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的头像怎么是倒着的？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集邮的已经记不确切了，是初小还是高小？是八岁还是九岁？
反正从他第一次看到邮票的时候起，就喜欢上了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纸片。
父亲在一家英国人办的洋行里当一名小职员，因为业务繁忙，往往把一些白天没有处理完的信函带回家，晚饭后再加班翻译回复。
正在读小学的哲夫看到父亲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信封儿，信封儿上又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邮票，觉得又好奇又好玩儿。他总是站在父亲的桌旁不走，眨着一对稚气的大眼睛贪婪地盯着那些邮票。为了打发孩子回屋睡觉别影响自己的工作，父亲不得不把几个用过的旧信封儿或是几张旧邮票送给他。这一招可真灵，哲夫只要拿到邮票就如获至宝，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邮票上的图案是火车、轮船、飞机，还是留着胡子的洋人头，他一律欢迎，总是小心翼翼地带回去，高高兴兴地回屋睡觉。一来二去似乎养成了习惯，要是哪天得不到父亲的赏赐，小哲夫就赖着不走，把父亲缠得没办法，只好向他让步，让他把已经收集的邮票拿出来，指给他这张是哪国的，那一枚是哪国的，这个轮船是什么号，那个大胡子又是什么人。如此一来，哲夫对集邮的兴趣更浓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跟随父亲去了洋行。在洋行的门房里他见到了成捆成捆的信件，真是大开眼界。从此，他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到洋行去，在门房老伯伯的帮助下把废弃不用的旧信封儿、旧邮票收集起来。这么一来他所收藏的邮票数量猛增，品种也越来越多。
上初中之后，家里给他的零花钱他从来也不乱花，积攒起来购买邮票。过年的压岁钱是笔不小的财富，别的孩子买糖买炮，他却把压岁钱全都买了邮票和集邮册。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一向有集邮的传统，各班同学间在课余时间交换邮票已是司空见惯。郑哲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些机会，他总是把手中多余、重复的邮票拿出来与别的同学交换，丰富充实自己的收藏。
久而久之，日积月累，他在全班几十个爱好集邮的同学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别的同学只有一两本邮集，他已有了七本，别的同学只有重庆本地的，最多有几枚大后方的，他却有沦陷区和伪满洲国的，而且还有两大本外国的，什么英国、美国、印度、缅甸，连苏联的都有。虽说他只有十四岁，只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他的集邮册中也没有什么值得向人夸耀的精品珍邮，但在班上乃至学校里，俨然是个小小集邮家了。每当上学或是放学的路上，他背着鼓鼓的书包与同学走在一起时，往往会听到其他班的同学在旁边指指点点：“你们瞧，那个走在中间、个子不高、背着大书包的就是郑哲夫。他的邮票可多了。”
星期六是哲夫的节日，下午只有一堂课，早早的就可以离校进城，先到父亲所在的洋行里把积攒了一个星期的废旧信封儿塞进书包，再到邮局或邮票社选购邮票。晚上回家，把一天的收获都摊在床上，一个一个地看，一封一封地查，每当发现自己尚未收藏的邮票时，那股高兴劲儿真是无法形容。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又是个星期六，对于山城重庆来说，似乎与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热潮早已过去，各式各样的抗日英雄纷纷亮相，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大肆抢购飞机票，争先恐后地飞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沦陷区，一群颇为时髦的接收大员应运而生。哲夫只是个初中学生，他的脑子里可没有那么多的国家大事，他所企盼渴望的无非是想得到一些新的邮票，如此而已。按照习惯，他先去洋行，推开门房的小门之后他愣住了。他所熟悉的老伯伯不见了，换了一位板着面孔似乎从来也不会微笑的中年人。碰巧这个下午父亲也不在洋行，莫说想拿到旧信封儿，连门都进不去，只好空手而归。他在失望之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邮局了。
