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青年略微思量一下，捡起一粒糖果，翘着蚕蛹蛹儿一般圆圆的手指，两只手反拧一下，一只甜腻腻的褐色糖果就露出来了。她的拇指和食指撑住糖纸的两端，小心将糖果送到旁边男青年的唇边。男青年白净面皮，鼻梁上架副眼镜儿，身板略显瘦弱，是该吃一粒糖果补补的。可男青年有些不好意思，头往后略闪了一闪，看看我母亲，又看看我和我妹妹，终究还是低头含住。立即，男青年一边的腮帮帮儿就鼓出来了。我想着他应该卷一下舌尖儿，将糖果也往另一边的腮下滚一滚才好，可他只管鼓着一侧的腮帮帮儿，不好好品尝。可惜那枚糖果了。我这样想。
起先，我们都不说话，看着窗外广袤的黑土平原。这平原和太行山的秉性极像，都看不尽。绿皮火车见站就停，路过大一点的站，我想着那男女青年该下车了，可他们没下。他们也不时用眼睛打量我们，大约觉得我们也该下车了，可我们也没下。车厢里的人渐渐稀疏了，绿皮火车也有些疲乏，越走越慢。我妹妹也早睡到云里雾里去了。女青年终于耐不住了，问我母亲：“你们从哪里来的呀？”
音调甜丝丝柔软软的，估计是那糖果润的。
我母亲大约没想到女青年会问她，有些紧张，缓了一下下，捏着嗓子，说：“下村。”
这是有了天津那一回吵架的经验。她捏起嗓子，想叫人家听懂我们的话。人家女青年学着我母亲重复一下，语调和发音都和我母亲一色，却没明白意思，就盯住我母亲的脸脸儿。我母亲只好又捏起嗓子说一遍。这一遍说得更缓。人家女青年又跟着学说一遍，语调和发音虽都和我母亲一色色的，却还是没听懂。坐在旁边的男青年来了兴趣，也看着我母亲。车厢里其他人原都是有一搭没一搭打瞌睡，此时也都看着我母亲。有几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儿，还趴在座位靠背上，脸脸儿朝我们这一厢，专意看着我们，起了很大的兴致。
我母亲慌了，赶紧替我妹妹拢小辫子。我妹妹已经睡醒，手里捏了一粒花剌剌的糖果，翻过来倒过去看，还将那花剌剌的糖纸拆开，仔细看睡在里面的糖果，用舌尖尖儿舔一下，再舔一下。我撩起那粒糖果，一下塞到她嘴里。她倒是会吃，不辜负那糖果的甜意儿，咕噜咕噜的一会儿将糖果滚到这厢的腮帮帮儿，一会儿又将糖果滚到那厢的腮帮帮儿。
那糖果是女青年给她的。女青年也给我一粒，我忍了忍，摇摇头，拒绝了。不过，我还是冲女青年略微笑了一笑，没露齿的那种，算是回礼。我母亲很欣慰地看我一眼，又要报答男女青年的好意和车厢里男女投过来的关心，含糊说一遍。男女却还是没猜出意思来。这个时候，我才听出我母亲的话极像是太行山里旋起来的风，有股野劲儿不说，还没有风向。又似口里含了枚铜钱，青铜锈色斑驳沉重，直往下坠。好赖我上一年级，学过拼音，知道有普通话这一说，壮壮胆儿，替我母亲翻译了一下，大约声儿太小，引得男青年俯下身，几乎将头蓬在了我的脸脸儿上了。男青年耳朵贴过来，听见了，又直起腰，学说给大家。大家的脸脸儿就都舒展了，又知道我们都赶了六七天的路程了，过了七八个省的地界儿，眼里都是佩服。男青年很注意朝我母亲看了一下。我母亲低了头，脸脸儿红得似海棠花儿。
