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农委所属的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名义，同白老板签订了一份进口1万吨化肥的合同，合同金额为970万元。合同签订后，白传典提出要10万元活动费，开发公司经过思量后，给了他9万元。交了活动费，化肥却没有影，开发公司的人便追着白要化肥，白对农委的领导说：化肥进不来不要紧，我能从国外引进200亿美元资金，你们不是建20层综合办公大楼正缺资金吗？我可以给你们3000万。农委领导便信以为真，化肥也就不追了。
1993年3月，广西防城市兴兴达公司的一名司机，不知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位“腰缠万贯”的白传典，并把他介绍给了公司经理。从此，白传典和姘妇王雪娥便成了这家公司的贵客。白告诉他们，他是台湾永东实业股份公司和香港阳龙国际有限公司的总代理，并称其父原是国民党少将，王雪娥的义父欧文化同******的亲家是好朋友，他们在台湾有几十亿美元资产，能从越南搞到进口钢材、三合板。
兴达公司一听，有这样的大台商还愁不发财？于是，便同白传典后签了进口钢材、三合板的3份合同，合同金额为4797万元，应收定金953.4万元。当时，兴达公司对这953.4万元定金有些顾虑，便让白提供担保，白便找到了他曾许诺给3000多万建大楼的那家农委。为了安全起见，农委开始还是半信半疑，可是白的一番高谈阔论的保证辞下，农委最后是卸下了防线。于是，便由农委开发公司出具有担保书。有了担保书，兴达公司便将953.4万元定金分3次汇入农委账号，由白随意支用。兴达公司支付完了定金，又有担保书在手，心想这回该进钢材、三合板了吧？可一等没有，二等还是没有，便派两个人到南宁找到白传典催要。白传典到哪里给你进钢材、三合板？有他们提供的900万元定金花着用就是了。
址以4个月后，白传典在被他们催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到当地市场花高价买了1545吨钢材应付。这样兴达公司算是追回了478万元。到了8月份，白传典、王雪娥便找机会溜掉了。一直到了1994年2月25日，在广西北海，兴达公司的人才又追上了白传典。这时白传典已快把兴达公司的500多万定金花完了，手中只剩一辆价值32万元的公爵王轿车，总算被兴达公司追了回来。这样，兴达公司付出了443.4万元的损失。由于当初是那家农委担的保，兴以司只好走上法庭同他们唇枪舌剑去了，可这又起什么作用呢？
1993年11月，成都四海建筑公司北海分公司一位负责人，通过一名政府部门领导人介绍，认识了白传典。白自称是台湾永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综榈油厂股东，并拿出马来西亚护照让他看。白传典说，要是投资5亿元人民币修建全长130公里、从广西玉林到北海市铁山港的公路，可由他们承建玉林收费站至博白段公路及清湖江桥这段80公里的土石方、路基、路面、护坡等。白还出示了同地区交通局签订的合资修建公路的协议书。有了部门负责人介绍，还有交通部门的协议书，又验看了人家的护照，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呢？这样的好事又到哪里找去？这位负责人马上向领导汇报，当然是一拍即成，很快与其签订了3.5亿元的工程合同。在合同签订之前，白对他们讲，他要马上回香港筹集资金，缺少点差旅费，先借5万元暂用。
1993年12月2日下午，白传典便轻而易举地拿到了5万元现金。可刚过5天，白又打电话说，前几天借的5万元已用完，是否能再借30万。
12月11日，装在密码箱里的10万元现金及20万元现金支票又送到了白住的宾馆。
12月14日，白传典离开北海再无消息。
从那以后，北海公司的这位负责人就开始了漫长的催促兑现合同、讨回借款的过程。两年多时间，不仅没有兑现合同，更没追回借款，反而为此又损失了13万元，并受到上级的处理，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可悲可恨的是，那位负责人始终是执迷不悟，像是被白催了“迷魂汤”——死心踏地相信白传典，直至案发后才翻然悔悟。
白传典在1994年到了济宁之后，竟开设了固定的“诈骗公司”，在这里编织一张张骗网，等待着猎物。1994年2月10日，这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济宁太白酒楼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白传典。他是接到姘妇王雪娥的电话赶到济宁的。因前几天，王雪娥带领着白的女儿从南宁去了郓城白的老家，见那里生活条件太差，才又来到济宁，住进了太白酒楼。
