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他赶到嘉兴市公安局，会议室已坐满了人。郊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胡建丰开始向大家介绍案情：“本案主犯史永华，原是大华五金机电商店业务员。他辞职后在江苏沙洲杨溯工业供销公司当业务员时，认识了嘉兴第二地方工业供销总公司业务员王玲环利，当时做过几笔生意。1989年起，又与王玲环利开始有业务往来。那时，他先后承包了江苏太仓时思工业公司、中国海洋直升飞机专业公司上海工贸公司和江苏吴县太平乡工业供销经营部等单位，把每吨低于市场价1000元的电解铜卖给嘉兴“二地”公司，成交前后有7000多吨，总共价值1亿多元。
10月15日，嘉兴郊区区委、区行参加了乡镇企业局召开的紧急会议，派人到上海银行调查，得知一笔1500万元的款子已流向珠海，同时还发现史永华的妻子早已办了去汤加国的护照。现在已派人去珠海调查，犯罪分子很有可能逃出境外。
沈庆余处长听了汇报，果断地决定：第一，派人到上海民航，弄清史永华坐的哪班航机？第二，派人到边防口岸去查史的妻子是否已经出境。第三，派人去云南金平铜矿，看史永华有没有去过？第四，王玲环利接到史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第五，弄清境内有没有史的同伙？第六，搞清被骗赃款的流向。
接着，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夏仲烈和副厅长蔡杨蒙召集会议，专门研究。鉴于史永华诈骗的金额特别巨大，又涉及到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决定派员北上，向公安部汇报。公安部五局受部领导委托，立即召集两省一市公安刑侦处长会议，确定案件分工原则，协同作战。侦查机器在迅速转动，时刻搜索着史永华的踪迹。
时光流逝，转眼间已是元宵，澳门半岛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之中。午夜时分，澳门大德里夜总会，两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年青人正交头接耳。青年人指着身旁一个穿西服的中年男子说：“他就是澳门警司‘签署’，有事可以找他。”
高个子史永华来到这位警官面前，低声低气地说：
“警官先生，请你代我找一个人。”
警官早就注意到这个陌生人，毫不介意地说：“你要找什么人？”
“我有个朋友欠了我一笔钱……”
“你叫什么名字？”警官疑问道。
“……”史永华做贼心虚，他发觉警官对自己有所怀疑，便改口说：“警官先生，我有点事，自己去找吧！”
一出门，史永华犹丧家之犬，转眼间掩没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
史永华逃避了澳门警方的视线以后，在大街小巷乱窜一阵，走进了一家僻静的咖啡馆，想在这里听听音乐，定一定神再决定去向。
咖啡馆里，寥寥无人，茶色玻璃在转动。优美动听的轻音乐，令人陶醉。史永华坐在咖啡馆一角，独自呷着咖啡，望着室外来去如梭的车辆沉思。
这时候，有两个身穿西装的澳门男子，几乎和史永华同时走进咖啡馆。他们相互会心地点了点头，与史永华同桌而坐，“请您把护照拿出来。”
史永华一听提到护照，拿在手里的咖啡杯骤然跌落，摔得粉碎，可经过大风浪的他很快便气定神闲：“你们凭什么要看我的护照？”
那个年轻的警官加重了语气：“请您拿出护照，我们是澳门警局，要检查您的身份！”
完了，一切全都完了！史永华想不到行动已被警方监视，迟疑地取出护照。
“您是中国当局正在缉拿的人！”
史永华犹做困兽之斗，花言巧语试图逃避责任，可当刑警掏出手枪时，他彻底地烂摊如泥。他被押往澳门警局。
国际刑警组织广东联络处主任舒伟候通告嘉兴公安局副局长王强：“你们通缉的诈骗犯史永华，已经被澳门警方擒获，请马上派人押回。”
1991年2月26日午后，一架班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徐徐降落。王强和何小刚带领8名干敬，匆匆走下舷梯，坐上小车直奔广东省公安厅。
在会客室里，舒处长详细介绍了澳门警方捕捉史永华的经过后说：“刚才我同珠海通了电话，史在珠海公安局看守所，你们现在就提审。”
广州到珠海，有几百华里路程，为了争分夺秒，王强一行顾不得休息，驱车直奔珠海。
一个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双眼布满血丝，趿着一双拖鞋的男青年步履蹒跚地走了下来。他见了王强就痛哭流涕地说：“我现在妻离子散，人财两空，对不起政府……”
