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天上那朵白云载着我母亲的歌儿远去了。我松了一口气，突然觉得脸脸儿上有两柱儿冰凉凉的东西，极像是涌动的毛虫虫儿……我其实也知道不是毛虫虫儿，赶紧用衣袖在脸脸儿上拂了一拂。我母亲也用衣袖在脸脸儿上拂了一拂，搂着我妹妹立起来。她衣袖拂过的脸颊隐约有些泪痕。我替她拍拍笃腚上的泥土，我们相互推拽着爬出沟来。
沟边立了个人。那人逆着太阳光，极像是叫人施了定身法，直杵杵定在那儿。可我还是认出，那人是小郭哥哥。小郭哥哥的自行车停在路边，车把上挂了两个花网兜，里面装了水果和点心。后车座上也挂了个花网兜，装着水果罐头和肉罐头。他也是去看小刘姐姐的。
小郭哥哥接住我妹妹，放置在他的自行车梁上。我推起自行车，又重新跨住两只脚踏板，一跨一跨朝前走。我母亲跟在后头，低着头，犯了很大错的样样儿。一直到三公里，大家都没言语，但是，一路上，小郭哥哥两只眼眼儿一直黏着我母亲。
三公里是一排平房。大家都去收割麦子了，只有两个家属在东头的灶房忙着做饭。小刘姐姐住在最西头一间。我们放好自行车，将东西才拿下来，就见小刘姐姐气喘吁吁跑回来。她背了个画了红十字的卫生箱，说是回来取碘酒和胶布的。小刘姐姐瞟了瞟小郭哥哥，和我母亲笑笑，说：“有不少人受轻伤，这些东西用得快的——”
小刘姐姐的手上贴了一贴胶布，我母亲看见，赶紧就问。小刘姐姐笑着躲开，说是镰刀划了一下，不碍事的，拖着小郭哥哥走出好远。
房前种了一片水萝卜。我追出来，想问问小刘姐姐，是不是可以拔一些水萝卜，却听见小刘姐姐说：“巧得来，都可以说苏州评弹了，正巧就遇见了？”
小郭哥哥急起来说：“真的哟——”
小刘姐姐就说：“什么蒸的煮的，我不信，就是不信——”
小郭哥哥急得跺跺脚，有些恼：“你不要无理取闹嘛——”
小刘姐姐提高了嗓门：“无理取闹？阿拉无理取闹？伊个乡下小寡妇勾搭侬来——”
小郭哥哥举起手，要打却不敢打。小刘姐姐就说：“好呀好呀，为个乡下小寡妇——”
捂住脸脸儿，背着卫生箱，跌跌撞撞跑走了。
我也没心思拔水萝卜了，返回去，气呼呼和我母亲说：“走哇！走哇！”
我母亲正剥蒜。她要捣好蒜泥，好叫小刘姐姐和我大表哥回来吃个现成，还絮絮叨叨说：“割麦子可是个出力气的生活——”
我一下夺过她手里的捣蒜罐儿和捣蒜槌儿，“咣当”摔到一边，推着她，说：“走哇！”
我妹妹也耍疲乏了，眼眼儿耷拉下来，哼哼唧唧地闹。小郭哥哥跨进门，见我弹起了脾气，也不敢多说了。
我们娘儿仨走到公路口，迎面碰上了三公里的小队长老陈。
老陈头戴草帽，裤腿儿绾得高高的，黑黝黝的腿毛密匝匝的。他一只手握镰刀，另一只胳膊是空袖子。他跑到地里，用一只手拔了两根水萝卜，捋捋上面的泥土，递给我和我妹妹，说：“咦嘘，咱这离场部远了，也没啥好招待——”
又撅着笃腚，用一只手拔了一堆儿水萝卜，揪下缨子擦擦水萝卜上的泥土。那水萝卜一只只红润润的。老陈替我们网了一网兜水萝卜，送我们到公路上，和我母亲说：“咦嘘，闲了来耍儿！”
我母亲心不在焉答应一句，催我快走。
老陈是河南焦作一带的人，家里原有个童养媳。他硬和那童养媳离了婚，可那童养媳却留在陈家，侍奉老陈双亲。即活着做了陈家的人，死了也是陈家的鬼——“东北”替老陈的童养媳补一句，又劝我母亲说：“老陈那只胳膊是抗美援朝时没的，人家本来可以搞个一级伤残，可人家老陈觉悟高，不要。虽大你十几二十岁，人家又没有一儿半女，就当红儿青儿是自己的闺女了，只是有一样，红儿青儿须改老陈的姓，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咱自家说说的，待她们大了，想改，就改回来，老陈他也没办法了呀——再说了，你姐夫还比我大十好几岁的，不也看着不怎么老气？”
我忍不住，嘟哝一句：“一级伤残，那得多残呀？”
“东北”叫我噎了一下，白我一眼。
我母亲正给小刘姐姐裁一件粉红绸缎的旗袍。这绸缎原是打算做褥子面儿的，小刘姐姐却突发奇想，想穿一件旗袍了，说：“上海都流行了，基本样式就和兰花花儿姐姐侬身上这件天蓝布褂子差不多，就是长一些些，长过膝盖就可以了，盘扣，和侬这件褂子上的盘扣一致，就可以了，兰花花儿姐姐侬试一试，坏了算阿拉的，又不要兰花花儿姐姐侬负啥个责任，侬还怕啥个？”
