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国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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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资治通鉴》和编年体

另外一种史书体裁是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代排下来记载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避免叙事重复。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前面提到的《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但最重要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则是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一般讲到编年体的代表作,总是指这部《资治通鉴》。“正史”编到唐五代,卷帙浩繁,平常人大多已经没有精力读全,导致史事不明。司马光有鉴于此,就仿效《春秋》体例,编撰新通史。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工作非常艰巨。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17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的丰富。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他请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资治通鉴》写作时间一共花了19年。由于过度劳累,司马光完成著书时已经“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可以说是精疲力尽,容貌憔悴了。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史书记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就是帮助,有益。治就是政治,统治。通,就是历史从古到今,一直通下来。鉴,就是镜子。《资治通鉴》就是帮助统治者,怎么把历史的经验,成败得失,拿来当一面镜子对照,看看要怎么治理现在的国家。以前的历史研究一直脱离不了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政治,为了治理国家。所以中国的史学研究往往是以政治史为主。所以要了解国学,史学是基础。没有好好读过历史,你说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要了解历史趋势,要了解传统文化是很难的。

第三种主要的史书体裁,叫做“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是从南宋开始的,有个史学家袁枢,喜爱读《资治通鉴》,于是就摘抄《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一种新体裁。什么叫做纪事本末体呢?就是融合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点。因为纯粹是编年体的话,记事比较分散。有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很长,一件事起了一个头,可能隔了十几二十页才再次提到它的发展,支离破碎。纯粹是纪传体的话,一件事分散在相关几个人物的纪、传里,经常会有重复。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分类编排,标题立目。每篇叙述一件史事,内容集中,简明扼要,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读来一目了然。既可避免编年体的分散,又能避免纪传体的重复,只是缺乏史事之间的横向联系。

还有政书,就是专讲中国制度文物沿革的史书。一般指“十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0部政书的总称。最早创立这种体裁的是编撰《通典》的杜佑。杜佑是唐代宰相,很有学问。他想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中,总结利弊得失,为当时的唐王朝提供借鉴。我国古代的制度是很有延续性的,在“十通”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有人要写一篇有关土地管理制度的博士论文,我说,你去看“十通”就好,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以前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很有条理的,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乱。

还有一大类就是“史评”,包括历史评论,总结历史的得失。最早的史评是在《史记》里面,司马迁在每一篇本纪或列传后面都有一段简短评论,即“太史公曰”,对于这个人物或事件都有一个评价。这个是最早的史评,后来就有人写成专门的书。历朝历代都有很多这样的史评,比较有名的像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他看了《通鉴》后,对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表他的评论。这些历史评论反映了古人的历史观,是很珍贵的思想资料,可惜现在很少有人去注意。我年轻时曾想把这些史评的精品编起来,可惜后来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另一类史评是史学评论,例如,唐代刘知几写的《史通》,对怎么研究历史、评价历史,有非常系统的阐述。把如何评价历史作品的好坏,标准是什么,非常详细地写出来。《史通》说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有了这么系统的史学理论总结。中国的历史学不但有实践,有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有一整套理论。我们老祖宗的史学实在是古代世界最发达最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