和李春生往驴背上搭黄米和铺盖卷。铺盖卷轻，把握好绳子长短适度勒成驮子往上一搭就行了。可两袋黄米每袋120斤要扎成驮，在一路的颠簸中不掉落，是不容易的。我们把米袋袋口扎捆在一起，觉得很扎实了才搭上驴背。父亲说拉着驴在院里走两圈。我就拉着驴在院里走，两袋米就像吊着的两个沙袋，而米袋又是塑料编织的尿素袋，很滑溜，越吊越长，最后垂在驴肚子下面，碰得驴腿都迈不开，还没走上两圈，两袋米就掉到了地上。
我们脸红了，又弄了一遍，然结果雷同。我们羞愤啊，连这最起码的活都做不好。父亲走过来，一把推开我，他把每个米袋解开重新扎过，拦腰掂匀，横着用绳子从中间扎死，将两袋米捆成驮子，搭上驴背，拉着驴走了。春生爹说我也去。父亲说你去做啥，一个人够了，白跑路费鞋。我们两家前后院住着，自上中学以来，去学校几乎都是我爹送我们俩。春生爹说往年他们是上学，我不去，今年是复读，我得去啊。这又是在鞭策激励。你不能不承认我老家那些人，平平常常一句话都有话外音。
到了村巷，我看到张啸爹拉着驴，后面跟着张啸和李生玉。他们两家房前屋后住着，每年开学他们的父亲交替送他们。张啸爹把缰绳递给张啸说我不去了，让你王叔把驴捎回来。因为春生爹去，张啸爹当然不去了，他们之间矛盾很深，根源在于大队权力之争。我们上初二那年，大队来了社教队，春生爹几个人抓了张啸爹的奸，张啸爹丢了大队长，春生爹当上了会计，两家就结下了仇冤。这自然影响到李春生和张啸之间的关系，不过到了学校，家庭仇冤体现在他们身上也仅是互不说话。
草鞋公社中学是车马大店改出来的，学生宿舍是以前喂牲口的箍窑。每间能挤六个人。学生住宿舍都以村庄为基础，因此，我们四个住在一个宿舍。铺好了炕，把口粮交到了灶上，报了名，我们就去照相了。因为，复读生要交照片。每年毕业班都要合影留念，参加高考需要照片，条件好的同学之间也会合影，而同学之间送单人相片在当时也是很时尚的。那时候学校有几个老师已有了经济头脑，买了照相机，争着揽学生照相的活。照了要交的一寸照，老师说你们一个村的，照张合影留念吧。照相是要花钱的，尽管我们连看的钱都没有，可不照怕老师不高兴，我们四人照了合影。李春生拉我合影。相比之下，李春生家条件是我们四个中最好的，他家里人口少，爹是会计，他又是独子。我俩合影的钱是他掏的，我不想欠他人情，卖了几斤饭票——饭票就是米，那时间有来学校买饭票的贩子。我给他钱，他不要，我硬给，他齁了。齁是我们西海固方言，大意是指一个人被激怒，发脾气。例如齁死我了(气死我了)。他说你咋这号人，这么生分以后还咋处？咱们是兄弟，一辈子的朋友。我说对，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兄弟。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话说了不到一月，我们就分道扬镳陌如路人。问题不是出在我们身上，而是出在家里。大队部选了新址盖起了房，从老庄子搬了出去，大队部老院子处理给了李春生家。李春生家老院子要处理，我家志在必得。我们弟兄四个，院里只有三孔窑洞，把李春生家院子买到手，“以后就再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批新地方”，父亲如是说。前后院住了这么多年，两家没有生过口舌，用亲如一家形容也不过分，我吃过春生娘的奶，春生大我半岁，我生下来娘没奶，春生娘就奶着两个，直到我娘下奶。而李春生家缺劳力，自留地、家里一些活计我们一家都搭手做。因此我爹觉得春生家老院子卖给我家是十拿九稳的事，他对春生爹说不说价，多少钱我都要了。可是春生爹没把院落卖给我家，更让爹气愤的是卖给了大巴掌家。大巴掌一直跟我爹不对火，顶着一股劲。爹一怒之下去找大队支书，说他买下老大队部，大队就该把老院子收回。可春生爹是会计，谁会理会他的说法。爹把事没扳回来，倒落了个告人的名声。这当然影响了我和李春生的关系，我们疏远了冷漠了，尽管从小学到高中我们有十年的同桌之谊，可少年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脆弱和无奈。在读书的事上，父亲说不出啥来，也从来不说啥。但与李春生家有了矛盾，父亲问我你跟宝子谁学习好？宝子就是李春生。我说说不上。父亲说这咋能说不上？自己的锅大碗小没个把握？我说学习不是干活，有力气没力气一眼就能看出来。父亲呃了一声，狠狠地咂了几口烟说咋也得往宝子前头赶。我狠狠点头。只要成为对手，互相就是一种激励。李春生成了我的坐标，也成了我的动力。
与我和张啸都不说话了，李春生处境可想而知，我和张啸私下说他可能会调换宿舍，然而，他没有调换宿舍，而是直接转学了，转去县一中复读。经过几年高考助推，转学已蔚然成风，有关系的都转进了县城一中二中三中，在别的县有关系的，转到几百里以外的县城中学。爹也努力想把我转到县城中学去复读，可复读生太多，又没关系，没办成，父亲很沮丧地说朝中无人，啥事都办不成啊。这话在我听来，依旧带着鞭策的意思。
我清楚记得李春生离开草鞋公社中学是中秋节。那时间中秋节不放假，午休时我和张啸、李生玉去河谷瓜园偷瓜。如果偷不上，我们就凑钱买一个西瓜过中秋节。中秋时节西瓜已经扫园，但河谷地势低洼，瓜园里还有未熟的秋瓜蛋子，有一个老汉守着。出了校门，碰上了英英，让我们等她，她把书放回宿舍就来。我们站在柳树下等英英，李春生背着铺盖卷从校门出来，我们故意高声说笑，显得无比快乐。李春生转进县一中，我们当然嫉妒，谁不想去县一中复读啊，现在想来我们之间的冷漠与仇恨由此而生，嫉妒是一种卑鄙的仇恨。张啸恶恶地说我们一定要考上大学，我和李生玉狠狠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