又着小郭哥哥画了旗袍的图，叫我母亲照着做。我母亲琢磨了几天，眼看旗袍就要做好了。此时，我母亲听“东北”说老陈，头埋得更低了。“东北”又说：“我还不是偏心你，替你想，人不能不知足，攀得高跌得重，你仔细想想我这话，是不是！”
老陈也隔三岔五叫我大表哥带回一捆一捆的水萝卜。一只只水萝卜红润润水漉漉的，切丝，淋上香油，滴上陈醋，着实爽脆可口。我母亲却不动筷子。
麦收终于告一段落了。这天傍晚，小刘姐姐，我大表哥都回来过星期天了。恰我母亲也将旗袍做好了，要小刘姐姐试穿一下。小刘姐姐赶紧去洗了手，拿了旗袍去了里间。待一会儿，小刘姐姐从里间出来，也不知道是小刘姐姐腰身好，还是我母亲做的旗袍好，小刘姐姐极像从挂历上走下来的人儿，看着十分好。凡是旗袍的边缘，我母亲都用本色的绸缎滚了边儿，盘扣也用了本色绸缎，虽一抹粉色，却极有立体感。因为用缝纫机容易抽线，我母亲都用手工缝的。大家都说好。小刘姐姐也十分满意。她回里间换下旗袍，高高兴兴出来，说：“就是腰身稍有些紧，兰花花儿姐姐，侬还可以放放腰身呀，稍放一指宽就可以了——”
我母亲见小刘姐姐满意了，也很高兴，说：“能以，能以！”
小刘姐姐兴致不倒，举着旗袍在自己身上再比比，又在“东北”身上比比，也要“东北”试试。“东北”死活不试，都有些恼了，说：“我才不要穿这东西！极像是和那旗袍结了很大的仇。”
小刘姐姐就又举了旗袍，在我母亲身上比登比登，要我母亲试，也容不得我母亲说什么，将她推到里间。我母亲在里间喊：“这好衣裳，俺哪能穿出个样样儿来——”
小刘姐姐在门外喊：“快些啦——”
我和我妹妹也在一边帮腔，跟着小刘姐姐喊：“快些啦——”
我二姨夫、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也都喜滋滋地要看热闹。小郭哥哥倒是有些不耐烦，说小刘姐姐：“只管闹什么呀——”
小刘姐姐冲小郭哥哥翻个白眼眼儿，朝里间喊：“好了没？”
随后开了门，却不说话了，脸脸儿上的笑也僵住了。我母亲低着头，红着脸脸儿从里间走出来，一边走一边用手在腰身上揪扯。她穿着那件粉红色绸缎旗袍，脚上虽还是那双黑方口布鞋，可那一种惊艳，还是叫大家都震住了。小郭哥哥的眼眼儿盯住我母亲，半天缓不过来。我二姨夫、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也都不吭气了，只有“东北”叹一声，说：“兰花儿，快去脱了吧，那是人家小刘结婚穿的——”
我母亲的脸脸儿就白了，赶紧抽身回了里间，换了那件天蓝布褂子，慌慌收拾炕，摆桌子，端饭菜。小刘姐姐却耷拉着脸脸儿，说身上不舒服，也不吃饭，走了。小郭哥哥跟在后面，没意没思，也走了。大家也都没了兴致。
我大表哥突然想起什么，说：“陈队长说他明天来——”
看了我母亲一眼。我母亲的头又低下去好多。
五
第二天，老陈搭了一辆过路的大卡车，早早来了，还拿了好几捆水萝卜。“东北”叫我母亲将水萝卜分了几堆儿，分别送给左邻右舍。左邻右舍的女人们都夸：“老陈好人哪，好人！工资高，花不了，场部就数他啦，连伤残补贴都不要，给他介绍过不少啦，他都不满意——”
老陈已经托人买好了电影票，说要大家都去看电影。“东北”说不去了，那票留给小刘吧。老陈就说：“咦嘘，都有都有！”
如此，大家就都去看电影。老陈还备了许多零嘴儿，瓜子、榛子、松子、糖果都有。我妹妹骑在老陈的脖子上，一路吃个不停，还搂住老陈的军用水壶喝个不停。水壶里灌了橘子粉冲兑的橘子水。路上，我二姨夫还和老陈谈上甘岭那场战役——他们两个都是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不过，我二姨夫是在解放战争中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有了这一段经历，我二姨夫的历史就不算清白了，这也是他一直做药剂师却没能提拔起来的原因。
虽是白天场，电影院门口立了不少人，以年轻男女居多，都在等退票，也有不少是我大表哥、二表哥和三表哥的同学。人家见我们一行十多人，都很注意地看过来。我三个表哥就扯着嗓门，故意和他们的同学或是相识的人打招呼，人家就更注意我们了。我们每个人手里都举了一张粉红色的电影票。众人自动闪开来，我们就在几十双眼眼儿的注目下，走过了人们避让出的一小段窄道。我一时还没准备好在公众场合露脸儿，眼眼儿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惶恐得厉害。
