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生看着我们，许久，他狠狠咬着嘴唇走了。后来我想，他原是想等我们走了悄无声息地离开学校的。看到我们在柳树下有说有笑，他认为我们是专候在那里等他离开，以表达对他的不屑和鄙视。现在想来，他离开草鞋镇中学时的背影孤独而忧伤，毕竟我们有着十年同窗之谊。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面。
从李春生转入县一中复读到离世，二十多年的光阴，同住一个村庄，复读那几年，假期都是回家的，后来都在外面讨生活，但逢年过节也都是回村的，应该说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们竟再没见上一面。现在想来他是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躲避着与我们的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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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过高六高七高八高九高十吗？如果你是“80后”“90后”，肯定没读过，但“60后”“70后”绝不陌生。我想你也明白了，我说的是复读。1977年恢复高考，人们说对于下乡知识青年意义重大，事实上对于整个农村意义更为重大，更为持久。高考为我们乡下人打开了一条突破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重要通道，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曙光。因此，我们称为鲤鱼跳龙门。多少学生匍匐在通往高考的路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事隔多年，我依然能清晰地看到1981年那个上午发生在学校的事。我们正在上课，忽然校园里闯进几个人，他们拉着一头黑叫驴（公驴）。那叫驴辔头全是绾着红绸，挂着铃铛，备着鞍子，上面搭着裁绒褥子，黑叫驴昂首挺胸，“昂昂昂”地叫着，甚是英武。四个汉子也都穿了新衣——一色的天蓝色中山装，显得干净利索。他们扑进我们教室，对正在上课的田秀秀头上苫了一方红绸子，抱起来就走，出了教室像搭一口袋粮食将田秀秀架上驴背，驮着走了。田秀秀已经订婚三年了，她哀求过男方，说等今年高考结束，考不上立马就结婚，可人家已经等了三年，不愿意等。她就从家里偷跑出来，人家到了日子，直接来学校娶人了。
多年来对于高考经历我羞于启齿，近知天命之年才坦然面对。2012年9月一个下午，一位大学同学自驾游来看我，喝过酒，又去茶楼喝茶醒酒。茶楼的窗口正对着二中的大门，大门内高高竖起的大红光荣榜就像照壁，金色的名字光芒四射，晃花了我们的眼睛。正是一年一度红光荣榜更新时日，榜前人山人海，莘莘学子高仰朝圣的头颅。师兄感慨万端，说那是什么？那是龙门啊。端起茶杯往外一扬说以茶代酒，敬他们一杯。师兄跟我上下铺，高我三级，恢复高考他就参加了高考，复读了整整八年，与我同级进入大学。我们聊起复读。师兄感慨地说八年，抗战才八年啊，以前羞啊，我都不敢跟人提及，现在我到处给人讲，那不是耻辱，是我锲而不舍的精神象征啊，何况我们那时的老师，一大半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有的高中都没上过。
他打开手机念道：全国高考1977年录取率4.8%，1978年录取率7%，1979年录取率6.1%，1980年录取率8%，1981年录取率11%，1982年录取率17%， 1983年录取率23%，1984年录取率29%……2012年录取率75%，而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录取率3.2∶1，他拍着桌子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盛况空前啊，你说咱们考的是不是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我上过高六。那时候高中两年，那么就是说我复读了四年。尽管第一个复读年，我们都像闹钟的发条，拧得紧得不能再紧了，但1981年的高考我们又落榜了，我差了五分。一年一度的8月25日又到了，一大早父亲就给灰驴备鞍子，他哼着秦腔《大登殿》。五分之差让父亲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他说五分嘛，一年咋都挣够了。他觉得那就是生产队挣工分，他哪年都比别人多挣几百个工分。他并不知道之于高考，0.1分之差，全国会有多少学生落榜。与李春生家有了矛盾，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两家的关系，父亲去送我和张啸。李生玉不复读种地去了，李春生照旧去县一中复读。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高考，我都落榜了。
