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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节，我是与樊井泉在韭菜垭度过的。在隆冬的冰雪世界，高山林海银装素裹。我们与几条猎狗相依为命，每天在北风怒吼，雪雾交加的高寒地带跋涉搜寻。一次，在通往红岩洞的雪山上，看着已骨瘦如柴的樊井泉领着一大群猎狗，在暴风雪中挣扎，我对他说：“今年的雪特别大，我真担心你，明天咱们还是返回韭菜垭大本营吧。”
“我看你还是多担心一点你自己吧。”他说。
我们在天黑后，总算钻进了天葱岭东边山谷里的红岩洞栖息地。这是一个十分隐蔽，可以容纳五六个人的山崖根。这里是猎人们夏季在森林里狩猎的据点，大雪封山后，猎人们带着各种战利品早已回家过年去了，现在他们的据点就成了我们的大本营。红岩洞外有猎人们留下来的大量干柴，我们很快燃起一堆篝火。入夜，我们打开破烂的鸭绒睡袋，躺在猎人们睡过的堆着干草的地铺上休息。
“你别看我这把老骨头，告诉你吧，我1958年离开钻井队，就到了山西省体委踢足球。”樊井泉突然对我说道，“1974年又转入太原钢铁公司足球队。你别看我人瘦，我这一身骨头可是跟钢铁一样硬着呢。”
“今年的雪这么大，看来希望又很渺茫。”我说。
“一个千古之谜，哪能那么容易就能揭开。”他说着突然反问我，“怎么？你是不是失去了信心，要不然你可以回去与老母亲享受天伦之乐，让我一个人在这里过年。”
“你一个人在这里过年？”我说，“你还是别吹。”
“别吹什么？没想到，你还这么狂妄自大。告诉你吧，我一个人在深山过年的时候，可能你还在穿开裆裤呢。”
我说了一句对他不信任的话，没想到引出了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段辛酸的往事。他之所以能走进神农架与我为伍考察野人，完全是与他的命运分不开的。
1957年冬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工业部西北勘探大队当见习生的樊井泉，从广州走进了陕西省秦岭的太白山。大山的魔力吸引住了这个热爱大自然的青年。在离勘探大队二十多里的山沟里有一个天坑。从天坑里经常飞出成群成群的野鸽子。在勘探队即将返回北京休整的期间，上级三令五申，勘探队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擅自离队。但已对天坑里的野鸽子入迷的樊井泉，却邀约一班胆大妄为的青年，要到天坑去探险。走到天坑边，樊井泉自告奋勇，把安全绳系在腰间，他就带上电筒，让几个青年在上边拉着绳子，把他慢慢地往天坑里放下去。
“放——放——放——”樊井泉一边朝天坑里进军，一边在阴暗、潮湿、深不见底的天坑下指挥着上边的人们往下放绳子。
科考队员在林海雪原跟踪追击野人。
一根几十米长的绳子快放完了，突然绳子被卡在了岩缝里。由于天坑太深，已渐渐昏迷过去的樊井泉突然停止了呼喊。没听见了下边的动静，天坑上边的同伴们这才觉得不对劲。他们在惊慌失措之中，只知道蹲着腿，咬着牙，拿出吃奶的力气，将天坑底下的人往上边拉。他们左拉一阵，右拉一阵——直到将卡在岩缝里的那截绳子完全磨断——直到齐心协力拉起来了一根空绳子。
勘探大队长闻讯，带上几十个工人赶到了天坑边。他们打开探照灯，把一个工人拴在大箩筐里放到了天坑的底下。因空气稀薄，瘴气熏天，早已昏死在白骨累累、骷髅成堆的万人坑里的樊井泉，这才被几十个勘探工人七手八脚地救了上来。性格刚烈的队长可能为了出气，或者为了给他驱魔赶鬼，“啪！啪！啪！啪！”一连给了樊井泉四个响亮的耳光。
樊井泉从国民党、土匪当年残杀劳苦大众的万人坑里逃出了性命，却没有改变他喜爱猎奇探险的天性。1957年深秋季节，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的政治运动中，从勘探大队所在地太白山的一个偏远山村里，突然刮来了一股野人风。充满好奇心的樊井泉，就拿出五块大洋给村里的一位肖大爷做报酬，请他带路进山看野人。当他尾随肖大爷走进山中的一片栗树林时，他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约二米高的母野人，正带着一个小野人娃娃，从栗树林深处慢慢走了出来。有些惊奇又有些胆怯的樊井泉紧靠在肖大爷身边，他站在离两个野人两米远的地方，瞪着眼珠子，从头到脚，从母野人的周身到腿丫子，仔细地观察着。
樊井泉看不够，第二天又去看，第三天还去看……他不但饱览眼福，天天都看到野人，听肖大爷介绍那个小野人娃娃已六岁，第三次进山时他还蹲在野人母子俩身边，一边看野人一边拣回了许多栗子。直到有一天，他因缺席了一次反右斗争大会，他三次进山偷看野人的秘密终于败露——他被停职写检讨，接受勘探大队的几个苏联专家轮番询问，还经常站在右派分子身边参加陪斗。
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的夜晚。正站在樊井泉身边被斗争着的右派分子——中国重工业部西北勘探大队总工程师裘应磷教授，因长时间站着被批斗，大衣皮帽早已被愤怒的工人们扔在了一边。看着一把鼻涕一把泪，浑身发抖的总工程师裘应磷突然瘫倒在了地上，樊井泉便走上前一把拉起他，并拿起裘应磷的大衣和皮帽给他穿戴在了身上。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樊井泉，因“目无组织纪律，先后三次擅自进山偷看野人，并丧失阶级立场，同情右派”等错误，被开除了团籍，被带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下放到了专扛钻杆的右派队。他从此养成了抽烟的嗜好，从此弥漫的烟雾带走了生活的欢乐，绵绵不断的愁云遮住了笑脸。当所有工人都回家与亲人团聚以后，年仅25岁的他却被宣布，要在深山守护一个钻井台和大量设备。第二年，勘探大队返回了北京。樊井泉因偷看野人受到处分而没有回北京。幸亏他在大学时代是出色的足球队员，1958年，他被山西省体委选进了省足球队，安排在了太原钢铁公司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百万计的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4月，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分析化学研究室主任的裘应磷教授，已成了太原钢铁公司工程师的樊井泉，当年在重工业部被划为右派的结论在北京得到平反。平反大会刚刚结束，樊井泉听说中国科学院同意他参加鄂西北野人考察队，他便满面春风，从北京赶往了武汉洪山大礼堂，参加了1980年5月4日至6日，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亲自出席的“鄂西北野人考察专题工作会议”。随后雄心勃勃走进了神农架。
探秘神农架——作者李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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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樊井泉住进红岩洞后，我们每天沿着猎人们的霸路从山下朝山顶攀爬，向周围作辐射状搜索。一连攀山五六天，早已是人困狗乏。两个人的力量有限，背了行李、武器、人的粮食、炊具等物品，我们无法为六条猎狗背食物。我们进山也只带了一个钢精锅，因此人吃饱了，猎狗们却一直挨饿，加上天寒地冻饥寒交迫，猎狗们都瘦成了皮包骨头的样子。
猎人们盘踞的宿营地，周围总有被他们扔下的各种动物的毛皮、头颅和残骨。饥饿的猎狗们就一直围着它们拼命地啃食咀嚼。
1982年1月23日，农历辛酉年的除夕前一天。随着寒潮的来临，一股强冷空气卷着满天的乌云，把山谷里变得像锅底一样黑的时候，我和樊井泉踏上了返回韭菜垭大本营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