进了电影院，大家都很默契，最好的两个座位留给老陈和我母亲。小刘姐姐和小郭哥哥，“东北”和我二姨夫坐两边。余下我们几个孩子各寻座位坐好。那场电影是关于爱情的，名儿我记不得了。电影里，女的一边笑，一边在树林里绕着跑；男的一边笑，一边在后头追，又配着音乐和歌声，叫人看得躁动不安。正看到紧要处，我妹妹喊着要上茅家——这是土话，就是厕所。我只好领她出了电影院，到了电影院后的那片红松林。可她哼哼唧唧，非要寻个真茅家。我只好又领她出了红松林，正在急，我母亲出了电影院，老陈跟在后头。老陈带我们朝另一头去。旷野里一栋简易房子就是了。
那里边，男女的界限是一堵短墙。短墙上悬了一盏昏黄的灯，田野的风将灯泡一下摆到女的这一厢，一下又摆到男的那一边——情景先就有些诡异了。我心内鬼火，又见男女界限的短墙上透了几个窟窿眼眼儿，警惕起来。果然就看见一只大的窟窿眼眼儿上贴了一只人的眼，朝这厢瞄。我惊叫一声。我母亲拔腿就往外跑。她跑到男的那厢，两眼紧盯住男的入口处，手里早拾了半块砖头，举着。
我们等了半天，见老陈低了头，从男的那厢入口出来，余下再无别人了。
也无心思再回电影院了，我们娘儿仨朝家去。老陈一人朝另一厢去。走出老远，我悄悄回头，见老陈的影子摇晃在黑夜昏黄的灯里，孤单得厉害。
我们没有钥匙，就在门口等。我妹妹睡在我母亲的怀里。我蹲在窗下，偷眼看看我母亲，见她脸脸儿在灯下泛着青光，一只手还捏了那半块砖头。不一会儿，大家都回来了。“东北”还埋怨：“贵巴巴一张票，还走后门买的，也不看完，可惜了的——”
我母亲没吭气，悄悄将那半块砖头放在窗根底，看我一眼。我只好也不吭气了。
那以后，老陈也不给我们捎水萝卜了。我大表哥在三公里的生活也越来越重，他就嚷着要我二姨夫给他调工作。我二姨夫只好托人，寻了不少关系，还是没办成。后来，我大表哥发奋读书，于第二年考取了技校，学开火车，以后做了火车司机，专开哈尔滨到龙镇的客运火车。这也算一件风光的事。
有一次，“东北”叫我到柴火垛后，问看电影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甚事？
我说：“老陈不取贵！”
“东北”问：“老陈怎就不取贵了？”
见我不吭气，“东北”就说：“人家可是立过功受过奖的人，你小孩家不要乱说哟！”
我知道她这是激我，咬住嘴唇就是不言语。我妹妹自作聪明，专意走过来，说：“他眼眼儿贴在茅家窟窿上，从男的那厢看我们女的这厢——”
事后，“东北”和我母亲说：“老陈那毛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恓恓惶惶的，就给他留个脸面吧——”
口气里略有些歉意。我母亲只管低头改小刘姐姐那件粉色旗袍，还是不吭气。
据说，老陈后来从河南焦作老家寻了个黄花大闺女，户口都落到龙镇，成了农业工人的家属，还给老陈生了个大胖小子。多少年后，“东北”专意叫我二姨夫给我母亲写的一封信里添了老陈一笔，说，老陈那离了婚的童养媳侍奉老陈双亲终老，老陈也有良心，每月给那个离了婚的童养媳寄生活费。住上楼房，家家都有了卫生间，老陈那“不大不小”的毛病就再也没犯过了——可见人是随奈何的——我二姨夫的信写到这里，点评一句。
后来，大家都装了电话。“东北”又在电话里捎带说：“老陈临终交代他媳妇和儿子，断不能忘了给老家的大娘每月寄生活费，没多有少——”
那个时候，我正在上海读大学。我母亲将老陈的事翻给我，在电话的另一头叹一声：“老陈实是个好人哩！”
听我母亲这么说，我想起黑夜原野上，那个摇晃在昏黄灯里的孤单影子，就说：“我从没觉得人家坏过呀——”
“那就好，那就好！”我母亲在电话另一头说。
再说回来。小郭哥哥和小刘姐姐的婚礼原定于十月一日国庆节，可小刘姐姐突然将日期提前了，说：麦收结束，正好闲了，在龙镇办一场，就回上海旅行一趟，正好也跑跑关系，快点办回城，省得夜长梦多。政策一会儿一变，谁晓得又会出啥个事情！
“东北”在一边帮腔，说：“是，是，是！”
为此，“东北”专意和我母亲说：“兰花儿你也不用多心，人家小刘从大上海来咱这北大荒接受教育，不容易——”
这回，我母亲说了句硬话：“咱就是个农村人，也不会输理呀，姐你说这话，不是打俺脸，说俺不明事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