经过商量，为了搞清史永华在境外的活动，立即就地审讯，史永华坐在审讯室里，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了他诈骗犯罪和浪迹天涯的经过。
史永华是当时中国诈骗巨案的首犯，他的行骗早在两年前就做了准备。1988年，他承包江苏太仓时思工业公司以后，一直亏本，就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抵债。
他想，长此下去，漏洞越来越大，唯一的办法，只有卷一笔钱，逃出境外。于是，他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用高价进、低价出的手法，把市场紧俏工业原料电解铜作为自己的经营内容。要行骗，首先要对准目标。嘉兴是工业新兴城市，原料奇缺，认识第二地方工业供销总公司业务员王玲环利以后，眼看她急着要货，就开始作亏本生意，以此来买“信用”。生意越做越大，亏损也同样增加。
直到1990年9月出逃前，为了获取巨款，史永华在上海、广东分别打电话给王玲环利及其他几家要货单位，谎称到云南办货。王玲环利中了圈套，她把1004万汇票送到上海后，史永华带了妻子携款到珠海换成港币汇入澳门，取款潜逃。
史永华要各家受骗单位开了卡车到南京金陵饭店提货，实际上是宣告骗局发生。因为他骗了这些单位巨款以后，逃到珠海策划出境，在假护照没有办成，巨款没有出境以前，尽量蒙蔽这些单位，时时通话，表示自己不失信用，免得他们觉察后报案。一旦款子流向境外，他就在珠海银都酒店分别打了近30个长途，通知他们去南京提货，自己却早已离开大陆这块土地。
我满以为自己从此后尽可享受荣华富贵，风光无尽地过上贵族生活。可是，我错啦……“强中更有强中人”，我是赔了夫人又折财，在逃出境后失去巨款和妻子，惟有一块金表和10万港币。
在茫茫世界里，史永华身边的钱很快花完了，他不得不走进拍卖行，把那块金表变卖了9万港币。不到几天，又全部花光。他又走进典当厅，把金戒指、项链、手链都当了。在流浪中，最后不得不到杂居区计时旅馆去住，深夜进去，一早出来。春节到了，一只钱包又被人偷走，身边没有钱了，唯一留下的是几百元葡币……
1991年3月9日，广州车站。一辆警车急驶而来，车上跳下几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把一个戴手铐的人犯押进车站，登上广州开往上海的50次软卧车厢……
点评：史永华骗来骗去，一出国境连自己也被骗去夫人又折兵，真所谓“眼前报，还得快”啊！然而等待他的，还不仅仅这些，还有法律的惩罚。
合同上的手脚Ⅰ
导读：小小一张合同，不法分子却大作文章，骗取无以计数的不文之财，且让我们来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每每夜幕降临，繁华的都市里，各大舞厅、酒吧、酒店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这样一些大款们的身影，身着名牌服装、花钱阔气，一掷千金。他们不是成功的企业家，不是精明的商人，也不是继承海外巨额财产的“小开”。他们没有什么正经的职业，他们从事的“行业”，用民间语言表述叫做：做“跳楼”生意。用书面语言表述就是利用假合同和其他手段骗买骗卖。这里仅浮光掠影地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扰乱市场秩序，给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破坏的。
（一）
将近而立之年的尹某，供职于成都市某一集体商业企业，他并不想脚踏实地地稳扎稳打，在一次全国糖酒交易会上，他谋划“独辟蹊径”快速致富。
大型的交易会使他茅塞顿开：这么大的机会里亦有大的漏洞。尹某有了蓉城“练兵”的经验，尔后就到郑州、石家庄去大显身手了。借全国糖酒会在这两个城市召开之际，他先后窜至这两个城市，凭着伪造的一些国营糖酒站的公章、合同书等，混迹于代表之中。他先后以伪造的国营糖酒站的名义同广西、河北、江苏、内蒙、湖北等省、区参加交易会的一些国营、集体企业代表签订经济合同，采取“托收承付”、“货到付款”等方式，骗取货物达百万元之巨。
尔后，他将货物以“跳楼价”抛售，换取大量现金，然后大肆挥霍享受，致使国家、集体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尹某的手段其实也十分拙劣，当时在郑州全国糖酒交易会上，他把自己私刻私印的“全国糖酒总监督”的标记别在胸前，这莫须有的头衔竟使得一些企业代表敬仰万分，纷纷以能攀上这全国糖酒总权威为荣幸，不仅把他礼若上宾，以酒肉款待，还甘心情愿地将数万、数十万的商品奉上给“总监督”大人。“总监督”倒反有几分勉强地“托收承付”或“货到付款”了。