济宁人热情好客是有传统的，值班的酒楼负责人见来了这样一位外商，自然更是关怀备至，热情接待。
白向人炫耀，他父亲原是郓城、济宁这一带有名的还乡团头子，身上有过60条人命，逃到台湾后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并说王雪娥的义父欧文化与蒋孝勇的岳父是至交。白传典还说，他自从到台湾后，一直跟着******干，现在有6亿美元资产。这次回来，是想为家乡做点事，以挽回父亲在家乡的影响。集外商与台商身份于一身的白传典，很快受到重视，人们纷纷向他介绍济宁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条件。白传典满口应允投资2.6亿元护建太白酒楼二期工程，投资5亿美元开发小北湖，建国际机场。“财神爷”不请自到，当地人是欢欣鼓舞，喜上眉梢。很快，济宁太白国际饭店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并领到了营业执照、刻制了公章，白自然成为该公司董事长。他在太白酒楼设立了办公、接待、财务等办事机构。
1994年6月，河南一家投资公司设在广西北海的银珠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单某，听说在济宁有一个很有来头的外商，准备投巨资兴建大酒店，心想如果能承揽下这个工程，肯定能挣大钱。时间就是金钱，单总经理马不停蹄在赶往济宁，会见了“传奇人物”白传典。单某亲眼目睹了白在济宁的气派，又看了他的护照、太白国际饭店的营业执照以及开发用地证明等文件，并走访了许多“知情人”，对白的身份深信无疑。
真是水到渠成，白传典非常爽快地同意单总经理承包该项工程合同，工程造价为2.6亿元。可有一条，签合同之前，必须先交50万元定金。单总经理看到这样一声肥肉还能说什么呢？交了50万元定金，6月14日合同顺利签字。到了7月初，单总经理又来到了济宁，因为合同规定7月10日开工，可开工日期已到，为什么还没有开工的消息呢？白说，图纸在北京修改，要到10月份开工。到了9月，单又来济宁，问白为啥还没开工的动静？白说，图纸在北京还没来，要拿图纸，需50万，问单肯不肯借。单总经理心想，到这个关口啦，还思量啥？50万元汇票又到了白传典的手里。
可单总左等右盼还是没有任何白的答复。心里有点毛了，便开始“追星”式地寻找白传典，而白传典不是去北京，就是去深圳，飘忽不定，费了好大功，才打听到白传典正在深圳南洋大酒店。找到他后，白一推再推。
在南洋大酒店，单总算是开了眼界：白传界的住处一天到晚客人不断，有让他去投资开发的，有请他去考察的，有给他送钱的，也有追着要债的，这帮来了那帮走，像走马灯一样。单总虽然一步不离地追着白传典要车、讨款，可追了一年多，也没追回一分钱。直到案发后，算是追回了那辆凯迪拉克车，至于那100万，只能查白传典的花费清单了。
1994年4月，中国水电广西桂林一家人，也是得知济宁有个大“台商”，正在建大酒店、开发大北湖，便主动找上门来，请到南方投资发展。白传典一口应允，并与他们签订了承建玉林铁山港一级公路工程合同，工程造价4亿元。付上定金50万元后，又与其签订了1000万元太白酒楼土建装饰工程，以及开发建设鹿洼煤矿3.5亿元的工程合同，还有开发小北湖4亿元的意向：当他们对这样大的投资提出疑问时，白传典说：我在台湾和国内有100亿美元资产，你们这点工程算什么，如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太白酒楼以4000万作抵押。由于他手中持有济宁太白国际饭店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你能不信吗？
还有中建五局北海公司，为了承建济宁太白国际饭店副楼及附属工程，于1994年7月也心甘憎爱分明愿地送上10万元定金。白传典在向工商部门申报工商登记时，提供了一份所谓“亚太银行财务有限公司”的保函，金额为100亿美元，而经国际刑警组织查实，澳大利亚没有“亚太银行财务有限公司”这家银行。不言而喻，白传典从始自终都是为了骗取尽可能多的金钱。可在济宁收获甚微，于是，他的黑手伸向了富庶的广东四会市。
