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红 [1]
一
我老家在太行山的深处。那一带唤人，是依据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来的。我母亲说这是古意儿，祖辈就这么传下来的。她还打比方。比方我大姨是“南岭”，因为居住在南岭乡，是南岭乡南岭村第三小队的人。比方我舅舅是“县”，因为他在县里的古书院矿采煤的掘井大队第一小队做采煤工人。比方我母亲是“下村”，这是因为我们住在下村乡的原因了——我们其实是暂住下村乡的，后来我们就要搬家到比县还高一个级别的市，落户到市南关的捉马村了，到那时候，我母亲的称谓自然也就会提升了。多少年后，我大舅舅从台北寻回来，我们就叫我大舅舅“台湾”了。
这样一比方，就好了，“东北”就是我二姨了。虽一直没见过，可我早从这称呼上，知道我二姨是在东北了。
这也是我的精明。我妹妹就愚笨，有时候我说她：简直是“榆木疙瘩”——
她反倒扬起巴掌大的小脸脸儿，两只黑突突的小眼眼儿看着我，问：“甚？”
一副不争气的样样儿。我用指头肚儿，笃点笃点她的太阳穴，她的头就随我的指头肚儿偏一下。我叹一声，说：“不开窍呀，不开窍！”
依照以上的说法，就理出个头绪了。孰近孰远都看出来了，地区差别也顺带表达出来了。因行政地域不同，其中隐含的见识也浮现出来了。后来，我也看出来了，称谓依大不依小。如此，因了居住地，这个人就好似有了和居住地一般大小的行政权力和威严。
临近我们投奔“东北”的时候，又知道“东北”的叫法其实有点大了，或者说是过了，有名不符实的嫌疑。照理，“东北”也就是在属于东北的黑龙江省一个农场，叫龙镇，地图上只针尖儿大个点点儿，说不定还不如针尖儿大。可我母亲说：都“东北”、“东北”叫了这许多年，人家“东北”还大老远给咱兑钱、粮票、布票等金贵之物，邮木耳、蘑菇、榛子等稀罕土产，改就不用改了，心里清楚，也就可以了。
我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抬头看看窗外。那是多少年前的一个傍晚，窗玻璃外是连绵的太行山。山尖飘浮了一团团的火烧云。我母亲说：明儿个晴天，宜出行。
我和我妹妹慌慌展开我父亲留下的中国地图，在上面寻龙镇。我母亲缝一件粉地儿红花的袄。那是我的袄，只剩一管袖子了。听见我们乱嚷，我母亲抬起眼，饧了一饧，手捏一根细小针儿，在中国地图的东北端笃点笃点，说：雄鸡的眼眼儿，针尖儿大个点点儿，该是。
赶紧又低头缝纫，再顾不上说话了。我和我妹妹眼眼儿都盯着那张中国地图，对那个雄鸡的眼眼儿中间的针尖儿大个点点儿起了很大的敬意。
那就是龙镇哩！
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我母亲也看出乡里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淡漠，有些沉不住气了。她想试探一下，我父亲遗留下的恩威，究竟还余多少。她去寻新上任的乡领导，要他们再表一下态，看我将来到乡总机室当电话员的事情，还能不能落实，能落实多少？那个时候，寻一份工作，实是不易的，尤其像乡总机室电话员，这样上品的工作。
“他可都是红口白牙承许下的，咱倒要看看，哪个敢反悔——”
我母亲此刻是个小雀儿的嘴，看着硬僵僵的。她埋怨我：“多会儿才能长大呀？”
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得很可以了，衣裳都用各种花布接宽接长了好几截儿，我妹妹还拾穿不上，等得也急。可我母亲嫌我光吃粮食不长个个儿，看着远处，不住地叹气。
远处是太行山。那山一架架着一架，一摞又摞着一摞，没完。
还是乡政府看门的拐腿儿老赵有些远识。他劝我母亲，说：“看，杨秘书家里的，人家能做乡领导的那号儿人，都是修了好几辈儿，才修了那一颗脑袋瓜儿，灵得来，不是咱这号儿人能比的，看，杨秘书家里的——”
我母亲还是去寻乡领导了。新换的乡领导像是预先测算了，知道我母亲要去寻事，班子集体都隐匿了。我母亲立在乡大院的房檐下苦等，半日，才见王秘书打着半大不小的哈欠，睡眼惺忪从后院出来。乡总机室电话员小俊躲在后院的花墙后东张西望。小俊约莫二十来岁，梳两条齐腰大辫子。我想着以后要接替小俊做乡总机室电话员了，有些惶恐。