女青年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男青年就一次次俯下身，头蓬在我的脸脸儿上，耳朵贴过来，听了我说，又直起腰，学说给女青年。就这样说着，不知不觉赶了一大段路程，绿皮火车“咣当”一下停了，龙镇到了。男女青年帮着我们将行李提到站台上，还计划送我们的。我母亲害怕耽误人家办事，赶紧说自己认得路的。其实哪里认得呀。我们立在站台上，虽是盛夏，龙镇的风却凉习习的，大有秋意。几条黑魆魆的铁轨弯弯曲曲，极像一条条大蟒蛇。我们才刚乘坐的绿皮火车，极像是叫蟒蛇吸进肚里的活物，软塌塌地瘫在铁轨上。另有几截乌黑黑的火车皮，也极像蜕了皮脱了骨，瘫了。后来住久了才知道，火车只到龙镇，再往前便没有铁轨了，大约似人身体的血细胞行到了血管末梢，是个尽头。
天色渐渐暗了，风也紧起来。满眼都是平的，好似一望就望到了天边。远远看着有个飞蝇儿在动，半天还没飞过来，待看清楚了，才知道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那卡车越来越近，朝我们撞过来。我们一闪，那卡车“唰”一下就过去了，司机探出头，冲我们吼：“没长眼呀！”
都喜眉笑眼的，好不容易遇个人骂骂的那种样样儿。卡车极像一股风，“唰”溜出去老远，随后慢慢变小，又成了一只飞蝇儿，游在远方的天际。我母亲从怀里掏出个信封，那上面有地址，原本想问人，半天又遇不到人。我们扛了大包小包，走走停停，都醉漾漾的，脚底踩了棉花一般深深浅浅的，身子还在按火车的滚动有节奏地摇晃。直到六七天以后，这醉漾漾摇晃晃的感觉才缓缓弱下去，再弱下去。
终于，我们在龙镇医院的锅炉房见着“东北”了。“东北”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装扮得极像个医生，可手里握着一柄铁锹，正往一口巨大的锅炉里喂煤。长长的火焰从炉口蹿出来，要卷人。那炉口恰似我妹妹身量的长短和大小。我母亲朝“东北”叫声：“姐——”
“东北”手里的铁钎停在半空中，落不下来了。她眼睛发直，嘴巴半开，看看大的，再瞅瞅小的，僵住了。原来，我母亲打的信还没到。“东北”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来。
落后，“东北”只好说：“先回家，再说。”
我母亲早撂下行李，抢过“东北”手里的铁钎，不停地往锅炉里喂煤。她的脸脸儿叫锅炉的火苗烤得紫红紫红的，很不好看。
天已经完全黑了，漫天的星星亮晶晶。草地里蹚出来的小径，黑油油明晃晃，极像蚰蜒儿。密扎扎的草没过了我的脖颈，淹没了我妹妹。草里窸窸窣窣，百虫儿乱鸣。倏忽有东西从草里蹿出来，大约看光景不宜，又蹿进草里去了。“东北”的一袭白大褂在前方撩来撩去的，我牵了我妹妹跟着。我母亲扛了滴里嘟噜的行李落后。
一直到一处灯光里，“东北”才停住，略等等我们，叹一口气，也不言语，又朝灯里去。原野上几排平房。我们朝最边的一排走。走到东头第三个栅栏围的小院儿，“东北”将手穿进栅栏缝隙，“吧嗒”打开里边的搭扣，抬开栅栏门，只管往里走。我立住，回头看看我母亲。我母亲扛了滴里嘟噜的行李，一头走，一头擦汗。
一股浓烈的来苏尔味袭来，这是我二姨夫在龙镇医院的药房做药剂师这一行的缘故。为着这一点，家里的来苏尔极像油盐酱醋一般，少不得。以后，我们身上，鸡鹅身上都染上了浓烈的来苏尔的味儿。人还不要紧，那鸡鹅倒都养出了洁癖。只要有哪一天，鸡窝鹅巢不撒来苏尔，鸡鹅们就都烦躁，吃吃不香，睡睡颠倒，肚里有蛋也不知道往窝里下，丢了魂儿的样样儿。