由此可见，轻信、求售心切以及缺乏常识等都助长了诈骗行为。当然，更为主要的则是我们的有关法律、措施等的不健全和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才使这些骗子有机可乘。
（二）
一家中美合资公司冠冕堂皇来大陆寻找合作伙伴，实则是趁此大搞诈骗。
他们打着可以到美国去工作的幌子，在报纸上登出招聘广告。一时，打听者、报名者潮水般涌来。
报名者先要签一份合同书。
合同书上写着：
本公司经营日用化妆品。其产品畅销于世界各国，因而需要大量的推销员为本公司服务，现经公司人事部批准，特在华招聘产品推销员、公关人员、广告创意人员及广告模特儿共500名。
应招人员必须精通至少一门以上外语（除有志在国内服务的公民之外），凡应招者在短期内迅速了解本公司产品性能、特点，并接受本公司对您的推销考核、公关考核等。考核成绩优异者，将被正式聘用为我公司职员，然后由我公司出资代买机票，将被聘用的正式职员送往公司所在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更专业更系统的培训。出国的一切手续由本公司人权承办。凡应招者应预交300美元（或相当于兑换成300美元的人民币）培训费，如在培训后的考核中达不到本公司的要求，培训费一概不退。
下边就是公司负责人和应聘者签字。
当然报名者也存有疑虑，生怕会上当受骗，但细细分辨手续等场是合法的，且接待员中还有兰眼睛高鼻子的洋人，他们最后的防备之意也就烟消云散。
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实际上根本分不清欧洲人和美洲人的区别在哪里，就像欧洲人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实际上，那些进进出出的洋人有多一半是花钱雇来临时“串演”角色的，就连花钱的雇主还搞不清楚他们哪个是澳大利亚人哪个是罗马尼亚人呢！
应招者每人交了300美元，然后参加了由洋人任教的培训班，洋人教他们推销术、公关术、创意术等，然后把一堆滞销的产品平均分给每个应招者，由应招者按照公司提供的价格在的期限内推销出去。
产品是劣等的，价格是昂贵的，期限是紧迫的，推销者没有一个能够如期完成任务，结果统统不符合公司的要求，统统的转身回家，统统的白交了300美元。
公司轻而易举就“净赚”50多万元人民币，等人们发现上当，求助于法律机构时，执法人员也只能摇头叹息，无能为力，因为合同上白纸黑字明摆着。
（三）
1984年8月15日，山东省苍山县工商局签发了“苍山县卞庄镇购销贸易公司”的营业执照，这样，一个无资金、无资源、无场地的皮包公司宣告成立。“山东省苍山县购销贸易公司”的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相继出笼。于是，一场诈骗的话剧开演了！秋风习习的九月，作为业务经理的韩海成怀惴“土特产”——2斤玉米出现在繁荣昌盛的广州市。
广州对韩海成并不陌生，他曾两次到过这里，他知道作为经理应如何去做。很快，他结识了广东省回会县某综合厂业务张金初。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张金初介绍：我们公司是山东省最有名的，我们有几百万资金，我们和海外几百个集团有业务联系，我们手里有大量的玉米、干姜片急待推销，这是样品，价格很便宜，我们一直恪守信誉，外商还给我们送来了锦旗……
于是，经过一场讨价还价，韩海成和该厂经理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由韩海成以每吨340元的价格向综合厂供应一万吨玉米，此外还签订了以每吨3800元价格向综合厂供应干姜1000吨、干姜块2000吨的合同，总价值1480万元。合同规定，货到广东南站或广州黄博港。但购货方得先预付480万元。
综合厂经理毕竟不是省油的灯，征战商场几十年，他在签订合同之前已派人“明查暗访”，终是识破玄机，韩海成的黄染美梦破灭了。
1984年10月，韩海成二下广州。第一次的广州之行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这次他是听说广东的麻袋行情看好，特地买了13条麻袋，花去30元钱。
这次广东之行了与张金初联手行动，于1984年11月14日与广东某公司签订了一份1700万条麻袋的合同，价值1155万元。接着又与广东莞县沙田联合开发公司签订了100万条麻袋的合同，同中国华安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佛山分公司签订了500万条麻袋的合同，两个公司分别将121万元和93万元的预付款给苍山县购销贸易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