王秘书手里提了只竹皮暖壶，新崭崭的，上面用红漆喷了“下村乡”的字样。那个时候，下村也改新制了，由公社过渡到乡政府了。大到大门口的牌匾，中到竹棉门帘和桌椅板凳，小到竹皮暖壶和笤帚簸箕等物件，也都随之更新了。大凡可能，大小物件一律用红漆喷上了“下村乡”字样儿，鲜艳艳的，确是变换了时代风候的意思。不过，略注意一下，也就知道，人的模样和脾性还没来得及改，还留有旧制的遗风和做派。比如王秘书。
王秘书提着暖壶，扬着脸，一摇一晃只顾走。堵着暖壶口的木头塞子上，覆了亮晶晶的白金属片，在太阳下一闪一闪。大约开水灌得满了，抑或是暖壶瓶胆的质量好，严密，瓶胆内的热气儿疏漏不出去了。“嘭”一声，王秘书手里那个覆了白金属片的暖壶塞子一射老高，在空中画个圈圈儿，咕噜噜滚在我母亲的面前。王秘书知道我母亲瞧见了躲在后院花墙后的小俊，就不高兴了，黑封了脸，朝看门的拐腿儿老赵呼喝：怎么这乡政府重地，是谁也能进来乱的吗？
专意强调了一下“重地”和“乱”，不朝我母亲的脸脸儿。当初，我父亲当秘书的时候，王秘书还是个端茶倒水的小通信员，只管在我父亲屁股前屁股后，杨秘书杨秘书地喊，要请我父亲点拨指教的。当然，他在我母亲面前也是极殷勤的，殷勤得我母亲都没办法，躲着他。如今，他却也换了副不相识的嘴脸。我母亲是脾气犟上来，十头犟驴都拽不住的主儿。她气冲冲走出乡政府大院。
事先，我母亲安置我和我妹妹在乡政府门口一株槐树下玩耍，说她办完事，我们就去肉铺割肉，包扁食吃。我经得多了，对这话不全信，也不能不信。我妹妹听说有扁食吃，扬起巴掌大的小脸脸儿，头点得像是小鸡啄米。凡事落到“吃”上，她都信。
我母亲脸色铁青，直奔槐树下来了。未容我细想，我母亲一只胳膊夹住我妹妹，一只手拽着我，再次闯进乡政府大院，说我们孤儿寡母三个，要和王秘书兑命！
哎嗨呦——哭诉起来。偏我妹妹不知不识，大约为着没有吃上扁食不说，还罚站在这里，屈得慌，身板儿努着劲儿，拳头握着，口鼻大开却挤着眼，放足嗓门号起来，脑后两只羊角辫辫儿，一抖一抖的，极像给我母亲伴奏。
乡政府大院的门口，早围了许多人，看热闹。小俊躲在人后看。锁土媳妇儿挤在人前看。锁土媳妇儿额头顶了一个血紫紫的火罐印儿，瞪了风火眼，撇着嘴，一只脚尖儿点地，腿悬在空里不住气儿抖呀抖的，咔嚓咬一口手里攥的胡萝卜，也忘了嚼咽，腮帮子鼓出来老大的两块肉疙瘩，倒极像个饿兔子的吃相。我一年级的好些同学也都来看了。正是饭时，大家都端了饭碗，一边紧着往嘴里送饭，一边紧着朝我们看，倒像我们是专为他们佐饭，做戏说书唱曲儿一般，虽少几件器乐锣鼓助兴，也算一台清戏。我立在乡政府大院中央，羞臊得脸脸儿通红，眼眼儿没处看，只好低头看手指头。王秘书是早隐匿了。偌大个院子，只留拐腿儿老赵在走动。看着不像一回事，拐腿儿老赵一拐一拐走过来，又来劝我母亲。他将手搭个凉棚，附在嘴上，嗡在我母亲耳边，悄悄说：“看，杨秘书家里的，孩子这会儿还刚上学，你就是想叫孩子当电话员，也是十几年以后，她多少长大一些，能说个来回话，也不迟呀！看，杨秘书家里的——”
我母亲只好收了嗓音，脸蛋蛋儿挂了两行清泪，一只手拽了我，一条胳膊夹住我妹妹，穿过人群，走出乡政府大院。只听得拐腿儿老赵又在身后劝：“看，都散了吧，这年月谁都不容易，人家也是孤儿寡母的，看——”
这一场事端后，我母亲打定了主意，领我们下太行山，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寻“东北”。
“南岭”给我们打了二十多只白面鸡蛋锅盔，碾了十多斤小米，托“县”捎给我们的，说她小脚儿，不来送了，记住多多问候“东北”哟。
“县”送我们下了太行山。到郑州，“县”不能再送了。那时候，情形虽有些松动，出门还是需要证明的，若是几个人同行，也需要开证明，证明行者之间的关系。“县”的介绍信只开到郑州一段，往下去，是我们自己的路了，理该我们自己走的。不过，“县”还是想办法买了站台票。
“县”果然不含糊，扛了滴里嘟噜一串行李，进了站台不说，还挤上火车，帮我们抢了个座位。也不管其他人，“县”将行李强塞到行李架上，扭身就朝车门处跑。绿皮火车虎狼一样吼了几声，车轮咣当咣当动起来。我母亲急得跺脚，霸住嗓子喊：“快停下哟，还有人要下呢——”
她还当是在太行山，嗓门尖得极像是蝴蝶蝶儿在囟门前旋旋儿。
“县”瞬间把住要关的车门，身体向前悠一悠，老杆上荡秋千一般，纵身一跃，稳稳落在站台上。女列车员在“县”身后补一句：“不要命了！”