屋里灯火通明，枣红炕桌上摆了齐齐整整一桌菜，貌似还摆了一瓶红酒。碗筷酒盅也都摆齐整了。我们一进去，屋里几个人都愣住了。我们也愣住了。大家都愣住了。我说的屋里几个人分别是我二姨夫，我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这几个是没见过的，另外两个见过，就是我们在火车上遇见的男女青年。
我二姨夫、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愣怔怔看着我们，一时没缓过劲儿来。倒是火车上遇见的两个青年男女高兴得叫起来，赶紧招呼我们炕上坐。我母亲的脸脸儿还是紫红紫红的，不知道那滴里嘟噜一大串行李该放在何处，就在地下转圈圈。还是人家男青年接过了行李，安置好了。我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都叫了小姨，我母亲赶紧从天蓝布褂子口袋里掏出三个叠好的红纸包，递给我三个表哥，说是见面礼儿。我大表哥和二表哥很认真接了，唯独我三表哥接过来，不屑地往旁边的缝纫机上一放。我注意了一下，那缝纫机是我母亲常念叨的蝴蝶牌。
我母亲又看着两个青年男女，似笑非笑的——大概在思忖是不是也该给人家这男女青年个见面礼儿。我二姨夫看出了我母亲的心思，替她解围，介绍那两个男女青年分别是小郭和小刘。男的小郭，女的小刘。两个人均是上海知青，也才从上海回来。是回上海买结婚用品的，他们就要结婚了。
我母亲听了，赶紧说：“那好，那好！”
知道这关系远了，不用包红包了，很松了一口气。
小郭犹豫一下，叫我母亲兰花儿姐姐，因我母亲名叫兰花儿的缘故。小郭这样一叫，影响了小刘。小刘就也叫了一声兰花儿姐姐。这一叫就定了基调，我母亲就成了人家俩的兰花儿姐姐。可人家俩又叫我二姨夫和“东北”是叔叔阿姨。我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又叫人家小郭哥哥和小刘姐姐。我们，我和我妹妹起先叫人家小郭叔叔和小刘婶婶。小郭倒也意见不是很大，人家小刘捂了嘴哧哧笑两声，脸脸儿有些变了颜色，说：“阿拉有那么老的吗？”
我们一时也慌了，赶紧又改口，随我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也叫人家俩是小郭哥哥和小刘姐姐。
一时乱得不行。谁曾想，更乱的还没来哩。
三
大老远跑龙镇，我母亲好似专来做生活的。清早天未亮，她蹑手蹑脚起来，进进出出不消停。待大家都起来，她鸡喂了，鹅放出去了，屋收拾齐整了，院扫了，篦子上早卧了一窝白生生的馍馍。我二姨夫去后院菜地摘黄瓜，发现菜地锄过了。“东北”去院前柴火垛的鸡鹅窝里收鸡鹅的蛋，见原来乱堆的劈柴也码起一人多高。我们都围了炕桌吃早饭，我母亲又在院子里洗一堆衣物，多是我二姨夫、我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的，还有床单等物。后来，她不知道从哪里寻出两只白铁皮水桶，一根竹扁担，要去担水。“东北”叹口气，说：“管水的人还没上班呢——”
她才进屋来，偎坐在炕边，吃了半个馍馍。白菜汤早喝完了，她喝了两口水，又赶紧收拾碗筷，去厨房洗刷了。“东北”没了办法，说：“兰花儿，你娘儿仨稍歇歇，去转转吧。”