不可否认，高考完全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成为一个城里人，成为一个国家干部，甚至成为一个作家，走上了一条有追求的路，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倘若不是李春生，我和那些名落孙山的同学一样，和我的父亲兄弟一样，这阵子或正在打牛后半截唱山歌，面朝黄土背朝天，或正在城市那些脚手架矗立的地方，顶着炎炎烈日黑水汗流地为城里人建设着美丽家园，绝对不会坐在装有空调的楼房里，喝着茶，抽着烟，读书写作。完全可以说没有李春生，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李春生这个坐标，我别无选择，我的父亲别无选择。有一次，和张啸说起来，张啸也是这样认为的。
1983年我高考落榜，父亲已经不像前几次落榜那样恼怒了，他很宽容地对我说读书人啊是出在坟里。这是老家一种宿命的说法，言下之意考上考不上都是命。当我们谋事不成命运不济，我们都会归于命上，归于命就只能认了，认命了一切就都想通了。整个假期父亲没有提复读的事，我想父亲已经认命了。说实话，尽管我不甘心，但我也认命了。复读，多么可怕的字眼，朝六晚十二的生活，就差头悬梁，锥刺骨了。门板上、墙壁上、手心里、胳膊上甚至是腿棒子上都写满了公式、定律、生词、成语、单词，分子式，走走站站我们手里拿着书本死记硬背。最让我们羡慕的是同宿舍的朱长山，他说胡话竟然都是在背课文。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五年，除了煎熬，我再想不出词来形容。复读让学生处于崩溃的边缘，自杀和精神分裂的同学每学年都有。看榜后有疯癫了羞丑不顾的，有跳井上吊的，英英的哥哥就是用裤带吊死在一棵树下。至今我依然清楚记得刘耀庭坐在井沿上唱歌，劝慰不进，无法接近，直唱了一个下午，最后吟咏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飘然落井，打捞上来已气绝身亡。那是明朝就有的一口老井，深幽，水旺。说也奇怪，自刘耀庭跳下去，井水日渐沉落，最终枯萎。复读让我苦不堪言，濒临崩溃，我不能保证比那些自杀的复读生更坚强。
一年一度的8月25日又到了，我早早吆着一对牛去犁地。这时间已经包产到户，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我家分到了八十多亩地，犁地是一项长活。到了地里套上牛，才犁了两个来回，娘到地里来换我，说你大已经拉着驴驮着铺盖和口粮去学校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赶着羊出村时，在村巷碰上李春生爹送春生去学校。父亲把羊赶回家圈进圈里，让娘去地里换我。
1984年，老天开眼啊，我在高六的高考中终于上线了，且进入了一本线。那时候可没有现在的估分，只有榜出来才知道结果。看榜归来，没有见到父亲，有些奇怪，尽管看榜的日子正值麦熟豆黄，绣娘下床的季节，但每年我看榜这天归来，父亲都蹴在大门外场沿上，像一只老鹰，盯着崾岘口的路，那是从草鞋镇到张王庄的路。我是在麦地里见到父亲的，一家人都在拔麦，我扑进麦田甩开膀子拔起来。父亲已经拔到半地了，到地头我竟然追上了父亲，这是从未有过的。和父亲一起拔麦，他拔出了地头回过来捆麦子，我还在半地里拔着。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激情澎湃，二是父亲沮丧颓唐。父亲蹴在地头上，表情格外的亲切，竟然递给了我一根烟。他点了烟说，这读书人啊出在坟里。我复读了四年，参加了五次高考，这句话别人已经说过多次了。黄昏收工，回到家中，喂了牲口，堵上鸡圈门，我才告诉父亲，我说我中了。我觉得说我“中了”就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至少像课堂上我读时的那种感觉。父亲靠着墙根歇缓，“突儿”像一只麻雀飞了起来，他说中、中、中了？我说中了。他说你个****的咋不早说噻。我说不收麦呢嘛。他说收个锤子，迟收一天两天，就是不收又能咋样，这是多么大的收成啊，你****的也能憋住。他双手搂住我的头扭了又扭，就像小时候惯我一样，我说做啥做啥。要知道我已是二十三的人了。父亲嘿嘿一笑说你说老爷也有弄不准的时候，啊。那天我才知道，每年看榜那天我前脚出门，父亲后脚出门，去老爷庙里求一根签。五年间他拿回了五张签条，一个上上签，一个下下签，两个中平签。这年他抽到的又是下下签：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若问收成有无有，春花秋月一场空。