谁想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他兴冲冲赶到储奇门东川邮政局集邮组时，又同样遇到了一位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女士，一张长长的马脸引入注目，白煞煞的脸上有两条显然是用廉价的眉笔画上去的细眉毛，在又扁又平的鼻子下边却有一张鲜红鲜红的大嘴。哲夫刚一打问购买邮票的事，马脸女士就很不耐烦地用手指了指墙上的告示，示意让他去看。告示上写得明白，因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许多邮票的面值已经无法正常使用，故决定从即日起改变售票方式，由邮政局集邮组将若干种零票及若干张整版的邮票搭配在一起，按卷出售，每卷定价：法币50元。
哲夫庆幸自己刚好有五百多元，可以买一卷邮票。回去还有钱乘车，总算没有白跑一趟。不过，那一卷里都是些什么呢？
可不可以让自己挑选挑选呢？马脸女人回答得很干脆：“不行！”
哲夫把手上的五百元法币捏得很紧很紧，他虽然不大情愿但仍然用最温柔的语气对马脸女人叫了好几声：“阿姨，阿姨……”可回答仍然是那么斩钉截铁：“不行就是不行。”哲夫想挑选一下邮票的希望落空了。他只好抱着碰运气的心情交出了五百元钱，从马脸女人的手中接过了一卷不知名目的邮票，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
昏黄的电灯光比蜡烛或煤油灯的光亮不了多少，要想看清邮票上的图案和文字，必须把眼睛凑过去离得很近很近才行。
哲夫对这一卷邮票很是失望，从头看到尾也没有几种新票，大都是自己已经有了的。记得刚才有一个帆船的四方连，不知是北京版还是伦敦版，想再找到它却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小妹，你看到一个四方连吗？”
站在旁边的小妹蓓蕾今年十岁，正在上小学，每当二哥整理邮票时都少不了她。虽说她已经掌握了从信封上把粘贴的邮票完整地剪下来的技术，但二哥仍然不许她动手，最多只许她把剪下的邮票放进盛有清水的脸盆里。今天没有旧信封儿，不需要剪也不需要泡，因此蓓蕾也觉得无事可干。听到二哥问什么四方连，她连忙摇了摇头：“没有四方连，只有这么一张大邮票。”哲夫回头一看小妹手里拿的正是自己要找的帆船票，顺手就拿了过来。“什么大邮票小邮票，这就是四方连。你没看到这是四张相同的邮票成方形连在一起吗！”蓓蕾对二哥还是恭而敬之的，她当然无话可说，只好转到床边翻看那些摊在床上的整版整版的邮票。
哲夫听说，伦敦版和北京老版的帆船票相差无几。它们的图案基本相同，只是桅杆顶上的旗帜和“中华民国邮政”横框下方齿状短线两个地方略有长短，如果不细心比较简直就无法区别。现在手里的这几枚好像是伦敦版的，不过灯光太暗看不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小妹说话了。
“二哥，国父的头像怎么是倒着的？”
“二哥正忙着呢，别捣乱。”
“小妹不捣乱，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就是给印颠倒了嘛！”
“是小妹把邮票看颠倒了吧？正过来就是了。”
“头像一正过来，邮票上的字就又颠倒了。”
“是吗？让二哥看看。”
哲夫放下手里的帆船四方连，把小妹所说的那一版邮票拿起来仔细观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枚二元面值的邮票共五十枚，纵行五枚，横排十行。四周边框呈天蓝色，四角和中心图案部分为黑色。上边框的左右角分别有“贰”“圆”两个字，它们中间印有一个圆形的中华民国国徽图案——青天白日。下边框中间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六个楷体汉字。边框的两个腰上是阿拉伯数码“2。0”，中心图案是孙中山先生的免冠头像。由于边框和中心图案是套版印刷的，这一版错票显然是在套版时出了差错。
哲夫是在无意间用平价购到了一整版五十枚非常难得的错体票。他立即想到了有名的民国珍邮“宫门倒”。
民国初年邮政部门发行过一套十九枚普通邮票，其中面值以元为单位的图案是北京国子监二门的琉璃牌坊大成门。由于大成门气势宏伟，造型典雅，因此以它为中心图案的邮票俗称“宫门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汉口邮局的一位姓余的先生在工作时偶然发现了一整版五十枚二元面值的宫门票上的宫门印颠倒了。余先生当即将邮票上交给邮局的邮务长。为表彰他的细心和责任心，上司撕给他两枚留作纪念，把余下的四十八枚当作废票转呈给北京邮政总局邮务长——英国人阿材登。然而，阿材登却没有按规定将这些错体票销毁，而是据为已有，高价出售，“宫门倒”即成为世所罕见的民国珍邮了。
手上的这张错体票与“宫门倒”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二元面值，都是一版五十枚，都是在套印时中心图案倒置，都是在无意间被发现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宫门倒”是在邮局发现的，其错印之后又流传到社会上，而“孙中山先生头像二元倒”是在邮局正式流通之后才被发现的。
这一夜哲夫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决定利用明天是星期天的机会进城去打问清楚。