我母亲口里紧紧答应一声，却早担起铁皮水桶。恰这时候，小郭哥哥来了。小郭哥哥说他刚才送小刘姐姐到路口，顺带过来看看。原来，小刘姐姐在三公里做卫生员。小郭哥哥是中学老师，现在正放暑假。小刘姐姐其实是认了“东北”做干妈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龙镇过得体面点儿的人家，都认知青或是做“干儿子”，或是做“干女儿”。小刘姐姐原在龙镇医院药房和我二姨夫学徒的。“东北”没有女儿，就认小刘姐姐为“干女儿”。因这一层关系，小郭哥哥也和“东北”一家亲近了。
见我母亲要担水，小郭哥哥早去邻家借来一副铁皮水桶，套进一副铁架子里。那铁架子中间焊了一道横梁，两边焊成四方形的样样儿，正好稳稳放进两只水桶。小郭哥哥将窗根下一辆加重自行车推到院子中央，又将套好白皮铁桶的铁架子架到自行车的后座，冲屋里我三表哥喊：“小三儿，拿车钥匙和水票——”
我三表哥正趴在屋里缝纫机上写作业。他其实没写什么，嘴里叼支铅笔，眼眼儿越过窗台前一盆玻璃翠儿，瞄我们。那玻璃翠儿开了指甲盖儿大小的粉花儿，晶莹娇媚。
我三表哥去炕头的小匣子翻了翻，拿出一把钥匙，另有几张红红的水票，向我招手。我赶紧跑过去，接了车钥匙和水票。那钥匙上拴了一朵不大的粉塑料花儿，看得人眼眼儿热。我三表哥又着我和我妹妹提了茶壶和暖壶。
小郭哥哥将我和我妹妹并排放置在自行车的前梁上。他推着自行车和我母亲厮跟着。邻居男女见了，就知道是仙花儿她妹妹和她的孩子们了。这个时候，我也才知道，“东北”的名字叫仙花儿。可自打我第一回见“东北”，就不曾见她有一丝仙气儿。她的头发稀疏，颧骨老高，眼睛大归大，可大得无神。她走路有点扭捏，我母亲悄悄和我说：“你‘东北’二姨原是缠过足的，解放妇女那会儿，放开了。”可“东北”不承认，说：“哪个多嘴说我缠足了？”极像要追究的样样儿。我赶紧闭住嘴了。
我和我妹妹还未缓过来，都醉漾漾的，坐在自行车上，身子也只顾按火车的滚动有节奏地摇晃，故而，也未细看沿路风光。水房在厂部，早排了一长溜队。我们分别买了两担四桶冷水，一茶壶和两暖壶开水，往回返。小郭哥哥还将我和我妹妹并排安置在自行车前梁上。他一手拎一只暖壶，架住车把，骑上自行车，稳稳朝前去。我母亲担了一担水，手里提了茶壶，迈开小碎步，扭着腰肢，一路跟过来。清凉的风吹起我母亲的短发，吹起她的天蓝布褂子，吹起她的宽腿裤……她整个人儿极像飘起来的一朵云彩。
小郭哥哥一只脚挂在自行车的脚蹬上，一只脚蹬地，原本是等我母亲的，不想我母亲一闪就闪过去了，那腰肢早扭得成了一枝花儿了。一路上，我母亲未歇肩。她换肩，换肩的时候，照样迈着小碎步，扭着腰肢朝前走。她手里的茶壶换到另一只手上，歇下来的一只手略护住扁担。担水的一侧肩稍稍送一下力，那扁担就旋起来，两只水桶极像风车儿，也缓缓转起来。扁担两头的铁挂钩略往外往上张开了，前头的那只水桶就悠到了后头，后头的那只水桶也就悠到了前头。扁担也早换到另一只肩上了。桶里的水依然平展展的，一滴都未溅出来。我母亲约莫换了三四回肩，就回去了。小郭哥哥两只眼眼儿瞪得铜铃大，看得都忘了蹬自行车。
我叫了声：“小郭哥哥——”
小郭哥哥略略回了魂儿，问：“你们的妈妈平时都这么挑水？”
我暗自得意，脸脸儿上却不露出来，不松不紧点了一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