为了把这个大财神请来投资建公路，该市于1995年7月派人从深圳把白传典及女翻译杨永薄等人接到四会市，待若上宾。白传典也十分“慷慨”，以马来西亚阿苏里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四会市签订了投资4000万美元搞公路建设的合同。合同签订后，白传典仍使用他那一套用熟了的骗技，说是要到香港筹款，需要部分经费，还要给办理身份证。堂堂的外国大老板，去香港还要找别人借路费，是外商就有个护照，还要中国身份证干什么？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可四会市仍本着“诚信为本”的原则，分两次给了白传典17万港元当路费，并为他们每人以四会市居民身份办了身份证，以及赴港所需一切证件。1995年9月26日，白传典和杨永萍顺利到了香港，自然是风光占尽。
从1990年到1995年5年时间里，白传典先后在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地与一些政府部门、企业签订各类经济合同7份，合同金额几十亿元。
1997年10月6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白传典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点评：急于承包工程，要多少定金都毫不含糊地如数奉上——这就是那些经理、老总上当受骗的原因和过程，以下两句老话可能便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磨刀不误砍柴功，小心使得万年传。
特大购销合同诈骗案
导读：尽管自己也是“受害者”——佼尽脑汁诈骗来的巨额财富又被“黑吃黑”地骗走，可史永华终究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1990年10月11日凌晨3点钟，浙江嘉兴市临近西郊的大街上，一片墨黑。嘉兴第二地方工业供销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政新和业务员王玲环利，开车带着5名押货人员，到南京金陵饭店提货。近两年来，这家公司向史永华承包的太仓时思工业供销公司订购电解铜，先后成交7000多吨，金额1亿多元。1990年9月15日，史永华说要去云南金平铜矿，他在那里投资200万元，帮助建造了一条生产运输线，开采的1/3的铜由他销售，要嘉兴“二地”公司集资购铜。9月18日王玲环利信以为真，自带1004万元汇票，送到上海交给了他。
从此，近一个月史永华没有露过面。10月10日史永华突然打来电话，说云南已发出670吨电解铜，要李政新和王玲环利亲自带5名押货员，到南京金陵饭店找他。李政新心头是如灌了蜜般的兴奋异常，“先下手为强”，于是就披星戴月出发。
不一会，上海闸北区物资公司、江苏时思工业公司、苏州市贸易中心的负责人都陆续赶到，到“金陵”来找史永华。大家寒暄一番，谁也没有说明来意。可是他们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还是不见史永华的影子。
有人焦急了，不禁脱口而出：“你们等谁？”
“等史永华，你们呢？”
“也是等他，是不是他通知你们来提货？”
“是呀！”
一番相互招呼，大家方才知道都是“同一条道”的。可现在史永华连个人影都没有，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被骗啦！
傍晚，史永华还没有来。提货已成泡影，人们才相互打听，继而大吃一惊：史永华亏欠这几家单位的货款，竟达4491万元之巨！
上海闸北区物资公司经理倪福生，原本是个精明人，他等了一天不见史永华来，已经预感到骗局发生，呆在“金陵”不是办法，不如及早赶回上海商量对策。他便笑嘻嘻地对大家说：“你们再等等吧，我有事先走了。”
第二天，提货单位的人陆续离去，唯有李政新和王玲环利仍深信不疑。因为，不久前，史永华打电话给王玲环利，告诉她有一批电解铜从云南发往上海杨浦车站。他同时又打电话给自己的押车员周明，要他派35辆卡车到杨浦站去提货。周明从运输公司租了35辆卡车到杨浦站，根本没有从云南发来的电解铜。事后，史永华又来电话，说货已到南京站，因缺件正在交涉，保险公司在查。王玲环利想，也许史正在忙着交涉这批缺件，因而很有把握地在“金陵”等着。尽管人们还抱最后的奇迹出现，可一连三天史永华迟迟不来。情不得已，只能报案。
1990年10月18日中午，浙江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沈庆余正在海宁调查情况，一个专线长途从省厅寻踪而来。
“您是沈处长吗？我是嘉兴市局王强，我们这里发生一起特大诈骗案，江、浙、沪三地被骗走4000多万巨款。”
沈处长心里一怔！被骗如此巨大的金额，建国以来，浙江地区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