这一年张啸也幸运地被省城一所中专录取，李春生依旧名落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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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师范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了县一中，学校安排我带复读班。按说带复读班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可是复读班一班班主任陈老师在给学生报名时忽然脑溢血，学校考虑到我是正经八百的师范大学毕业生，就安排我接替陈老师。复读生真是多啊，教室有限，就把几个大仓库腾出来做补习班的教室，一个班一百四十多人，站在讲台上，下面就是人山人海。
名单拿到手里，我看到有好几个复读生都是我的同学，三个还是同班。1985年，乡镇高中全部撤并进了县城，他们只能到县城来复读了。李春生的名字也在其中，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张王李赵，李姓是大姓，而春生又是多么普通的一个名字。周耀斌曾是我的同学，现在是我的学生，他告诉我李春生来复读，一听我带复读班，又回去了。我心里冷笑，也有些怅然。
关于李春生，周耀斌告诉我李春生有一次晕倒在了考场里，自杀过一回，看榜后把自己吊在了宿舍的房梁上，正值假期，校园没人，倘若不是两个讨吃翻进学生宿舍窗户寄身，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周耀斌还告诉我，李春生写诗，经常发表。我心里冷笑，在黑板报上、校办小报上发表也叫发表。可周耀斌说《星星》《飞天》《绿风》《青春》……老多刊物上都有，常拿稿费。这让我惊愕了。
十年浩劫，万马齐喑，朝政更替，诗潮暴风骤雨般席卷着神州大地。全国各地诗刊林立，文学期刊都设了“校园诗人”“校园诗歌联展”等栏目，自发组织的民间诗社、诗歌团体璨若星辰，内部诗报数千家，县一中就办有《长风》诗报，油印，对开八版。有人用盛唐以誉当时盛况。那时候手里拿一本诗集或诗歌刊物是一种时尚，一种风潮。诗潮兴于大学，也席卷了中学，在中学生中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1957年1月创刊的新中国最早的诗刊《星星》， 1979年的复刊（1960年10月被停刊）风靡一时，成为文学界一个标志性事件，县一中仅订阅《星星》就超过百本。学校、工厂、机关，公交客车、公园小径，人们手捧的不是《读者文摘》，而是《星星》，《星星》成为学生的《圣经》。1983年李春生就在《星星》上发表诗歌，一年四次上刊。“《星星》知我心”，李春生在日记中如此称颂《星星》。至我到一中教书，李春生已在《星星》《飞天》《诗刊》《绿风》《诗神》《诗潮》《诗歌报》《青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了两百多首诗作。在1986年由全国中学生参与投票评选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活动中，李春生虽没当选，但票数很高，足看出他名气之大。
我的大学时代正值诗风大兴，学校一半学生都畅游在诗歌的海洋，我自然也不例外。我虽然发表诗歌不多，但大量阅读诗歌，当时风行一时的诗歌刊物学校阅览室都有订阅，李春生发表这么多诗作，按说我应该注意到他，可我没有印象。周耀斌说他用的是笔名“春生”。这就对了，“春生”这个诗人我是熟悉的，在我的笔记本上抄有他不少的诗，只是我没有跟李春生联系起来，我没想到他也写诗或者说他会写诗，而“春生”像秋生、冬生、建国、建党、建军，又是多么容易被重复的一个名字，我们班里就有两个名叫春生的，后来我在网上搜过，叫“春生”的人几十万，叫李春生的就有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