绿皮火车越来越快，“县”成一个黑点点儿了。那黑点点儿极像是浸过水的种子，要蓬发的样样儿。不似现在，“县”整个人都没了水分，只管往瘪里去。
我们——我母亲、我、我妹妹一行，准备在北京倒车，原本也要逛逛王府井，看看天安门，金水桥旁照张相，了了心愿。王秘书定然是居心的，竟少给我们开一张介绍信，我们就进不了北京城了。到此时，我母亲方才领教了一下王秘书的厉害，却再不能拿王秘书咋样了。
还是听了别人的建议，我们就在通州倒车。我母亲是第一次出太行山，见满眼都是人，早花了眼眼儿。她扛着滴里嘟噜一串行囊，拽着我和我妹妹，极像狼撵着屁股，不用走，都用跑，见火车就上，列车员都拦不住。如此，我们稀里糊涂去了天津。好在大方向没错。在天津火车站的售票厅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我们娘儿仨轮流，结果还和人家一个女的狠吵了一架。人家那个女的提了只人造革黑皮包，极时新。我母亲原是问人家那个女的为什么插队。那个女的听她吊起老高的嗓门，极像是蝴蝶蝶儿在囟门前旋旋儿，人家那个女的就恼了。我母亲更恼，说：“俺在滴疙瘩儿，你这夯货在呢疙瘩儿，怎似个米虫虫儿疙涌疙涌只说疙钻（插队）？”
人家那个女的还是插到我们前头了。
最终没买到直达哈尔滨的票。我母亲又听了别人的建议，先买票到沈阳。在沈阳火车候车室熬了两夜，才搭上到哈尔滨的绿皮火车。
二
我母亲常说，体面女子是早起“三光”，头光、脸光、手光。迟起是“三荒”，头荒、脸荒、手荒。至于怎么个荒法，你仔细去想！
不见小俊和锁土媳妇儿吗？我母亲给我两个参照物。按说小俊是“三光”的代表，可邻家女人嫌弃小俊“浪煞”了。锁土媳妇儿是“三荒”。我母亲常背地里和一半个脾气合得来的，又说锁土媳妇儿手脚不甚干净——
我妹妹还小，我母亲对她没有多少要求，对我就不一样了。我母亲说：“你终究要当乡总机室的电话员，见天毛头耷煞，那还能是个电话员？”
搭上了哈尔滨至龙镇的绿皮火车，我的心略定了一定，知道这就可以到旅途的终点了。绿皮火车快开的时候，一对儿年轻人慌里慌张上了车，喘着粗气，落座在我们对面。女的满月脸，小眼小鼻厚嘴唇，身形丰满结实，脑后扎了一个马尾巴的髻儿。那时候，我倒是听过烫头这一说，电影里也见过，都虚。这回是实的了。女青年那髻儿似乱麻，毛糙糙的团成一团儿，打成结儿，纠缠在一起，极像是一撮狗尾巴草。女青年那面色也疲惫憔悴，睡眼惺忪的样儿。她手上戴了一副手套，没有看见她的手，单看她的脸和脑后的髻儿，该是我母亲说的迟起“三荒”了。
女青年不消停，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立起来，躁动得厉害。她不断从行李架上往下取行李，其实那行李约莫也就三五件，可叫她一取，那三五件旅行包就像后来流行起来的俄罗斯套娃，大的套中的，中的套小的，小的再套小的——套不完。我稍眼注意了一下，见她取下的旅行包是人造革的，两只都是黑色的。一大一小，一只是短把儿，一只长带儿。眼见得，那短把儿的是要提在手上，长带儿的则须挎在肩上。另有一只更大的黑色旅行包，皮革锃亮，双面的右下角都印着几座大洋楼。那几座大洋楼的样样儿看着有些眼熟，我却一时又记不起来了。或许是在梦境的深处见过，也是有可能的——那个时候，我经常梦各种怪异的梦，白天睁着眼眼儿，人还在，魂神却早出了窍，乱梦。我母亲说，那是白日梦，枉梦。
待看见那黑色人造革大旅行包上喷的白字“上海外滩”，我猛然回过神来。想着那女青年一只手提着大旅行包，另一只手提着小旅行包儿，肩上斜挎了长带儿小包儿的样样儿，心里抖了几抖，悬乎要喊出来：老天爷呀，不当活活的，这该不是从电影里走下来的人儿吧？
那人造革的包极像“县”说的故事里的百宝箱。女青年从里面摸出各式糖果，放在座位中间靠窗的小桌子上。那掉了漆皮的桌子，就有了很大的光辉。糖果纸花红柳绿的，也极像春天的太行山间飞来飞去的花姐姐——一种昆虫，大拇指头大小，头，眼，翅膀，连屁股尖儿都花剌剌的。看情形，那糖果的味道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的。我这样想一下。再看我妹妹，眼眼儿盯着花剌剌的糖果，只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